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优秀结项。这是迄今为止四川对本地区文献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体例最新的整理和研究，把巴蜀文献作为整体进行了空前的汇集，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项目首席专家兼总编纂便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所长舒大刚。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博士毕业进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以来，舒大刚在历史文献研究整理及儒学研究方面耕耘了30多年，取得了丰硕成果。“钻进故纸堆”里的学问究竟有何意义？近日，舒大刚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他表示，中国浩瀚广博的古籍经典蕴含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我们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到根，溯到源，找到魂，能够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所往。”

舒大刚

　　坚定方向 儒家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

　　18岁以前，重庆秀山的“乡村青年”舒大刚从未系统学习过国学。从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后，他幸运地参加了在四川大学举办的全国古籍整理研修班，由此和古籍整理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那是1983年。为了在全国培养更多的古籍整理人才，受教育部委托办班的四川大学派出了强大的教师阵容。著名文献学家杨明照是班主任，亲自教授文献学；在训诂学研究上成果卓著的张永言、赵振铎等教语言；敦煌学家项楚、语言学家向熹、三苏专家曾枣庄等大师也分别授课。这次研修，让舒大刚第一次系统地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等不同角度掌握了整理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基本技能。1990年，他报考了国学大师、吉林大学教授金景芳的博士研究生，追随先生把研究方向集中到儒学和先秦历史。

　　正是在读博期间，舒大刚获得了影响他一生的收获——专业上的自信、研究方法上的自觉以及学术上的自立。

　　“在此以前，我在四川大学接触了诸多大师，但其中既有坚信儒家经典值得传承者，也有对其持批判怀疑态度的疑古派。未来的学术研究究竟该怎么做？说实话当时很迷茫。”面对舒大刚在学术上的迟疑，金景芳并未粗暴否定。他纠正舒大刚的习惯性疑古论调时会心平气和询问证据在哪，再以自己深厚的学识引经据典加以反驳，让初入门的学生心服口服。在金景芳的影响下，舒大刚渐渐发现，中华文化虽然在文学里也有反映，但“文学只是中华文化这棵繁茂大树的枝叶，根基和大脑还在儒家经典。影响中国文化最深的就是孔夫子整理后的‘六经’，而疑古派的那一套，虽然对当时思想解放有益，但其结果却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

　　为了让学生抓住中华文化的主干，金景芳每周给学生们讲《易经》，也教《春秋》，帮助他们系统学习孔子的哲学和社会思想。渐渐地，舒大刚发现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堪称中华文化的源头，影响了中国的教化和人的思想。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所言，搞清楚了先秦时期的中华文化，解读后面的历史就有了根底。最终，他把研究方向聚焦在了先秦文献方向。

　　回归主流 耗时25年啃下《儒藏》硬骨头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图书室里656册《儒藏》墨香四溢、洋洋大观。这是舒大刚担任首席专家和主编的重大项目。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以后，舒大刚果断地在中华文化的根底之学上开始了耕耘。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由学术大家徐中舒、缪钺、杨明照、赵振铎、胡昭曦等人创立，42年来编纂了《汉语大字典》《全宋文》等重要的大部头作品。入所后的舒大刚先是协助完成了《全宋文》后期的审稿出版，承担了204万字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元文学部》以及820余万字的教育部省属高校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三苏全书》的整理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他想到了举古籍所之力编纂更大规模的作品——《儒藏》。

《儒藏》

　　古籍整理工作，全国不只四川大学在做。过去几十年，国家立项了很多重大古籍整理工程，比如全宋诗、全元文等，但这些工程整体侧重于整理文学的成果。舒大刚遗憾地发现，虽然中华文化的根底之学在儒家经典，但儒、释、道三家中，道家经典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道藏》，佛教经典在五代北宋时也形成了《大藏经》，“只有影响最大的儒家思想反而没有形成一个大型文库。我们认为这和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太不相符。”

　　1997年，儒学文献调查整理和《儒藏》编纂工程正式启动。

　　这项工程十分庞杂。他们首先要到处“化缘”寻找经费支持，此外编纂工作也并非简单的文献汇集和影印，而是需要在普查、统计和分析研究现存儒学文献性质和类别的基础上，以儒学为主题，以“经藏”“论藏”“史藏”为基本体系，将历史上内容繁多、门类复杂的儒学文献系统地搜集和编录起来。

