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组合（四川考古研究院供图）

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石器使用痕迹 张晓凌摄/光明图片

泥河湾盆地的古人类用石器和木矛猎杀大象的想象图 高星摄于泥河湾博物馆/光明图片

北京周口店出土的修理把手石刀 高星摄\光明图片

宁夏鸽子山遗址采集的精美两面器 高星摄/光明图片

　　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因为发现多个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位和特征鲜明的阿舍利石器组合而入选，被媒体广而告之。在此之前的3月3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工作进展汇报会上公布，在河北蔚县下马碑遗址发掘出四万年前先民研磨赭石作颜料和用锋利的小石片制作复合工具的遗存，成为一项世界关注的考古发现，引起媒体关注。这些发现和报道，让“石器”——这种远古时期制作和使用的工具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使现代人类得以驻足回望一段早已消逝的历史，一段与我们渐行渐远但对我们影响至深的历史。

　　人类最早的历史阶段被称为石器时代，是文字被发明以前的史前时代，经常被称为蒙昧时期。这个时代又被进一步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从打制石器出现到大约1万年前截止，人类过着狩猎采集、居无定所的生活；新石器时代始于约1万年前，在此期间，人类发明了磨制石器和陶器，有些社群进入农业经济和定居生活。

　　石器时代占据人类历史的99.9%时间。这是人类这个物种形成、演化、发展最重要的时期。现代人类充满智慧的大脑、丰富的物质文明和高度发达的精神世界的种子，都在那个时期播撒、孕育；今天人类的一切技术与思想元素，都能在那个漫长的时期中找到根基。而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角色，就是看似古拙但奥秘无穷的石器。

　　石器，破译远古历史的密码

　　我们是如何知道在遥远的历史时期存在过石器时代？这要归功于石器这类珍贵的远古文化遗产。

　　很早以前，人们就对偶然被发现的有别于自然石块的人工石制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探究的欲望。中国古代把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器称为“雷公石”“雷楔”“霹雳石”等，认为它们是电闪雷鸣的产物。欧洲也是如此，将远古的石器称为“雷矢”“神箭”或“鬼蛋”。十七、十八世纪，在西欧的一些地点多次发现非自然的奇石与已绝灭哺乳动物的化石共生的现象，有时人类的遗骸也一道出土。这使学术界认识到，这些看似稀奇古怪的石头其实是远古人类制造并使用的工具，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石器时代”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

　　东汉初年，袁康在《越绝书·宝剑篇》中有过这样的记述：“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禹冗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可见袁康等先哲已经萌发了上古存在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概念。1836年，丹麦博物学家汤姆森在对博物馆藏品做展陈时做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分期排序，其后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

　　将人类最早的历史称为石器时代，并非表明我们的祖先只发明和使用了石器这一类工具。有人提出在此之前应存在“木器时代”，因为以木为器更简便，更符合人类与自然互动的逻辑。但木头类的有机质材料很难保留下来，缺失系统的证据，所以木器未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不过确有证据表明，木器、骨器、角器、蚌器等都在石器时代被人类制作和使用过，与石器一道铺就了先祖的演化之路。目前最早的石器发现于肯尼亚的一处约距今330万年的遗址。从那以后，石器作为古人类最主要的文化标识登上世界的舞台，经历了一系列技术模式的演变，从简单到复杂、从粗陋到精细，直至发展到今日人类工具箱中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精工利器。

　　过去的人类离我们太远，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无法直接观察，他们的演化过程也缺乏史料记载。但石器是远古人类的作品，保留了很多古人类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透物见人，加以分析和解读。例如，人类大多数具有右利手倾向（右撇子）。始于何时？体质形态和遗传基因都无法告诉我们，但石器可以。研究发现，惯用右手的人，左手拿石核，打制石器时石片会按顺时针方向剥落下来；而惯用左手的人，石片的剥落方向则相反。通过这样的原理，考古学家在非洲奥杜威峡谷约200万年前的石制品中得到明确的证据，那时的人类已经流行右利手。

