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接到黄玉顺教授打来的电话，说是有这么一个活动，要庆贺蒙培元先生八十诞辰，我说我一定要来，这可以说是一种情感的召唤吧，因为蒙先生讲“情感儒学”。

　　郭淑琴老师也在这里，我应该叫“郭老师”，因为我到北大念书，有一门课，我们那个年级哲学系78级的心理学，就是郭老师上的，一转眼已近40年了。蒙先生，我也应该叫“蒙老师”，因为80年代中我们办《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集刊的时候，当时汤一介先生也请蒙老师帮着找一些稿子、看一些稿子，所以那个时候接触得比较多。我记得蒙老师当时好像是住在北大蔚秀园，我到他家里去，很拥挤，就一张很小的书桌，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来分配的、时间怎么调整。就一张桌子，蒙老师就在那里看稿子啊什么的，我印象特别深。这一晃就是30多年了。

　　这几年，冯友兰先生在“文革”前带的几个研究生，许抗生老师、牟钟鉴老师、金春峰老师，都已到了八十左右。今天是蒙老师的八十寿辰，我就想到了这几位老师以及他们对冯先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蒙老师提出的话题，就是现在大家所概括的“情感儒学”。这里面有没有联系的线索，我认为他们都是从冯先生创作的路径里面吸取一些营养，围绕着、或者说参照着冯先生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来思考，试图往前推进。我读蒙老师的书，就感觉到他的这个想法是非常强烈的。

　　现在讲“情感儒学”，我们可以回到80年代初，那个时候中国哲学的研究刚刚恢复元气。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一个最早的、声势比较大的、影响也比较深远的学术思潮，就是对哲学范畴的研究。当时对范畴问题的关注，就是他们这一批学者，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学术主打产品。这是给那个时代发展能留下印记的一个活动，差不多80岁这一辈的学者，当时都投入到范畴研究这一工作里面，也都留下了不少的著作。那么，蒙老师最早出的两本书，尤其是《理学范畴系统》，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结晶，是当时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当然，蒙老师自己有一个说法，说他也在研究范畴，但是与当时研究范畴的学者的思路有点不一样，这就是：他不是就范畴来讲范畴，而是想把理学的范畴作为一个系统的构建来探究，想从哲学形态上来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工作。所以，在当时的范畴研究著作里面，《理学范畴系统》这本书应该说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哲学性，它跟那些只是回到中国传统的资料、讲那些概念、进行语文学梳理的不太一样。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也就是说，还是受到现代哲学体系论的影响，重视科学方法，重视思想系统的逻辑构造，其实这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系范畴体系哲学的余绪。当时关注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主将们，基本上是在这么一个氛围里。

　　到了90年代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向，慢慢对范畴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有反思和检讨，尽管范畴研究突破了“两个对子”，对中国哲学形态的丰富化理解有帮助，但还是不能摆脱僵固的逻辑理性的束缚，不能很好地反映传统哲学的面貌。所以到90年代之后，中国哲学界的研究思路就发生了转折，不太以范畴研究这么一种方式来做中国哲学。这个转折里面，我们看几位老师，他们都有重新的反思。金春峰老师，他就特别关注信仰问题，后来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了《哲学：理性与信仰》一书，将“理性”和“信仰”对举，通过重新讨论信仰来反思理性缺失的问题。蒙老师呢，就是从情感入手，讲情感和理性的关系，认为“人是情感的存在”，而非“理性”。许抗生老师，讲自然，他是用道家的思想来反思理性，检讨理性主义的困境。牟钟鉴老师，他后来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做民族宗教学研究，更多是从一些宗教方面的问题来反思理性。所以，他们几位很明显的有一个一致的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这辈人对理性主义的检讨和对唯科学–理性–逻辑时代的一种告别。因为80年代，当时科学主义的信仰很强，哲学研究都是按照逻辑理性的框架或者要求来做，思考问题都是在这么一个模式化的范域里面。但后来就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很大，我们的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与中国传统的哲学相结合就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往往装不进去。当时也是受到了港台新儒家的一些启发和影响，像牟宗三、唐君毅的书开始流传进来、流行开来，影响到了研究的风气。所以我觉得，90年代以后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转向，包括蒙老师对情感问题的关注，即“情感儒学”这样一个新的进路的出现，是和这么一个大的转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想法的出现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

