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迄今，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已经整整40年了。40年来的文化研究，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一致，不断深化、持续发展，遍及神州大地，并影响到海外。从宏观发展态势看，40年的文化研究总体上是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路径上进行，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影响深刻，值得总结。

　　一、 40年文化研究的阶段性进程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综观40年来的文化研究，基本上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大致说来，40年来的文化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带有强烈的激进特征、具有明显的向西走的特色、以批判性为主的传统文化研究。第二阶段，1990年代，以国学热的兴起为标志，回归古典，开掘传统，注重传承、以肯定性为主调、有显著的“向回走”色彩的传统文化研究。第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及其意识日益增强的态势下，由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但文化相对薄弱而引发的人们对文化价值系统构建、安身立命之道建设的追寻，而以国学热和文化热交相递进为表现形式，以理性平和心态为底蕴，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信念支撑，具有很强现实感和实践性的文化研究。

　　1.在批判中开新，通过文化批判而实现价值重构。

　　这是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横贯上世纪整个80年代。乘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东风，直面落后的现实，以“振兴中华”为动力，以对封建主义的荡涤为切入点，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为价值导向，文化研究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实践性和紧迫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识。

　　在1980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学术界在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成分及其作用进行激烈批判和强力清理的同时，开展了对外国文化理论的翻译引进，并对港台学者相关研究成果有诚恳的介绍和积极的吸纳，显示了40年文化研究第一阶段的开放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结合。

　　2. 在反思中开掘，在传承中发展，其重要标志是国学热的兴起

　　这是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贯穿于1990年代，相对于1980年代而言，“保守”的特征很明显。实际上，早在1989年下半年，以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标志，文化研究开始转向，从激烈地批判、否定传统，开始调整为重新认识传统、肯定传统。 “弘扬民族文化”成为学界的时髦，以人民日报对北京大学学生学习国学的报道为导引，“国学热”逐渐热遍神州。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用现代意识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开掘其优秀成分，进而增强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成为这个时期文化讨论的主题。

　　1990年代文化研究涉及面相当之广，主要的论题有：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传统文化的特质、内涵、结构、主体内容，中国文化人文精神及其当代建构，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关系，中华文化与21世纪，天人合一思想，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文化自觉等等。这些内容及其讨论的取向，反映出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新的开掘。这个时期，文化讨论还表现出明显的全球意识，有出版社出版了国外汉学丛书，有学者主编了《东学西渐丛书》，有学者明确提出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有学者主张“走出中西体用之争”。这些，相对于80年代，无论在论题选择还是学术视野方面，都是明显的前进，凸现了文化讨论的价值理性。

　　1990年代文化研究中有着明显的思想交锋。在传统文化热持续不断，国学热迅猛蔓延的情势下，有人撰文对其进行批评。批评者认为，“苏东事变”以后，在严重的精神危机面前，发掘典籍文化，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重塑民族精神，匡扶正气，确是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但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仅仅从“国学”中就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 ，那就未免太迂腐了。这可以说是当年对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热的批判性意见的代表性观点。这种情况，反映出文化研究的价值多元，是文化研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表现。

　　3. 在创造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国学热与文化热交相迭起

　　以在创造中转化提升为重要特征，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交相迭起。这是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横贯迄今为止的21世纪以来的时期。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以批判、否定、激进为标识，199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以清理、肯定、保守为标识，那么，21世纪的文化讨论则是以开掘、构建、理性为标识。套用一个公式，那就是：1980年代是正题，1990年代是反题，21世纪是合题。这个时期，文化研究有清晰的价值系统构建和中华文明复兴的意识，文化研究的自觉性进一步凸显，文化自信意识日益增强，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实践性、参与性。

　　21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其重心主要集中于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阐释和转化，以及当代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构建。90年代探讨的相关论题进一步深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个时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术界比较主动、自觉地把研究课题与社会的文化建设实际相结合，而政界则给了学界更多的引导、理解和支持，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政界和学界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和深度上交融结合。

　　二、 40年文化研究的价值主题

　　40年文化研究的价值主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样态，但总体上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

　　其一，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推动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告别传统，走向现代，是40年文化研究的主要动力，也是其价值主题。

　　其二，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如同改革开放是从局部到全局一样，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延伸，随着社会转型的艰难坎坷的不断出现，中国的现代化并不能够停留于物质文明的层面，而是需要精神文明层面的现代化，成为文化研究的共识。因此，文化研究的当然目标是要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从文化结构的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来看，最为根本的，还是思想文化。因此，改革、创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由此，理所当然地引出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的探索，最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进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弘扬和践行。