　　石器上保留很多人类生存行为的重要信息。通过实验模拟、残留物提取和显微观察等科研手段，研究者会在石器的使用部位上提取到加工特定对象所形成的使用痕迹和残留物，据此使人类砍伐树木、割肉剥皮等生产生活场景得以复原。石器的形态和疤痕特征都是信息载体，记录了人类的技术特点和思维活动。

　　有一种技术体系堪称旧石器时代的复印机，叫“勒瓦娄洼技术”，流行于旧大陆距今30-4万年间。制作者先在一块砾石（石核）相对的两个面上以特定方向打击修整，制出两个不对称并在中间相交的凸面，形如乌龟的背面和腹面。然后在更凸起一面的边缘修整出一个像拿破仑时代宪兵帽子形态的小台面，以此为着力点向下打击，在相对平缓的另一面上剥离下形态规整、边缘锋利的石片。这种方式经常会从石核上打下规范、薄锐的三角形石片。这些石片被称为“勒瓦娄洼尖状器”，可以直接用于切割和穿刺，也可以被镶嵌到木柄、骨柄上成为复合工具。该技术有特定的制作流程、工艺，其产品有特定的形态特征，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拥有计划、预见的能力，大脑中已经产生概念模板，有对标准化和程序化的思考和追求。于是，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这类石制品的技术辨识与分析，阅读古人的大脑，探知他们的所知所想和聪明才智。

　　石器大多被深埋在层层叠叠的泥沙层中，随沧海桑田的变迁而不断富集文化的积淀。时代越早，埋藏位置越靠下。我们可以把赋存石制品等文化遗存的遗址地层当成一部“地书”，按时代早晚堆积形成的每一个层位相当于一张书页，而人类化石、石器、用火遗迹、动植物遗存等就是记录历史事件与过程的文字。只是这样的地书无法被直接阅读，需要考古学家将排列有序的文化层的年代测定清楚，将遗物与遗迹转化成大众可以读懂的文字，这部地书才能转变成史书，才能成为传播知识、愉悦大众的文化产品。

　　石器是史前人类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是今人了解历史、破译远古谜团的密码。它们标记出远古时期存在哪些历史过客，哪些地方被他们踏足，哪些资源被他们利用；记录下哪些工具被制造，哪些技术被发明；同时它们又是文化符号，标注了人类思想和心智前行的历程和自强不息、精益求精等社会属性的演变过程；记录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发展和人地关系演化的历史，为当代人类架起通向过去、回访先祖的桥梁。

　　石器，古人类生存的利器

　　人类没有翅膀，不能像雄鹰、翼龙一样自由飞翔；没有尖牙利爪，无法像剑齿虎与猎豹一样予取予夺；也没有大象、犀牛那样庞大的身躯，不怒而威。人类本是灵长类动物中的一个弱势群体，我们的祖先靠什么获得资源、保障生命、延续种群、攀升到食物链的顶端？答案应该是多重的，但其中断不可缺少这一点：人类拥有石器！

　　石器是远古人类生存的利器，它延长了人类的手臂，弥补了人类肢体机能的不足。它们既是狩猎采集、获得食物的工具，也是与凶残的食肉动物搏击、护体防身的武器。大型砍砸器可以用来猎杀动物，也可以砸开动物的脑颅、骨腔吸食骨髓；具有锋利尖刃的手镐可以是致命的狩猎工具，也可以用来挖掘地下埋藏的富含营养的植物根茎；两面加工、两侧对称的手斧是多功能工具，尖部可以用于穿刺、猎杀，也可以用来挖掘，而锋利的边缘就是利刃，可以切割，可以砍劈，还可以像飞盘一样被投掷出去，击杀一定距离内的动物；薄刃斧形状近似现代的斧头，把手被精心修理，远端保留平直锋利的自然刃口，砍伐树木，斩断大动物的关节，无往而不胜；小型刮削器也有大用场，可以在肢解猎物时切断筋腱，剥离兽皮，将猎物切割成小块。有些工具业有专攻，例如端刮器，专门用来处理皮革，为服装的制作提供皮草原料。还有雕刻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精美艺术雕像大多出自此类工具锋利的刀口。