　　25年的“冷板凳”，学者们渐渐将儒家文献“聚沙成塔”。舒大刚介绍，《儒藏》三部中，“经藏”基本是儒家经典成果的汇编，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根源性文献的解读；“论藏”是儒家学习了经典以后如何经世致用的思想的集中体现；“史藏”则是儒学史的资料集成。他们不仅收集文献，还为入选各书撰写简明“内容提要”，对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源流、版本之流传、内容之梗概，略作评介。仿《四库全书》的体例，“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

　　2022年，总字数超过5亿字的《儒藏》问世，收录先秦至清末（民国初期）儒学文献5000余种，填补了儒学传承2000多年却一直没有文献汇编的学术空白，用图书构建起一座儒学的大厦。

《儒藏知津》

　　根植巴蜀 打造地方版的“四库全书”

　　《儒藏》问世仅一年，舒大刚担任首席专家和总编纂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也优秀结项，舒大刚带领全体研究人员耗时13年，呈现了巴蜀文献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以及古代巴蜀儿女的创新创造。

　　当年编纂《全宋文》时，舒大刚便发现古代巴蜀文献十分丰富。那么，在历史长河里，巴蜀地区的先贤究竟诞生了哪些杰出成就？他们的智慧结晶又有哪些流传至今？舒大刚认为今天梳理这些史料，“既是中华文化的一次寻根溯源，更是巴蜀儿女认识四川历史、凝聚文化自信、同时推动文化代代相传、永葆生机的重要手段。”

　　2010年开始，舒大刚和20余位学者开始了调查巴蜀文献家底的漫漫征程。他们通过查阅古今书目，走访公私藏家，收集、甄别、分类整理川渝所藏古籍信息和全国所藏巴蜀文献目录，基本摸清了巴蜀历史文献的家底——历史上曾有巴蜀古文献10000种以上，现在保存下来的有5000余种。这些新发现，全部汇成《巴蜀文献通考》《现存巴蜀文献版本暨收藏联合目录》。他们还为1200多种优秀图书撰写了内容提要，介绍图书的具体内容和版本，又精选其中的500多种以现代范式进行标点校勘，编成了1.5亿字的“精品集萃”。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精挑100种编成“珍稀善本”予以再造重版。如今，《三苏经解集校》《苏轼全集校注》等古籍整理成果已经出版。

　　“巴蜀地区在先秦时期就陆续有文献出炉，比如《尚书·禹贡》《尚书·洪范》便被认为是大禹以来所传，这是中国第一篇地理志和治国大法。巴蜀文献种类也十分丰富，涉及经、史、子、集等多个方面，印证了‘巴蜀好文雅’之说名不虚传。此外，巴蜀学人做学问也兼容并包、心态十分开放。先秦诸子百家观点水火不容，但这些观点传到巴蜀地区，便被学人博采众家之长。司马相如大赋里体现的思想包括了儒家、道家以及其他诸子的学说，扬雄同样把孟子、墨子的学说融会贯通，这种学术上的包容在后面的李白、三苏父子、李调元、郭沫若等人的身上均有体现。”

　　在《巴蜀全书》里，也记载了数千年来巴蜀地区无数的创新创造。“比如汉代写赋第一人司马相如是四川人，太初历的创造者落下闳来自阆中，四川在全国最早利用天然气煮盐以及凿井吸卤。到了宋代，佛教第一部雕版印刷丛书《开宝藏》率先完成于成都；儒家‘十三经’的第一次结集‘蜀石经’是在成都；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诞生在巴蜀；号称‘方志鼻祖’的《华阳国志》是川人常璩所著；第一次拟经制作的《太玄》作者是川人扬雄；第一部妇科著作来自巴蜀……甚至中国首部地域文化的神秘经典《山海经》也极可能诞生在巴蜀。”

　　《巴蜀全书》的编纂，对巴蜀文化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寻根溯源，巴蜀先贤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得到进一步挖掘和彰显。《巴蜀全书》未来还将继续审稿出版，而基于《巴蜀全书》的又一个课题《中国西部儒学史》也即将完成，其中就针对巴蜀地区的儒学史进行专门梳理，填补空白的地域性儒学专史呼之欲出。

　　目前，从四川大学退休的舒大刚又加盟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专心从事“东坡与海南”研究。儒学、蜀学、苏学、海学并举……未来，舒大刚的学术之路还有惊喜。

川观新闻记者对话舒大刚

　　对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价值永不过时

　　在经典中寻找中华文明的根脉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被认为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在当下究竟具有哪些价值？