　　其三，当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良性互动。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是全社会为之认同的理性价值追求。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向先进文明学习。在1980年代，文化研究向外走、向西走的倾向相当明显。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受到高度关注。40年来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有向外国优秀文化学习的自觉性，有清醒的“文明互鉴”意识。

　　其四，构建当代新型文化价值系统。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化研究是在批判中开新，重估传统文化价值，在文化建设方面处于自在状态的话，那么，进入1990年代以后，则已经具有鲜明的文化重构的自觉意识，即重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构建当代新型文化价值体系。有学者从构建文化价值体系的角度，提出“时代呼唤孔夫子”，“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 有学者明确探讨了以道德体系为重心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问题，更有人从古今会通而立足当代、面向世界而扎根本国的角度，阐发“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模式和特征”。 政界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特别是思想文化建设经验的总结，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而在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紧接着在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学术界长期致力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个问题上，政界和学界出现良性合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其五，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自鸦片战争以后启动的追赶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改革开放后，文化研究有十分强烈的追求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意识。在文化研究的进程中，无论观点派别如何不同，但振兴中华、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是无可争辩的共识。在追求复兴的旗帜下，正确对待传统，创造性地挖掘、阐释中华传统文化，同时理性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吸纳西方文明的优长之处，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建设体现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当代文化，成为文化研究中百家争鸣态势下的共同取向。

　　三、 40年文化研究的主体内容

　　40年内容浩繁的文化研究，场面宏大，参与人数众多，论域宽广，论题甚丰，邵汉明主编的述评性研究著作《中国文化研究30年》就有上中下三大卷共190万字，其中仅“主要著作和论文索引”就单列一卷，约70万字。有鉴于此，且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只能择要论说。

　　1.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如果说，40年文化研究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体内容和价值取向的话，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从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而言，40年文化研究的起点和动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如何评价以及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扬弃传统文化的问题，如何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找到什么样的结合点的问题。

　　在相关问题的研讨中，学术界参与性很强，竞相发表自己的见解。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张岱年认为，传统文化有两方面，消极的一面对于现代化是障碍是阻力，积极的一面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动力。现代化要补的课主要是民主和科学。季羡林认为，我们的封建思想包袱最重。何兹全认为，科学民主是关键，“天朝大国”思想幽灵不清除，会使我们更落后。任继愈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的民主意识。 在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估价见仁见智，观点颇为不同。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农业-宗法”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是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近代人文主义属于不同的范畴。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缺乏神学宗教体系，更富人文精神。然而，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其尊卑有别的隶属观念，谦恭礼让的处世态度，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知足的文化心理，既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又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注重人伦政治而取代了对物理的研究，限制了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素朴的整体观念和求统一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文化具有忽视理论体系建立的倾向。五四时代对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昭示了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某些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素质。传统的教化政治的基本精神素质是与现代化相背离的。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不应太多地归罪于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当做可以完全抛弃的包袱的理解是片面的，有抛弃传统文化根基的嫌疑。蔡尚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优良成分，有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必须把此三者很恰当地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比较标准的现代化，也才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学界总体上的倾向性是要重视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因素进行清除，重视科学民主精神的培育，但同时不能简单否定抛弃传统文化，而要有鉴别地进行清理。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持平之论，而且论者观点背后蕴藏的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

　　专门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且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独到见解的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下变的传统, 也没有与传统割断一切联系的现代化。中国的出路问题不等于文化问题、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传统不等于反现代化。只有尊重自己本民族的伟大传统的民族, 才能获得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真正的尊重。只有善于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的现代化, 才能贡献于世界文明的现代化事业。

　　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学术界有颇为不同的表现。复旦大学历史系于1986年举办了“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论文集。国内学者的代表性很强，多数人都有学界所熟知的学术印记，比如撰有“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的蔡尚思，重视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的谭其骧，“走出中世纪”的朱维铮，以痛批“王权主义”而名世的刘泽华，主张“西体中用”的李泽厚，提倡“新启蒙”的王元化，阐扬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庞朴，肯定明清之际启蒙说的萧萐父，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超稳定系统”的金观涛，重视“中华元典精神”的冯天瑜，以及宣扬并致力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杜维明，都在这次会议上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综观学术界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论辩，可以看出，在本质上讲，是要解决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和取舍问题，是要解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国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因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对于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讨，还涉及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观照传统文化，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阐释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开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去奢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就容易出现思维偏颇和价值迷失，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导致简单化片面化。这应当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而且，实际上也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所践行。

　　2.中国文化精神

　　40年文化研究的进程中，中国文化精神是受到高度关注并贯穿始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其实从根本上讲，也跟上面所谈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从属于、包罗于该问题之中。同理，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国学研究、儒学复兴、五四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及地域文化等问题的研究，都跟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讨直接勾连。因为，这些问题都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直接相关。

