对于孔子的理解，恐怕不少人跟我一样：知道收录了他言行的《论语》很厉害，但是在觉得不少话有道理的同时，也依然会搞不懂另一些话究竟厉害在哪里；知道他的地位是被后世神化的结果，又不太知道哪些才是他本源的思想，它们又是怎么产生的。所以虽然我知道孔子，能背几句“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但无法对孔子形成确切的认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关孔子直接而确凿的记载太少，而后世的演绎太多。要触摸到一个真实的孔子，需要穿越太多迷障。

　　在这个意义上，李硕的《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对我而言简直就是“量身定制”的一本书。首先这是一本完整的人物传记，以孔子的一生为轴，清晰展现了孔子的生命历程；其次这也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通过孔子人生这条线索，将当时社会的运作肌理清晰、生动地揭示了出来。正是将孔子的人生和思想嵌入到了当时的社会肌理之中，作者才得以展开合理的想象，将心比心地贴近孔子内心，使其人生行迹和思想发展，有了令人信服的呈现。

　　这种令人信服的描述绝非易事。因为后世神话孔子的力量太过强大，而要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合理化解释孔子的一生，没有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深刻理解，没有对孔子人生追本溯源的“知识考古学”的功夫，殊难做到。比如，《史记》记载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母亲是颜氏女子，两人“野合而生孔子”。据作者的推测，孔子是在贫穷的外婆家长大的，《史记》为什么说孔子小时候喜欢玩祭祖宗的游戏，并不是预示了他以后成为研究礼仪的大学问家，“其实这背后的信息是，他小时候的家庭里没有父系亲属，也没有对父系祖先的祭祀活动，所以看到别人家祭祖，自己家没有，会很羡慕，自己做游戏摆上几个盘子碗儿，磕头拜祭一下，这叫心理补偿。”

　　《孔子大历史》认为，从“野合而生”到“认祖归宗”，是孔子一生最为关键的起点。史载，大概在孔子十五岁时母亲去世，他想把母亲埋到父亲坟墓里，但是不知父亲坟墓在哪儿，只好把母亲的棺材放到了大路“五父之衢”边。“谁会不知道自己父亲埋哪儿？而且，孔纥是十里八乡有点名气的小贵族，普通老乡打听他的坟墓在哪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所以，“这背后藏着的问题或许是，孔子从小跟着单身的农妇母亲长大，他们这家庭跟小贵族孔家没任何关系。停丧不葬，而且故意停在大路边，是在制造社会影响，让孔家那边注意到他是孔家的血脉。他没有跑到孔家去哭闹认亲，因为那时候的农民和贵族身份差别太大，这么做有危险。”结果，孔家终于承认了孔子，“认祖归宗之后，孔子母亲正式和孔纥葬在了一起。孔子太需要这个合葬墓来证明自己、自己母亲和孔家的关系。到此，孔子总算是有爹的孩子了，身份也从农民变成了贵族。”

　　看起来，这样的描述有点小说家的想象色彩，但结合作者对当时社会贵族和农民的生活描述等等来看，这样的推测既符合历史，又合情合理。书中这样“合情合理”的描述当然还有很多：在获得贵族身份后，孔子就要学着当贵族，孔子尤其擅长程序繁琐的丧礼和祭礼，“这助丧、助祭的工作，是儒家的老本行。因为这工作专业性太强，得好学的人才能搞明白，报酬又不高，一般贵族不愿意干。”而孔子的教育事业，和他的弟子团队，也正是在“社会需求”的夹缝里起步的。他教这些早期学生，主要是“职业教育”，最实用的知识，还不是“六经”那套高深学问。最实用的知识，当然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一套。比如驾车，驾驶四匹马的车，需要很复杂的技术。“四匹马驾车，有六根缰绳需要操控，它们怎么抓在手里，怎么操控，《诗经》叫‘六辔在手’，大有学问。”

　　孔子一生最重要的政治举措，是他54岁时搞的“墮三都”，就是号召在鲁国掌权的三桓家拆掉自己封邑的城墙。孔子反对“寡头政治”，希望恢复周礼，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他又不得不效力于“寡头”。书中对孔子的这种政治想法更有着深入的描述。“孔子是贵族、寡头和国君之间的骑墙派，一直希望哪边都不得罪，各方和平共处，把周武王、周公开创的政治局面维持下去。但这不是历史的趋势。后来（战国）的历史潮流，是国君物色到了一些肯给自己卖命、不计后果的底层人士，比如魏国用李悝，楚国用吴起，秦国用商鞅，搞‘变法’运动，消灭寡头家族，削弱贵族阶级，建立极权的国家机器，而且真成功了。”

　　“到了有所作为的关键时刻，孔子就不是书呆子了，他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智慧。”《孔子大历史》还原了一个历史情境中的人的形象，或许带着一些合理的“想象”，却是我们真正了解孔子的一条非常不错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