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之名最早见于《礼记》，东汉学者应劭释曰：“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曲阜，是孔子故里，地处山东省西南部，鲁西平原和鲁中山地接合部，北负泰岱，南引凫峄，东连沂蒙群山，西俯平野千畴，是中国古代文化重镇。

曲阜孔庙大成殿 

　　诸皇之地，文脉之源。曲阜早期文明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现代考古发现大量“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迹，证明人类祖先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在曲阜一带生息劳作。相传，曲阜是“人文初祖”黄帝的故乡，《史记正义》中有：“帝轩氏，母曰附宝……生黄帝于寿丘”，讲黄帝的母亲附宝在曲阜寿丘生下黄帝。至宋代，宋真宗“推本世系，遂祖轩辕”，认定黄帝轩辕是赵姓始祖，将曲阜县名改为“仙源”，并把县城移至寿丘西边，还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景灵宫祭祀黄帝。

　　炎帝神农氏曾率部在曲阜营都聚居，春秋战国时期的编年史《竹书纪年》和西晋时期专述帝王世系的史书《帝王世纪》等古籍中均有相关记载。清修《阙里志》中曰：“神农祠在鲁城归德门外，今村名犁铧店，神农试耕之所也。旧有坊曰‘粒食之源’，今废。又神农开市处坊曰‘日中古市’，在曲阜城内城隍庙之南里许。”详细考证了曲阜境内的神农试耕处、开市处。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五帝”之一的虞舜曾在曲阜寿丘制作日常用具，吸引了很多人聚居于此。上古时期华夏东夷部落的首领少昊也曾定都曲阜，《帝王世纪》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少昊德行高超，以文治国，明代《兖州府志》中说他在位84年，寿百岁而终，葬于曲阜城东北寿丘的云阳山。

　　文采郁郁，礼乐之都。上古尧舜时代，曲阜属九大部州之一的徐州域。商朝前期，曲阜名奄，在商代为殷商的重要属国“奄国”，商王南庚曾把都城迁到这里。在此地传承了两三代之后，到商朝的第二十位国王盘庚的时候，又将国都从曲阜西迁至殷。即使迁都以后，商王也常常回到这里，所以甲骨文中有不少“王入于奄”的记载。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初，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并派长子伯禽代自己到曲阜就封。周公首倡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的德治思想，并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新的礼法体系用以处理等级社会中的人伦关系，使天下归于一心。伯禽临行前，周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殷切告诫儿子，到鲁国任上千万不要凭自己一国之君的地位，而对他人傲慢无礼。伯禽谨遵父教，“以法则周公”，到鲁国后“变其俗，革其礼”，鲁国的经济文化一直走在各诸侯国的前列，成为曲阜周围小诸侯国的宗主国。

　　在周代，曲阜一直是鲁国的都城，是鲁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文化重镇。因周公辅佐之功甚伟，周天子特许伯禽在鲁国设太庙，就是现今曲阜境内的周公庙，周天子还赐予鲁国大量的文化典籍、天子礼器。直到春秋末期，社会礼崩乐坏，鲁国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这些文化遗存，“周礼尽在鲁矣”。就在此时，孔子诞生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创立了“重仁尚礼”的儒家学说。对孔子影响最为直接的是周文化，他对周代的礼乐制度高度认可，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少年学礼、三十授礼、从政践礼、晚年整礼，倾其一生都致力于恢复周代的礼乐文明。孔子创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奠定了中华文明中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被民间誉为“千古一圣”，也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尊崇，被尊奉为“至圣”“至圣先师”……清朝光绪帝御赐的“斯文在兹”匾额，悬挂于孔庙大成殿内。“斯文在兹”语出《论语?子罕》，道出了孔子对中华文化守护与发扬的贡献之大。

　　两汉时期曲阜为鲁国都，魏晋南北朝时曲阜为鲁郡治。隋唐五代之时，曲阜虽然不是鲁南行政中心，但因其为孔子故里而依然受到重视。通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曲阜的文化、经济也空前发达。至宋代，真宗更县名、移县址，建景灵宫，奠定了曲阜在当时的文化地位。曲阜的郁郁文采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唐代，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结伴东游，就曾在曲阜石门山宴别；康熙年间，孔尚任在石门山隐居读书，创作出了名满天下的《桃花扇》。“斯文在兹”是对上古以来曲阜文化繁盛的一个赞誉。

　　以文化人，薪火相传。孔子去世后，历代学者对他创立的儒家学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政治选择。在文化传承中，孔子后代亦有重要贡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景帝时，鲁恭王在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从故宅鲁壁中发现了《尚书》《仪礼》《论语》《孝经》等儒家典籍。相传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孔子第九代孙孔鲋所藏。这些中华文化典籍得以保护，使得文化繁兴、文脉不断。

　　游学与讲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途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和一些鲁国人纷纷迁居到孔子墓旁居住，有一百多户，并将聚居处称为“孔里”，他们在这里祭拜孔子、讲经论道；孔子弟子中不乏收徒授业者，如“宗圣”曾子，鲁国南武城人，和父亲曾点一起师从孔子，“曾子孜孜，惟圣依归”，学有所成，收徒讲学，有弟子70多人，战国初期的军事家吴起就是其中之一。除了私人办学，官学的发展也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正式兴办官学，教授内容都以儒家经典为主，东汉时期“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曲阜地方官学也因此得到发展；魏文帝曹丕令鲁郡重修孔庙，并在孔庙外围建造大量房屋，让儒生在此居住学习；《宋书》中记载，“鲁郡修复学舍，采召圣徒”；此后历代朝廷都在孔庙附近修建学堂或学舍，宣讲儒家经书典籍。

　　“千年曲阜，文脉悠悠”，如今作为孔子故里，儒家的诗书礼仪文化历经千年传承已浸润到曲阜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齐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德不孤，必有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里仁为美”等观念深入人心……今天的曲阜，世风醇厚，诚信儒雅，明礼向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成为曲阜人的责任和担当，千年文化古城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

　　作者：李丽，山东省曲阜市委书记、党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