　　张岱年是最早关注并明确阐释中国文化精神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司马云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 李宗桂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核的，具体表现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陈来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有四个特点，即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楼宇烈认为，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郭齐勇认为，中华文化精神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简。关于中国文化精神还有其他颇为不同的很多理解和表述，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多个方面来阐述，认为包括人文精神、和谐意识、伦理本位、忧患意识、整体思维等方面。

　　总的看来，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探讨，主要是从价值取向、精神支撑、民族发展动力等方面切入，是想树立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支柱，是从正面切入主题。从整个40年文化研究的情况看来，凡是探讨中国文化精神者，都是想通过这种探讨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提振民族精神。而即使不赞同论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概括者，一般也不会否定民族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精神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文化认同和价值整合的重要力量。在日后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实践中，应当进一步增强这方面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过程中，绝大多数论者都没有注意到文化精

　　3.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和提炼问题，早在198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刘纲纪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理性精神、自由精神、求实精神、应变精神。这大约是文化研究热潮中最早的一篇专门研讨民族精神的论文。继后，张岱年指出，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 总有一些思想观念, 受到人们的尊崇, 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 能够激励人心, 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 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一个民族应该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 这就是: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显然，张岱年是将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等同看待的。

　　跟张岱年一样关注中华民族精神的，还有方立天、刘文英、李锦全、伍雄武等人。中国文化精神是个中性的概念, 中华民族精神是个褒义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的优秀成分, 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样一个区分, 既有利于我们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 理性超越传统文化的局限, 合理转化传统文化的有益资源, 也有利于我们弘扬民族正气, 升华民族精神, 从而在实践中更好地建设我们的文化。更为重要的是, 在对外交往中, 挺直民族脊梁, 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李宗桂等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实践过程中产生、反映中华民族成员整体性格和深层心理、内化于中华民族性格深层、为中华民族成员所普遍接受、并在实践中指导中华民族成员行为的精神力量；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优秀成分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活的灵魂，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整合和更新，从而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这些方面是中华民族精神与其它所有民族精神在内涵上的共通之处，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据此，李宗桂等人指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贵和尚中的思维模式，勤劳勇敢的内在品质，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厚德载物的宽厚胸怀，崇德重义的传统情操，科学民主的现代精神。

　　4.中国人文精神

　　最早关注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是庞朴先生。他在1980年代的传统文化讨论热潮中，提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重视人伦，重视现世的世俗生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庞朴的观点当时受到质疑。黎明、白钢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1990年代初期，由文学界的学者最早提出“人文主义寻踪”的命题，引发了一场规模虽不浩大、历时并不太长（大致是1993年到1996年）但却问题意识深刻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面对世俗社会的乱象，如何安顿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停留于书斋里自咏自叹，还是应当面对社会、研究社会，解决现实的问题？那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的王晓明就坦承：研究当代中国社会, 我个人认为这是摆在中国知识界或人文和社会科学界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今天的人文学术的最大的动力或者活力, 就是来自于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在这一方面, 现成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只有参考的价值, 我们必须通过自己深入的研究, 创造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 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回过头来看, 是“人文精神”讨论第一次迫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现实的隔膜, 仅此一点而言, 这个讨论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明显的不足，一是讨论中对于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有的甚至没有想过；二是停留于文学界的学者之间在自我精神安顿和困惑郁闷的消解方面，哲学界、史学界以及社会科学界基本没有参与，从而使得这场讨论的广度和深刻度有所局限；三是没有从文化价值系统的构建、全民族安身立命之道的建设方面着眼，现实出很强的文人情调而缺乏大众性。

　　中国人文精神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受到更多的关注，成果更多。许苏民的《人文精神论》是颇具力度的富有哲学思辨而又关注现实的著作。该书从人的现实存在的哲学规定切入，以人性生成与真善美的起源为观照，中西结合，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人文精神做了阐析，提出现代人文精神的最高原则与基本要素，最后落脚于“国民性之改造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与之形成呼应和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深化的著作，还有立足当代文化建设的《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阐释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华人文精神论纲》，以及中外对比的《中外人文精神钩沉》等。有论者根据当时社会状况，针对人文精神建设的症结，提出了“人文精神建设的若干难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取向和人文取向的悖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突，民族文化素质现状与人文精神建设目标的距离，对传统资源现代价值的认知差距，思维偏向对文化建设的损毁。

　　很明显，进入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以后，人文精神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现实社会的问题出发，从解决整个社会的精神安顿和民族精神的振兴、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重构的着眼，从而使得人文精神的研究具有了不同于往日的厚实感和深刻性，以及明显的建构意识和主体精神。