　　舒大刚：传统文化对当下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寻根、溯源、找魂。

　　寻根、溯源，就是搞清楚中华文化的根在哪里，是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骨子里看不起中国的西方人搞了一个“中国文化西来说”。不仅认为中国文化西来，而且认为中国人还没学到西方的精华。事实上这些年我们通过考古，发现大约200万年前出现人类开始，东亚大陆就有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我们已经拥有了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是考古成果只提供“有没有”的证据，这些文明的价值是什么，考古提供不了。通过经典文献、通过代代传承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中华文化的根在哪里，价值几何。找到文化的根脉无疑相当重要，因为根扎得越深，树干才能越粗壮、花果才会越繁茂。

　　魂就是价值观和信仰，同样只能从经典文献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在历代经典中，《论语》《中庸》记载了“仁、智、勇”等君子人格，完成了中国人理想人格的塑造；《管子》《孟子》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伦理守则和道德修养；《周易》有“天下和平”，《礼记·礼运》有“大同”“小康”等天下观；《孟子》有“民贵君轻”，《古文尚书》有“民为邦本”的政治观念；《论语》《中庸》有“中庸”“中和”及“和而不同”等处事原则；《大学》有“格物致知”，《论语》有“学以致其道”“学而时习之”等认知方法……可见，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为我们构建了探索宇宙、认识世界、平治天下、治理社会、修养自身的观念、方法和精神标杆，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和灵魂信仰。数千年以后，我们回首这些传统文化，会发现可以帮助今天的我们对很多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系统解答。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价值永不过时，它们不仅曾经照亮历史的星空，也将点燃民族的未来。

　　记者：当下我们应该怎样传承弘扬古籍经典里的思想和智慧？

　　舒大刚：一是保护，二是传承与弘扬。首先要展开古籍的收集、整理与保护，尤其是数字化的工作要进行。古籍的数字化可以方便公众随时在网上查阅相关资料，这是重要的基础工作。因为文献是文化最主要、最可靠也最充分的载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就在古籍里面。第二就是要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应用。我们要把古籍当中的优秀文化理念、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等进行提炼，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文化自信提供力量源泉，为治国理政提供重要参考。

　　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5个特性的生动体现

　　记者：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巴蜀文化是如何体现的？

　　舒大刚：因为巴蜀地区地理位置的相对独立，所以文化在这里生生不息，从未中断，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特征保持得比较好。只是在先秦以前，巴蜀地区因为和中原联系的时间不多，所以巴蜀的历史文化见于儒家文献记载的机会很少。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也没有写巴蜀的世家，因为他看到的巴蜀文献多志怪材料，所以解释“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其实在司马迁的同一时代，像司马相如、扬雄等来自巴蜀地区的文人就注意到了本土历史。司马相如写了《蜀记》，扬雄写了《蜀王本纪》，记载了从“开国何茫然”的蚕丛，到“传十二世”的开明王朝等古蜀五主递相嬗代的历史。他们开启了巴蜀人写地方历史的风潮。到东晋时，史学家常璩集巴蜀历史之大成，写成了《华阳国志》，把蜀人从“出于人皇”之际的历史一直写到了东晋，梳理出了巴蜀历史的连续性。此后，巴蜀地区还有《蜀中广记》《蜀典》等著作，对区域历史一直没有间断地进行了记录。即使从全国范围来看，巴蜀地区都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做编年史的区域。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巴蜀文化中也有体现。李白在《蜀道难》中曾写过“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也就是巴蜀地理单元的相对封闭，很容易让别有用心之人在蜀地形成独立王国。但历史上这种情况不多，更多的是巴蜀地区是国家统一的根据地和维护统一、抵抗侵略的“桥头堡”。早在武王伐纣时，以蜀国为代表的西南地区8个国家就积极参与。所以热衷于伸张道义，是巴蜀人骨子里有的气概。此后秦统一六国，第一站先取巴蜀，才有了纵深根据地和军事物资的来源，东征天下才有必胜把握。唐代两次中原战乱，两任皇帝都跑到成都避难。因为巴蜀没丢，才有可能收复天下。到南宋时蒙古入侵，因为巴蜀的坚挺，南宋才又坚持了一百多年。尤其近现代的抗战和三线建设，都体现出巴蜀地区在祖国统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至于和平性，巴蜀只要没有大灾和外敌入侵，成都平原人们的生活是十分安逸的。从《山海经》里描写的都广之野和平安逸的先天条件，到都江堰修好后“天府之国”的水旱从人，再到杜甫安史之乱来川后感受到的“花重锦官城”，甚至马可·波罗到成都时离蒙古人破坏成都后才几十年，但看到的又是一派繁华情景，都说明了巴蜀地区只要没有外来的战争，内部发生纷争的可能性较小，爱好和平是巴蜀人骨子里的追求。

