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相辅而行，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没有前者，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随着时代的步伐走向现代化，也就没有力量与所谓的西方“强势文化”平等对话。但是只有前者没有后者也不行。只有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相辅而行，才有助于中国哲学循文明途径走向世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国崛起和发展的坚强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就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发表重要论述。对于传统文化研究者来讲，我们应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认识、辨别、扬弃、研究？围绕上述问题，近日，记者专访了90岁高龄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锦全。

　　用历史辩证法传承传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根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如何继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李锦全：当前，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多年来本已提出批判继承的方针，即剔除糟粕，吸取精华，这就是古为今用。但这个方针如何贯彻，并未得以很好解决。对传统文化如何区分精华与糟粕，我认为，关键要正确分析思想矛盾的两面性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儒家对道德人格高标准的要求，如讲究正己正人、见利思义、先忧后乐等思想行为和立身处世之道，以及不欺暗室的慎独之道，是儒学中的精华和优良传统，应该加以发扬；但对儒学所塑造出的伪君子、假道学，以至那些言行不一的两面派，就要加以揭露和批判。

　　总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身包含有矛盾的两面性，对当前社会可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效应。我认为，凡是能适应我国文化建设需要的，都要合理批判继承，也可以说是在承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时代性和民族性从矛盾中得到统一，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明对话、碰撞无可避免，在此背景下，中国哲学应如何走向世界？

　　李锦全：对中国传统哲学，一般认为有激进和保守两种趋向。儒家多被视为保守，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还是相辅而行。墨家虽讲兼爱、非攻，但也主张非命、尚力。道家讲柔弱胜刚强，实质上是后发制人。至于战国末年，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持历史进化论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主张“当今争于气力”。这就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进取性和斗争性，并重视发挥主观能动精神。当前世界各种矛盾冲突普遍存在，我们必须增强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要以自强不息的主观能动精神迎接挑战，才能使中国哲学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长河中顺流前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封闭是不可能的，总得对外进行思想文化交流。我认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应该以我为主，坚持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冲突与包容互动，矛盾与互补并存。发达国家不能以强势文化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双方要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即经过相互吸收、扬弃、输入外来血液，使自身文化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既要保持自身的民族性，同时又要吸收人类的共同智慧，从承传中创新，从而体现新的时代精神，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统一，最终使中外文化进入和谐、和合的精神境界。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相辅而行，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没有前者，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随着时代的步伐走向现代化，也就没有力量与所谓的西方“强势文化”平等对话。但是只有前者没有后者也不行。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之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孤立地发展，不能孤芳自赏与夜郎自大，否则就不能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适应，也就难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相辅而行，才有助于中国哲学循文明途径走向世界。

　　民富国强是“内圣外王”坚实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综观儒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您对未来的儒学研究有哪些展望？

　　李锦全：儒家原来是先秦诸子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当时虽号称“显学”，却是其道不行。儒学秦时曾遭劫难，在西汉董仲舒重建后却受到当朝的重视，其后虽然有过一些波折，如受到道、佛思想的冲击，但由于它倡导的道德纲常伦理观念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仍占据官方思想的主导地位。

　　宋明是封建社会的后期，政治上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加强，宋明理学由于强化维护封建纲常带来双重社会效应。一方面，人们的忠君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得到发扬，另一方面，由于维护绝对君权和封建等级制度，亦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明代后期到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若干地区某些行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相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想。如黄宗羲强烈批判封建专制君权，戴震还揭露后儒“以理杀人”的罪恶，实质上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有一点需要指出，黄、戴也是儒学中人，并且以孔孟思想为依托来批判程朱，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内部的自我批评，体现出儒家内部也有自我调节的机能，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近代中国与西方不同，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斗争策略，其后张之洞又提出“中体西用”论。这是想在保持封建的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科技和物质文化。这是儒学一次应变策略，可谓之“变器卫道”。单为了追上时代的步伐，只变器是不够的，康有为想推行维新变法，就提出“道可变”，这是儒家自身应变的一大进步。梁启超提出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后来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提出“返本开新”，这都是想从儒家内部找寻适应现代社会的根据。

　　因此，儒学未来发展，应发挥自身长处，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需要。由于儒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特点是重视从道德修养方面来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并且要求从个人做起，如正己正人、慎独等道德规范，对提高人的思想品质，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儒家讲“内圣而外王”，是否做到“内圣”了就可以自然实现“外王”？

　　李锦全：人们对儒家的认识存在一个误区，即儒家是重道义而轻功利。其实不然，孔孟把“足食”、“足兵”和“民信”三者列为治国的三个重要方面，而“足兵”是其中之一。孔子还说过“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又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这就有点教导人民备战的思想了。

　　在儒家思想的演变中，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将道义与功利对立起来，但汉唐儒家没有明显支持这种观点。可是到了宋明新儒学却出现学派的分化，程朱重义理，陆王明心性，陈叶倡事功，张载宗气化。其中张、朱、陆的分歧偏于哲理方面，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但陈亮与朱熹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辨，却关系到国家兴亡人生祸福的现实问题。朱熹用“理欲对立”的观点捏造历史，认为三代以前是“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三代以后是“人欲横流”的“霸道”衰世，特别斥汉唐是“专以人欲行”、“人道息”的霸道衰世社会。其实人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汉唐是强国、大国，是符合孔子“足食”、“足兵”的民富国强的要求的，何以谓之衰世？