　　5.国学研究

　　国学研究是40年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也是文化研究主体内容中问题最多，争议最大的一个方面。

　　关于国学的内涵、范围、历史作用、现代价值等，学界都有过相当认真的研讨甚至不乏激烈的争论。张岱年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是约定俗成的名称。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国学看作传统文化。同样的观点见于汤一介。尽管有其他不同的对于国学内涵的看法，但从学界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把国学看作传统文化，亦即二者是同等概念。郭齐勇就明确说：“所谓国学，乃包罗至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李宗桂说：所谓国学，既指传统文化，也指传统文化研究。“近年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传统文化。”

　　国学研究轰轰烈烈，参与面十分广泛，见解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透过繁茂芜杂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国学论争的实质，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1980年代的文化热，没有使用国学这个名词，而是使用传统文化这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度成了举国关注的问题，文化热遍及神州，影响海外。究其原因，一是人们对传统反思的结果，希望了解并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再度涌入国门，形成对本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需要理性应对欧风美雨的冲击；三是改革深入的必然结果，需要解放思想，促进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建构适合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体系；四是对“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和“文革”全盘否定传统的后果做合理的评析。 在这种背景下，19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的主调，基本是反传统，具有比较强烈的西化色彩。

　　1990年代的文化研讨热潮，明确使用了国学概念，高举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并且有强烈的“保守”色彩。各种各样“弘扬”传统文化的图书、影视作品，各色各样的国学讲座，纷纷登场。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学热继续高涨。这个时期的国学热，更加理性，参与面更广，群众性更强，实践性也更强。人们既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更从国学的具体内容出发，从现实的文化建设和社会需求出发，考量国学的价值和功能，从建设性的一面衡量发掘国学资源。

　　近年的国学热潮，特别是学术界的国学研究，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强的表现。较之近代的“国学”而言，它是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的、更高层次上的对民族文化价值的开掘和认同。近代“国学”的产生是“防御”，当今“国学”的出现是“自主”。

　　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历史表明，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盘苏化是失败的，全盘儒化是不现实的。在建设当代中国新型文化的时候，以现代化为目标，坚持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是有极为正当的理由的。为此，正确对待国学，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文化建设的实践层面考察，“国学”研究应当弘扬时代精神，防止不良倾向。一是要反对复古守旧，防止封建主义沉渣泛起；二是要反对把“国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三是要反对把“国学”商业化；四是要防止把“国学”儒化（亦即把“国学”片面归结为儒家思想，把“国学”等同于儒学）。

　　6.儒学复兴

　　40年文化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是儒家文化的研究。而儒家文化的研究，从价值取向和文化重构的角度看，是对儒学复兴的探讨。可以说，对待儒学复兴命题和理念的态度，能够反映出研究者对待儒家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态度。

　　1980年代开始的重评孔子思想，从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到匡亚明的《孔子评传》， 都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改革开放大潮在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表现，是在儒家思想研究方面的拨乱反正。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尊孔的时代结束了，反孔的时代也结束了，现在是释孔的时代。有人提出，过去是打倒孔家店，现在应当是打扫孔家殿。

　　以重评孔子为重心，发展到包括对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在内的儒学体系的全面重评。随着1990年代传统文化热的持续和国学热的兴起，对儒学的评价越来越高，复兴儒学成为重要的话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复兴儒学的期盼和实践中，有被学界称为儒教原教旨主义的儒家学者，企图以儒学复兴改变现有文化形态甚至改变政治形态，宣扬儒学可以解决当代中国的所有问题，宣称之所以现代化的问题没有解决，要害在于没有复兴儒学，因此要儒化中国、儒化中共、儒教立国。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驳斥。以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为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对于儒学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和倾向，抱持商榷和质疑的态度。刘泽华认为，复兴儒学并不是文明的提升，道统思维盛行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复古”偏颇，“让孔子直通古今是不现实的”。葛荃、张分田、李宪堂等人也持类似见解。这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的质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文化。他认为，当代中国个别新儒家中主张“儒化社会主义”“儒化共产党”的思潮是往回流的复古思潮。方克立教授在《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等文章中，主张马魂、中体、西用，反对儒教立国，反对政治化的儒学，批评“大陆新儒学”的若干主张，反对儒化中国、儒化中共，反对立儒教为国教。葛兆光教授在《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一文中，对大陆新儒学的若干观点做了尖锐批评，甚至很辛辣地用“异想天开”来形容大陆新儒学阵营的某些人。葛兆光在该文中指出，大陆新儒学关怀的中心，已经从文化转向政治；大陆新儒学的领袖们，不再甘于在寂寞的学林中“坐而论道”，而是要从幕后走到台前，“挽袖伸臂参与国家政治与制度的设计。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大陆新儒学不再满足于‘魂不附体’，而是要‘借尸还魂’”。诚然，上述对于儒学研究和儒家阵营里某些人某些问题的批评和质疑，人们见仁见智，未必都会认可，但其中谈到的问题，特别是某些尖锐的批评意见，倒是对于儒学研究和儒学发展从另一方向上的帮助。对于这些批评和质疑，如能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给以圆满回应，则将对于儒学研究和儒学发展善莫大焉。

