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凝结着古人的智慧，可以为今天的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值得深入挖掘、认真汲取。

　　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按大类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体现了古人在不同领域的学术思考和哲学思想。经部中，现存传世古籍以儒家经典《六经》影响最大。从哲学思想角度看，“《书》以道事”，蕴含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春秋》以道名分”，蕴含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易》以道阴阳”，蕴含丰富的宇宙哲学思想；等等。具体来看，以《周易》为代表的“三易”中系统的“阴阳”观念、“穷变通久”、“中正、中和、时中”、“简易、变易、不易”等朴素辩证思想和《尚书·洪范》“五行”揭示了事物相生相克的普遍联系、推衍生灭的唯物观念。子部中，《道德经》以“道”为万物本体，以“德”为万物生成模式，《庄子》以“相对”主义、“无为而无不为”为运动方式，共同构建起了“尊道贵德”“自然无为”的哲学体系，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那个时代关于事物变化、转化的最高认识水平。史部地理类《山海经》等书，也为我们保存了“德义仁礼信”的宇宙观和价值观。集部汇集了许多哲学思想的文学表达。

　　古圣先贤重视系统性地总结自身或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比如，《论语》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构想，《孟子》中“四端”“五行”及“尽心知性”“知性知天”的阐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和《大戴礼记·本命》“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的定义，《吕氏春秋·不二》中“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及《尸子·广泽》中“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的系统总结，西汉王褒、严君平、扬雄“道德仁义礼”的体系构建，都为我们研究古代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可见，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明的进程中，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丰富系统的哲学思想。但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一些中外学者习惯于运用西方哲学史范式来书写“中国哲学史”，大量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成为西方哲学框架下的中国哲学史叙述。当前，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要有构建中国特色中国哲学史话语体系的意识。这既是我们书写中国本位“中国哲学史”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需要。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哲学史话语体系，可以利用典籍中的诸子学说、百家理论，展示中国古圣先贤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时的心路历程、思想火花和哲学思维。

　　一是积极利用古圣先贤创造的中国古代哲学的标志性成果进行再思考。比如，中国古代以“三易”阴阳为代表的卜筮教化和以《易传》为代表的三才合一的实践学说，以《道德经》《庄子》抽象的“道”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为代表的“人本”“民本”和“性本”哲学，等等。

　　二是针对中国哲学史书写存在的西化问题，有的放矢地构建起中国本位的反映古圣先贤揭示事物本质、发展规律、运行模式和守中原理的学术范畴和话语。可以利用“三易”揭示的“阴阳”观念，《洪范》揭示的“五行”学说，《易传》和“蜀学”揭示的“三才”思想，孔子等倡导的“中庸”理论，儒家经典确立的“尊师重教”“学以致道”“教学为先”“格物致知”等认知途径。

　　三是对于道德哲学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可以利用儒、道等诸子思想资料，构建“道为之元，德为之始”“仁义礼乐”为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行的道德哲学和情感哲学；利用儒墨名法对道德伦理、人文情怀、社会关系和日用常行的各种论述，梳理归纳“孝悌忠恕勤、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仁义礼智信、天道命性情”等实践伦理。

　　从前，孔子利用“旧法世传之史”整理成《六经》，后世儒者通过“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等方式，创造性地构建起庞大的儒家学派和系统的儒学理论。今天我们也应该沉潜丰富古籍、立足百家学术，用中国的学术话语、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还原出我国本来的哲学史，构建中国特色中国哲学史话语体系，进而丰富世界哲学思想宝库，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作者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