　　一些人将周、张、程、朱等宋儒称为上接孔孟真传的正宗儒者。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大学》所讲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正心、诚意是内圣，通过修身、齐家的中间环节到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内圣是通过内心的道德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外王治国则需要有济世匡时的外在本领，做到“足食”、“足兵”的民富国强。否则大谈“为万世开太平”，只是一句空话。治国之道，重文事亦要重武备，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也要求“足食”、“足兵”，道义与功利并非对立而是互相配合，形成文经武略的治国决策。我国多年来宣扬推进世界和平的五项基本原则，但要保障国家安全，还是要靠“足食”、“足兵”，靠强大的国力。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将“富强”摆在首位，而“中国梦”也是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来凝聚全民共识。

　　道家思想不容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何等地位？

　　李锦全：道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与儒、墨两家不同，老、庄等人多是属于隐士一类，在当时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活动，而“道家”这个名称到汉代才出现。

　　汉代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儒道存而墨法废。众所周知，儒家从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之后逐渐为当政者所认同，从而成为封建王朝官方统治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亦居于正宗地位。但道家作为思想流派仍然独立存在，并且随着时势的变化还继续发展。如从先秦避世的老庄，到汉初出现黄老的治国之术，东汉末又与神仙家结合而衍生出道教。先秦道家原是儒家的反对派，后来也出现一些儒道互补的现象。唐宋以后，道与儒、释被称为三教，而宋儒虽以孔孟的正统自居，表面上还排斥佛、老，但实际却吸取对方的思辨性以促使儒学的哲理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一般认为儒家是正宗，但学术界也有人认为，从哲学理论思维的贡献来说，也许道家思想是主干。我这里不想争论两家的长短，但从两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与老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来看，应该说两者都是得到公认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道家思想有着显著的矛盾两重性特征，这应如何理解？

　　李锦全：的确如此，道家思想的生存发展充满着矛盾性。即一方面，历代不满现实的隐者和避世之士，多从这里找寻理论依据，成为当时现实政治的反对派。他们所从事的文化创造和思想批判往往与封建正宗相对立而处在异端地位，从而形成我国历史上别树一帜的道家文化传统。另一方面，道家在诸子中也是属于“务为治”的一派。它可以为统治者出谋献策，并博取众家之长，通过与儒、墨、法等多元互补，从而成为正宗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的建构者。这当然是属于正统而非异端，因此亦有人称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主干地位。

　　道家的立论是“道法自然”，老子以自然无为之道来贯通天、地、人，将宇宙人生视为一个整体。从天道自然引申到政治上的无为而治，而无为又是无不为。这种丰富的辩证思维避免了思想僵化，处理问题可以灵活多变，就像司马迁所评论的那样，可以“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无为而治也可以发展为虚君制，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形成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与民休息和采取不干涉政策，这与无君论思想也不无相通之处。所以“务为治”与“无为而治”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这种矛盾的两面性使道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独特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化时代，您怎么看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思想的当下意义？

　　李锦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老子思想有其不容忽视的现实价值。老子是用辩证法思想看问题，他概括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作为事物辩证发展的模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他看到了事物无不向反方向转化这一基本规律，进而提出“柔弱胜刚强”。老子以“水”来比喻说明柔克刚、弱胜强的道理。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但它能把山体冲刷成江河，滴水穿石，都可说明弱之胜强。与推行霸权主义的某些发达国家相比，今天我们虽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居于“柔弱处上”的地位，发展的前途就是能克服强敌。这一点可以说正是老子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时代主题。老子讲“道法自然”就是主张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子强调要顺万物之自然，只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够的，这种思想用于自然界，对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平衡，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

　　用矛盾分析法做研究

　　《中国社会科报》：数十年来，您一直专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心得，有哪些好的研究方法可以与后辈学人一起分享？

　　李锦全：就我个人的研究经历来看，做好传统文化研究，首先，要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历史的考察和整体的综合研究，要以儒学为主题，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整体及各个流派进行历史主义考察，分析它的形成、演变的历史过程，揭示其特点和规律。要研究哲学家，也要研究有代表性的政治家、文学家等人物的有关思想。另外还可以对有关人物政治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进行分析研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文史哲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不可绝然分家。虽然研究者选择的主攻方向会有不同，但是应尽可能博专结合，知识面广些。这样才能综合运用文史哲等多学科的知识，从不同角度、层次、方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动态的、整体的研究。

　　其次，要注意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在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各个流派思想时，既要注意各个流派内在矛盾的分析，又要注意这些矛盾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影响。例如，在先秦，老庄是儒家的反对派，但儒学在封建社会成为统治思想后，儒道两家思想关系既彼此对立又互相补充。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对具体人物的哲学思想分析，也要注意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由此得出的结论才能更科学、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