　　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在传统文化研究中，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已经有学者有意识地关注到优秀传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当今如何吸纳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而来。从思维方式上看，是古为今用。

　　1990年代初期出版了由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其出发点是要向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界人士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但成果不多，且没有形成学术界的关注点。不过，也有学者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系统深入研究，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本质上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进入文化研究的21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中华文明复兴应有的文化底蕴的探讨，学界自觉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张岂之主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提炼了12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张岂之先生在其“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个人著作中,指出“会通”精神、天人之学、和谐理念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人文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邵汉明主编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本质上是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层面进行探讨的。书中认为: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或精髓”，“书中着重探讨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道教、佛教等流派的文化精神，并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人本精神、和谐意识、道德意识、理想主义、实践品格、宽容品格和整体思维等几个方面”,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抓住这七个方面，也就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李申申等人认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宇宙人生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其二,道德伦理观——民本、和谐、德行仁善……其三，社会价值观——承担责任、自强不息、爱国奉献。”吴毅等人在其合著的《中华人文精神论纲》一书中,把以人为本、以和为本、以礼为本看作“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而列举并阐释了中华人文精神的诸多方面: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仁政德治的民本精神、威武不屈的爱国精神、与时偕行的创新精神、尚文敬贤的文明精神、修齐治平的责任精神、孝悌友爱的伦理精神、贵和中庸的处世精神、笃学致用的求真精神,等等。在他们看来,人文精神是“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的精神”,“人文精神是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从研究方式的角度看，属于在类别划分式基础上的内容列举，还没有明确涉及并具体阐释何以这些内容、这些传统是“优秀”的，质言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至少是没有清晰的理论思考和价值评判，没有从正面给出解答。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相关研究之中。有鉴于此，笔者才在上述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学界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实际，阐发了评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问题，并提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适应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发展，经受实践检验,有助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树立精神支撑,助力民族复兴,有益世界文明。

　　可喜的是，新世纪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越来越跟现实的社会状况相结合，跟当代文化建设相结合。张岂之、陈来、郭齐勇、李宗桂都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努力，反映出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强烈现实感和实践性，也光大了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丰富了当代文化的精神资源。

　　8.“五四”精神

　　关于“五四”精神的研究，从1980年代文化讨论热潮起来的时候就有人关注，虽不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人文精神、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那样受到广泛瞩目，成果累累，但从价值评判和文化精神传承的角度看，却有着深刻的影响。论者之间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一种是要继承五四精神，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新的启蒙；另一种是要继承“五四”但要超越“五四”，超越“五四”的某些片面性；再一种是反对“五四”精神，认为“五四”运动全盘反传统，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根基，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层，而“文革”则是“五四”的恶性发展，因此要重估“五四”、否定“五四”。本文仅就笔者认为的关键之处介绍代表性观点，并谈谈自己看法。

　　李泽厚提出的“五四”是“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引起广泛关注。其他一些论者提出“五四”激烈反传统、全盘反传统，导致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断层，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危机。学界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颇有力度的论辩。

　　金冲及指出，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强烈危机感, “给了民主启蒙运动以巨大的吸引力”,使戊戌运动成为“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因此, 救亡与启蒙不是对立物;不是救亡压倒启蒙, 而是“救亡唤起启蒙”。谢毅认为， “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说法，经不住历史事实的检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高旭东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传统与西化的运动，此前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接受的科学技术、民主自由，都是新文化运动推崇的对象；新文化运动不同于此前历次运动的，就在于它是一场伦理道德（善恶）的价值革命与审美观念（美丑）的文学革命。它颠覆了合群的伦理本位而推崇自由的个人本位，试图通过价值革命与文学革命为民主政治与科学的发展扫清道路，进而使中华民族走上强国之路。将“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分开并将之看成相互对立的“双重变奏”，并不符合事实。因为“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基本上是一体的。从学术论争的视角看，金冲及、彭明、谢毅、高旭东等人的观点属于肯定“五四”精神的主流观点。