　　随着时代的推进和人类智能与技术的提高，石器越来越精致，种类越来越繁多。至四五十万年前，人类开始制作和使用复合工具，即把石器与木柄、骨角柄组合在一起，瑞士刀的雏形开始出现。复合工具延长了力臂，增强了工具的效能。长柄石矛可以在安全的距离内搏杀猎物；浑圆的石球可以被放置在投石索上高速抛出，击打逃逸的猎物或来袭的猛兽；而弓箭的出现更使人类有了远距离射杀猎物和消灭敌人的武器。人类的工具体系在阔步向现代迈进。

　　人类的工具箱中当然不会仅有石器，竹木器、骨角器都在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现过。距今30多万年的德国舍宁根遗址出土数根修长、尖锐的木质标枪，遗址埋藏的大量野马骨骼应该是这类工具的杰作。类似的木器在中国云南的甘棠箐遗址也批量出土过。距今3万多年的贵州马鞍山遗址出土了制作精美、类别多样的骨器。这些石器时代的有机材料工具都要用石器削砍、制作才能成器，才能具有工具的形态和功能。因而可以说石器是工具之源，是工具家族的尊长。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不但发明了石器，还学会了对火的使用与控制。有控制的用火缘于人类对野火的认识与接触，其中很可能受到打石制器时火花四溅的启示，至少人类打石取火这项重大技术发明与制作和使用石器密切相关。人类有了石器，可以砍伐，可以挖掘，由此发展出改造环境、建造房屋的能力。我们现在居住在温暖舒适的高楼大厦，岂不知最早的建筑缘于石器，是石器开凿出了现代的物质繁荣与精神丰盛。

　　石器，人类演化的推手

　　曾经，人类被定义为“制作工具的动物”。由于后来发现有些动物也具备一定的工具制作能力，目前人类的定义被修订为“常规两足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但必须看到，人类的工具相较于其他动物的工具有本质的区别特征，技术更复杂，类型更多样。人类的石器大多经历过二次加工，即在打下毛坯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修制，或加工刃缘，或修理把手，其他灵长类动物最多是把石头摔开、敲破，从中拣取带尖刃者直接使用，断不会做第二步加工。可以说，任何一只聪明的黑猩猩也打不出一把工整、对称、锋利的手斧，更做不出一台能够复杂运算的电脑！

　　工具的制作与使用对于人类这个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至关重要。约700万年前，撒海尔人在非洲乍得的托迈山下开始直立行走，人类这个生物种群宣告诞生，其后经历原初人、地猿等阶段。在演化为南方古猿阶段时，有很多类群都具备过直立行走的能力，但其他种群都绝灭了，只有一个支系向着现代人类的方向不断前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支南方古猿掌握了石器制作的“独门绝技”，从而在演化竞争中脱颖而出。

　　有学者认为，制作、使用、携带工具，促使早期人类将偶尔两足蹒跚行走的尝试演变成日常的行为方式；还有学者将能够直立行走、尚不会制作工具的早期人类称为“前人”或“自然人”，能制作工具的人类才是“今人”或“社会人”。工具制作使人类进一步脱离一般动物所具有的生物本能，成为向人类特有的行为能力和社会属性迈进的重要驱动力。

　　人类历史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的演化阶段。南方古猿以降有能人、直立人、古老型智人和现代人。与此相应，石器技术也依次出现旧石器时代最初阶段的奥杜威模式、早期阶段的阿舍利模式、中期阶段的莫斯特模式和晚期阶段的石叶与细石叶技术模式。虽然这些技术模式在世界各地并非以同样的演替速度与方式更新换代，但技术进步与工具复杂化、精致化的大趋势是一致的，这说明人类体质的改变与技术的发展如影随形、相辅相成。

　　人类具有特异的手，其灵活性和对物体的掌控能力是独特的。人类的拇指能灵活转动并且强健有力，能轻易做出拇指对掌、三指抓握等动作，这是猩猩等其他动物无法做到的。这种特性与能力源自人类制作工具的复杂行为，因为拇指在制作石器时承担主要的抓握、控制和施力任务。当我们观察黑猩猩在人类的调教下打制石器时就会发现，它们虽然比人类的手臂有力，但因为手、腕的结构特点，它们不能牢固握住石锤和石块，不能在打击时产生瞬间的爆发力，不能精准地将打击力落在一个理想的位点上，而人类可以轻易做到。这是人类不断学习、实践、适应的结果，而演化前行的推动力，就是制作石器。