　　包容性同样体现在巴蜀文化中。尤其在学术上体现了多样性。西汉司马相如就提出“兼容并包”“参天贰地”的治理观念，严遵、扬雄“博采诸子”，赵蕤、苏轼提出“诸学互补”，到当代萧萐父更是有了“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庞大学术气魄。巴蜀文化一直秉承了“兼容并包”“积杂成纯”的治学风格。

　　创新性当然也是巴蜀文化的鲜明底色。汉代“文翁石室”肇开天下郡学、“七经”教育之先河，“蜀刻石经”形成儒学“十三经”、经传子史并重的典范。此外，唐末益州发明雕版印刷术；北宋中期，成都发行商用交子，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汉代落下闳制定《太初历》，创下阴阳合历典范，《华阳国志》奠定了方志体裁，《食性本草》首开食疗保健，《海药本草》首记域外灵药……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巴蜀儿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创新者。

　　东坡思想在今天仍然光芒闪耀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三苏祠时曾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三苏尤其是苏东坡的身上究竟有哪些闪光点？

　　舒大刚：三苏父子的确可以反映整个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中华文化有儒释道等多种，三苏父子虽以钻研儒学为主，但道家、佛家的思想均有采纳，融会贯通、海纳百川。他们的贡献绝不局限于文学。事实上三苏著述涉及经、史、子、集。像苏东坡除了在诗词歌赋上均有成就，还著有《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对历史人物进行点评的著述也十分丰富，在医学、养生方面也涉猎颇深；苏辙著有《春秋集解》《诗集传》《孟子解》等，甚至还改写了司马迁的《史记》；苏洵则与人合著了《太常因革礼》100卷，这既是一部制度性的礼书，又是一部史书。三苏父子在中华文化方面的成就，的确可以印证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一滴水可以见太阳”，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宋史》评价东坡“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也就是赞东坡有格局有眼界，看问题能够高屋建瓴，文章写得太好了，处理政务也利索有政绩。当年孔子培养门人的四个方向，他一个人全部具备了。

　　从思想上来说，苏东坡的思想重心和执政重心很清楚。一是为君，二是为民，也就是民本思想。为君，并不是去讨好去阿谀奉承，而是要把君王往尧舜贤君的方向上引。为民，也就是要为民谋福利。他的民本思想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是真正地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苏东坡甚至还有一种观念，在老百姓饿着肚子时，不能去要求他们的道德品质，更不可能让老百姓拥护你。只有让大家丰衣足食，老百姓的德才会正，社会也才能达到和谐。当然，上天设立了从君到相等各级机构和官职，也提供了俸禄，这不是让官员作威作福享乐腐化，而是给老百姓办事的。因为百姓交租交粮纳税的条件就是朝廷必须为他们服务。你不服务就会失去民心，失去民心就会失去政权。在宋朝那个时代，苏东坡能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话，这非常不简单。

　　此外，苏东坡在哲学、伦理、宇宙观等方面也有很多深刻的思考，高出了当时很多空谈人性的人。比如当时宋代的理学家空谈人性，认为要存天理、灭人欲。苏东坡就认为如果人欲都没有了，那天理还有什么用？再好的真理，如果没有人去实践它，它也不会发挥作用。所以，如果说宋代程朱理学是以理为本，陆九渊是以心为本，张载是以气为本，那么三苏父子便都是以情为本。他们是重要的思想家，有非常成熟的哲学思维，在政治、伦理等领域都有系统的思想，值得深入挖掘。苏东坡的民本思想至今仍然不过时，和中国共产党强调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脉相承。另外，苏东坡为人也很有气节，他能够以自己的志与气来维持他的整个理念不动摇。苏东坡这个人的气节超越时代和阶级，仍然值得今天的人学习。

　　记者手记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举办，16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外网再度爆火。大量网友认为正是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开幕式美不胜收，震人心魄。

　　一个16年前的开幕式为何至今仍能被全世界网友津津乐道？归根结底就是文化的力量。在张艺谋执导的开幕式上，中华5000多年文明是最鲜亮的底色。一轴长卷中国画表达出东方美学独特的时空观念与哲学精神，“太古遗音”、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戏曲、太极等等，无不让海内外网友折服。

　　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国人在纷纷“睁眼看世界”寻求救国之路时，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凝聚的智慧结晶。事实上，传统文化里的一些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跨越时空至今仍未过时，对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舒大刚以及历代学人对中国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正是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让文明广泛传播承继之举，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仅仅是“盛世修文”还远远不够。我们既需要通过古籍整理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还原出我国本来的哲学史话语体系，也需要从古籍经典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创新方式让经典“活”起来，以此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也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和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