　　有学者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思想解放和价值重构的层面肯定“五四”精神。李维武指出，从历史文化观而言，“五四”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破除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桎梏，为实现人性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创造了思想理论前提。从价值观来看，“新文化运动敏锐地发现和把握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价值观的新旧更替问题，自觉地承担起中国价值观重建的时代任务， 这本身就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划时代的政治运动，强有力地震撼了中国思想世界，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也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进而促使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肯定“五四”精神的同时，有的学者也指出了某些不足。张岱年认为，“五四”运动批判了旧文化, 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纪元。“但是在道德方面, 旧道德确实破坏了, 新道德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庞朴认为，“五四”精神就是批判精神。李宗桂指出，近现代中国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具有明显的“用激进方式求渐进改良”的特征，确实带有某种“激进”的情绪和色彩。但是，站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度上，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激进主义的态度和方式，不利于科学地清理民族文化遗产，不利于正确对待西方思想文化，因而也不利于新型文化的切实建设。而且，由于思想文化的“形而上”的特点，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的存在，由于中庸平和的思维方式的深入骨髓，以及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致使用激进方式进行的文化变革活动，往往只能收到渐进的改良效果。从科学的理性的立场出发，应当对以矫枉过正为特征的激进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方式加以扬弃。

　　在我看来，“五四”精神是批判性精神，是超越性精神，是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现代新型文化没有建构起来，不能由“五四”精神来负责，不能由“五四”运动的先辈们来承担责任，而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当时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时代条件还不具备。“五四”精神只是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昭示了它的前景，而不能包办一切。如果说“五四”运动有其激进的一面，有其从根本上冲击传统文化的一面而没有对合理因素进行辨析和转化的话，那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说“五四”精神有问题、要否定，则是既脱离历史条件又不合当今时代要求的简单幼稚思维。今天我们正在全社会倡导并努力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民主、文明、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正是渊源于“五四”精神。因此，研究“五四”精神，今天还是要提倡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去衡量，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看到“五四”运动的某些不足，而简单夸大并否定之。

　　需要注意的是，在关于“五四”精神的研讨中，有些概念和思想其实是并不清晰甚至混乱的，或者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

　　9.其他

　　40年文化研究的内容实在丰富，除了上述方面之外，还有诸多方面。主要的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研究，文化产业的研究，中华文化与21世纪的研究，文化中国的研究，中国文化的通史和断代史研究，经学史的研究，儒学史的研究，儒家文化研究、道家文化研究、墨家文化研究、法家文化研究、兵家文化研究、道教文化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海外中国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关系研究，文化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港台学者的文化研究，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化研究，甚至西方汉学家的研究，等等，都是内涵丰富、成果客观的研究。但限于本文篇幅和论题的主旨所在，只能从略，留待他日另撰专文进行探讨。

　　四、 40年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

　　40年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大致有如下方面。

　　其一，振兴中华形成共识。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真理标准讨论相追随，与“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相一致。在整个40年的研讨过程中，学界始终以推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进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职志，“阐旧邦以辅新命”成为学者们的文化自觉。从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的特征上看，无论具有激进主义色彩的批判者，还是秉持保守主义特质的守成者，或者主张渐进变革的中和者，都以振兴中华为使命。在这个意义上讲，40年文化研究的不同派别和论争，其文化认同、价值整合的最大公约数，便是振兴中华。

　　其二，文化重构是学界的自觉追求，是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按照文化研究、文化发展中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者互动的见解，从40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历史进程看，文化重构成为自觉追求。质言之，文化研究的自觉意识、问题意识，从一开始就十分鲜明而强烈，并且持续始终。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到1990年代以重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为标志为重心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再到新世纪以来的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调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最终汇归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弘扬和践行，都反映了立足当代、依托传统、面向世界的多元开放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振兴中华意识和价值重构目标，经过40年的理论研讨和实践验证，我们可以用这样一段话来凝练地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其三， 人的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而这是由文化研究直接推动并促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追求现代化始终是全社会上下同心的目标。但关于现代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述。从50年代的工业化， 到60年代初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再到80年代的“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基本都是在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没有重视人的现代化。尽管一度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但却不是从现代化的层面入手考虑的问题。80年代文化研讨热潮兴起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专家阐发的“人的现代化”的理论，深刻影响了文化研究特别是现代化研究的思路。国内学者在吸纳借鉴西方学者见解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明确提出了“我们还需要第五个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反思国民性，提升全民族整体综合素质，反对物化，反对异化，反对金钱拜物教，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这，是与文化研究的直接推动密切相关的。特别重要的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是确立了新型的现代化认识理念，这就是：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是为了人、是“人化”，而不是为了物，不是“物化”。从国家层面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弘扬、践行，其所昭示的毫无疑问是人的现代化。