　　石器等工具是身外之物，是人类将自然界中存在的物件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以弥补、延伸人类肢体的功能。因此，制作工具，尤其是制作复杂的工具，开启了人类与物理世界对话的一扇大门，人类开始对身体之外的物体做掌控和按自己的意愿改变。随着工具的制作与使用，人类这方面的能力与日俱增。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工具是极好的案例。制作细石叶工具时首先要把石头改造成特定形态的细石核，用一定方式固定起来，然后采取间接打击、压制等复杂的技术，从其上剥离下纤细、薄锐、形如韭菜叶一样的细石叶，其形态、尺寸高度规范化、标准化，犹如现代车床上的产品。之后匠人将细石叶截断成刀片，镶嵌在骨柄、木柄上，组合成利刃；使用中随时可以用储备的刀片更换钝、破损的刀片。这样的工具和配件便于携带，便于维修，成为高度流动的狩猎采集人群的生存秘籍。如此复杂的工具制作，涉及对空间、形态、方向、硬度等物体性质的了解和认知，涉及对顺序、过程、步骤、因果关系的感知，需要双手与身体的协调。在此过程中，匠人间会发生学习、模仿、互助等活动，人的社会属性越发彰显。

　　实验观测表明，人类在制作工具时，大脑皮层的一些区域会有特定的反应，尤其是布罗卡氏区：制作越复杂的工具，大脑越要做复杂的思考，布罗卡氏区的活跃程度越高，其结果就是人类该区域的相对面积比其他动物都大。而大脑该区域与语言能力密切相关，由此可以说，没有工具制作，就不会诞生人类的语言。工具制作还促使大脑重组，大脑会仿效制造工具的双手，依循双手和世界互动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大脑额叶中的F5神经元会因手的动作而放电，产生镜像神经元，发展出前额叶皮质，将大脑做进一步的分工、链接和复杂化，发展出自我意识和与他人互动的新模式。这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耦合过程，引擎就是石器的制作。制作石器、手部变化、大脑发育、语言与心智发展，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精彩纷呈的人类演化故事。

　　石器，来自远古的文化使者

　　石器，既是远古人类的工具，也是文化与历史的符号，记录了人类筚路蓝缕的演化历程，也标记着人类迁徙、交流、互动的线路与位点。皮洛遗址出土的十余万年前的手斧、薄刃斧、手镐组合，讲述着从非洲起源的阿舍利技术辗转万里、历经百万年，传播到东方，成为古人类开拓青藏高原利器的悠长、曲折的故事。其中的凄风苦雨、披荆斩棘、慷慨悲歌，只能在这些石器的历史层纹中找到蛛丝马迹；下马碑遗址出土的赤铁矿研磨器和用锋利石片镶嵌的带柄石刀，则在讲述着现代人群起源与扩散的故事。此类“行为现代性”的文化标识，以前只在旧大陆西部有所发现，现在出土于东方人类故乡的腹地，向我们展现着不同地区早期现代人群演化的不同路径和东西方人类自古以来的绵密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已经深埋于旧石器时代的地层之中。

　　对于今天的我们，石器是来自远古的科学信使，是先祖派遣的文化使者。它们出现在布满科学仪器的实验室中，由考古人观测、解读它们传递的科学信息，书写远古历史缺失的篇章；它们来到博物馆的展台上，让社会大众了解远古的技术传奇，凭吊回溯先人百万年的演化之路；它们走进中小学的课本和图书中，点燃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热情，在他们心中播下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科学种子；它们现身考古遗址公园的剖面上，将历史与科学转化为文旅资源，造福于当代社会，也提示着现代人群要牢记祖先，尊重历史，珍爱和保护、传承先祖馈赠于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石器，使我们有了历史，有了根基，有了科学，有了文化，有了底蕴。静下心来，听，古老的石器在说话……

　　（作者：高星，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