　　其四，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成为时代标识。40年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在民族文化意识的层面唤起了自觉意识和自信精神。1980年代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开场的传统文化研究，以现代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污泥浊水，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便是文化自觉的体现。尽管那时人们还没有能够从主体精神挺立的角度、从文化价值观的立场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还处于自在阶段，但却是通过切实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传统文化研究，明确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必须立足当代中国，必须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为目标，建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1990年代后期，费孝通系统阐发了文化自觉的理念。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系统阐释，激活了1980年代文化研讨热潮兴起以来的文化自觉意识，将原本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化自觉，提升到十分明晰的自觉状态，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价值理念，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有关文化自觉问题的研讨，激发并彰显了文化自信。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掘发，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生长，通过学术界的长期努力，逐渐形成了明确的现代化不是西化的共识。走自己的路，根据中国国情（历史的和现实的），挺立民族文化的精神自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学界的主流倾向。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派、保守主义派，以及其他思潮和流派乃至不入流不入派的学者，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和现代性的统一方面，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中华文明也能而且一定能崛起，成为具有共识性的观念。

　　在文化自信问题上，政界和学界在新世纪以来高度协同，其标志性的反映，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的时候，特别强调文化自信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显然，学术界的文化研究成果和相关认识，与这个论断高度一致。可以说，这个论断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成为时代标识的典型体现。

　　其五，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共识。改革开放带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从物质到精神，可以说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动。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过程中，转型期社会出现的价值失落、精神迷茫、思想困顿，一度困扰着人们。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如何构建一个适合所有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解决安身立命之道的问题，成为学术界长期努力的方向。经过较长时期的研讨，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共识，这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文化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精神家园建设的价值依托，而中华文化成为精神家园建设的最大公约数。换言之，精神家园的构建，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助推器。

　　其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共识。在具有深厚绵长的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振兴中华，要解决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要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要重构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在思想文化方面必须有所依托。这个依托，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特质、历史作用及其现代价值的探讨。尽管人们对于何谓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见仁见智，甚至两相悖反，但在早已走出简单地盲目地反传统时代的当今，人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是一致肯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取得了共识。在今天，完全意义的复古主义或者全盘西化，基本上是没有市场的。而这，不仅与40年来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大发展有关，而且更与问题意识强烈、现代精神充溢的文化研究的推动有关。

　　其七，在批判中前进，在守成中创新。从方法论的角度审视，从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实际影响效果考察，40年文化研究总体上是在批判中前进，在守成中创新。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在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引领下，扬弃传统文化，吸纳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巩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思想文化，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成为40年文化研究的主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创造性转化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甚至直接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有其自身的人文精神，作为“五四”遗产的科学民主精神，今天仍然要发扬光大，但需要超越“五四”的某些历史局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等，都是在批判中前进，在守成中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和特征。

　　其八，从政学分立到政学结合，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逐渐协调。 40年文化研究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政界和学界在文化建设问题上从各自分立到相互观照再到逐渐融合的过程。知识界的批评精神、独立意识、距离意识，在90年代中期以前表现为文化研究与政界的文化建设平行发展，交集不够。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界对文化建设的日益重视，学界对文化重构在社会实践层面落实的渴求的增强，以及对政界关于文化建设的方略的理解的加深，政界与学界逐渐加强合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等方面有了文化自觉层面的合作。政界对学界在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作用有了更多的期盼和依靠，而学界则更加理性自觉地认同、接受政界的文化建设理念及其方针政策，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复兴中华文化的旗帜下，以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轴心，政界与学界进行了深度而有效的合作，展示了新时代的新气象。

　　五、 40年文化研究的明显不足

　　在充分肯定40年文化研究的成就的同时，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其间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一是文化理论准备不足、建设不足。几乎是爆发式出现的以传统文化再评价为重心的文化研究热潮，缺少足够的文化理论支撑。尽管学界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努力进行弥补，但离满足实际需要还有很大距离。由于本土的文化学理论先天不足，于是大量引介了外国的文化理论，而这些文化理论基本是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领域的，与我们的需求相隔甚大。其后，国内学者撰著的文化学理论，要么是在评介外国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基础上生发开去的散点式论说，要么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要是唯物史观的模式去套，或者是在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范围内的类比式阐释。总之，自成一体、系统严谨、别具特色、吸纳外国文化理论长处而又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风范的文化学理论，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需要文化研究界的艰辛努力和独特创造。

　　二是现代化理论准备不足、建设不足。文化研究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其他诸多因素诸多环节的支撑，而现代化理论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我们缺少自成系统的、成熟的现代化理论。改革开放后，在时代需求的迫使下，学术界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引进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但是文化研究要解决的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社会的问题，必须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涉及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方面的重大而又基本的问题。现代化理论的准备不足和后续的建设不足，使得文化研究的现代性难以在理论上自足，更难以在实践中创生。这些年文化研究中诸多问题的无谓争论，本质上跟现代化理论建设不足，研究者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偏差密切相关。

　　三是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结合不足。一般说来，文化研究是学界的专业，而文化建设是政界的事业。但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构架及其运行机制来看，从文化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二者很难截然划分。学界的文化研究，既然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文化重构为任务，本身就是参与文化建设。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高扬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理念，便是明证。而政界的文化建设方略、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吸纳各方面特别是学界的成果，也少不了必要的研究。

　　四是理论与实践相贯通不足。文化研究特别是传统文化研究中，重视历史传统有余而直面当代实际不足，倾心书斋学问、关注形上研究有余而“转识成智”、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不足。割裂“思想”与“学问”，甚至抬“学问”以压“思想”的现象并不鲜见。甚至，有人公然宣称，凡是讲现实的，凡是与当今社会实践相关的，都不是学问。这个问题，需要在日后的研究实践中加以矫正。

　　五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清除不足。40年文化研究的头10年，不仅学术界，而且全社会都十分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同心协力清除封建主义余毒。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潮流中，学术界缺少严肃的、有力度的对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没有很好地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荡涤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

　　六是学科整合和建设不足。由于文化理论的准备和建设不足，以及由此而来的学科建设缺失，故文化研究者的研究缺少学科专业的支撑。就国家现有的学科学位建设归置来看，文化研究者几乎来自绝大多数文科和相当部分自然科学学科。文科的哲学、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自然科学的理学、工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也有文化研究者。几乎所有的文化研究者都不是在“文化学”意义上进行的研究，而是依托既有学科，引进文化理念，面对文化内容，而进行的带有明显原有学科特质的研究。在文化研究开展40年后的今天，在大力倡导文化自信的时代，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当下，加强学科整合，实现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突破，正当其时。

　　六、 文化研究的未来趋势和前景

　　未来的文化研究，如果以十年左右为阶段的话，那么，大致以2040年为界限，将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呈现出光明的前景：自觉追求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努力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长远一点看，在2050年左右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在这个历史时期，文化研究者们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坚韧努力，通过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时代条件，创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为充分反映中国特性、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的铸造，奉献出自己的才华。概略而言，当有如下趋势：

　　其一，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相结合。随着中华文明复兴步伐的加快，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增强，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增长，文化研究必然要进一步面对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面对生活实践，自觉参与到文化建设的宏伟工程之中。而文化建设的宏伟工程的蓝图设计和具体实施者，也将进一步重视文化研究者的意见，重视吸纳其有价值的成果，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其二，更加关注现实。文化研究者将走出经院学术研究的老屋，迈进新文化建设的殿堂，不满足于解释历史文化传统，不满足于描述现实文化现象，而是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把握世界风云变幻的实际，改造既有文化，创建新型文化，以促进当代中国的“人的现代化”，推动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

　　其三，更加关注理论。文化研究者将总结文化理论薄弱以至缺失的历史教训，总结40年文化研究的经验，借鉴外国文化的优长之处，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构建为枢纽，创建适用于本国国情的、严整系统的文化学理论。

　　其四，更加关注文化学学科建设，文化学成为学理性强而且独立设置的学位授权学科。

　　其五，重视文化的民族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未来的文化研究，将在这个基础上，摈弃狭隘民族主义，光大理性民族主义，重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风范，在文化创造中彰显民族智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其六，多元一体，多流汇归。未来的文化研究发展态势，将会有更多学者参与。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视角、不同价值取向的众多学者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众声喧哗，各擅所长，推动中国文化研究日益深化和拓展。在“文化中国”的意义上，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参加的人数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甚至西方汉学家也将更广更深的参与进来。由此，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最终多元一体、多流汇归，中国文化研究成为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中国文化的发展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有机构成。

　　其七，古今中西问题仍然是研究的重点难点。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论题已由天人古今之争转变为中西古今之辩，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化框架中处理中西关系、古今关系。尽管一百多年来历经辩难，高论迭出，但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真正解决，不仅在理论上没有解决，而且在实践上更没解决。原因显而易见，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还在发展进程之中，社会转型文化转型还没有完成。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重点甚至是难点。

　　其八，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及强调“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强调文化的“根”和“魂”的价值，给了文化研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支持和政策支持，从而能够感召、凝聚更多的力量参与文化研究。在文化研究界，将会有更多的学者以更大的热情，更坚定的信心，开展原创性的研究，为国家的现代化，为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撑。

　　原文载丨《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转自微信公众号“董子与儒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