　　会议的邀请函里面说，由“性–情”到“情–性”这样一个架构的转折，是“两千年来儒家哲学之大翻转”，给予的位置很高，觉得这个事情是当代儒学研究里面一个很大的事件。前面几位老师做了一些分析、评论。我想说，这个问题在十多年的中国哲学研究里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对于“情”的研究，过去一般是按照传统的性、情、欲三个层面的架构来探讨。比如说汉代有性情之辩，到魏晋玄学里面对此也谈论得很多；在佛教传入以后，情形就越显复杂；到了理学时代，对性情的研究达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这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整个儒学研究与建构。实际上，性情问题已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情感问题，而是一个哲学本体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所牵涉到的一些理论问题就很复杂。

　　如果我们推究这个观念，在当代语境下来重新思考，那在某种程度上它就与西方所谓“情感”或“爱”这样一些观念是缠绕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代的理解往往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之下，由此来确定我们现代语境的“情感”观念，这便先需要做一些重新的梳理。我觉得这里面所包含的线索叠加起来是非常复杂的，一般所说的“情感”到底是在何种意义或者脉络之中成立的？从现代语境，我们今天都感觉到情感确实很重要，因为它和“理”这个层面相比，更具有一种当下性和存在感知的活性，跟人的生命机体活动、特别是细微的心理变化联系在一起，是人的精神生活之复杂性内蕴的一个场域和特别的呈现。它与科学理性的思维活动不同，和以往人们所重视的哲学指向的精神性也不太一样，它不太容易验证，也不太容易言说。如果按照传统哲学体系的架构方式来讲“情感”，就存在着很大的挑战，感觉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每个人又都时刻感受到这样一种因素的存在，也都承认它的重要性，那么怎样在当代的哲学理论体系里面给“情感”问题一个地位，并且有恰当的表达，这确实是我们所面临的难题。

　　我觉得，这里需要做一些剥离，从现代语境的“情感”中跳出来，回到我们自身的传统，因为中国文化中对于“情”的处理，肯定跟西方有很大的差别。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情”的感性根基就十分牢固，那个“爱欲”（Eros）跟中国哲学里面讲的“情”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文化讲“情”，是和“性”的本源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性情并举，情是由性延伸出来的，无法隔离开，所以它不是一个浅表性的存在。尤其是在理学形态里面，对“情”做了义理化的处理之后，实际上“情”就不是一个感知的东西，而是生命的一种本体意义的存在。那么，这样一个“情”，当然就和抽象的“理”结合在了一起，并且与“义理”、“天理”这些最高意义的存在有了某种融合性，或者说它们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与匹配。

　　当然，在理学系统里面，可能过分地强调了一种更高的普遍主义的东西，像“天理”之类，这就造成了对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或者情欲的某些限制、甚至是抹杀。所以，后期的理学中就出现了某种反弹，对“情”与“理”的关系来重新配置，或者将情的合理性融入对义理的阐发当中。我们看到了晚明，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文学表达，当时所张扬的就是对自然情感的呼唤，而不是义理束缚之下的情感。实际上它是对理学里面处理情感方式的反思，因为高度的抽象化、义理化之后，情感的抒发就成为问题，就可能会对情与理的关系造成一些错置，甚至在日常的生活经验里边没有办法来处理，造成许多合理而不合情的问题。所以后来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里反思这个问题，讲“理”就是“情之不爽失也”，强调“情”的重要性，反思“理”对于“情”的窒息或者扼杀这样一种危机，甚至后来有“以理杀人”这样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如果情感、七情六欲这种日常的生命状态没有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就可能在“理”这样一个系统里边造成某种强烈的对抗性，甚至是势不两立。情与理之间的紧张，到了明代就成了一个中心问题， 所以才有各种各样对“情”的重新思考和重新表达，包括“遂情达欲”这样一些对“情”的张扬的主张。这在当时的背景下确实有一种意义，现在我们把它称为“个性解放”或者“人性的复归”之类，后来新文化运动兴起，对理学的批判，实际上也是顺着这样一个路向往前发展的。

　　当然，现代语境下的理解产生了新的内容，和传统论“情”已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所谓的“情”更多接近的是西学的向度，具有浓厚的感觉主义的色彩，失却了本体性的超越意义，以欲望的满足和及时享受人生为前提。在西方观念的刺激之下，肯定人的情感的自由抒发，极易转而为物质主义的低俗追求。我们看这一个世纪以来，它的泛滥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今天的时代，物质主义、官能主义、享乐主义极度膨胀，到处都是情欲的鼓荡，人越来越变成物化的“非人”，情感的厚度变得越来越薄，它的庄重感也几乎丧失殆尽。对“情”的个人主义解读，造成了失范的无根状态，欲望的无限制流淌、冲撞和纠缠，使得社会价值在整体上趋向于低俗化。情感的无拘无束及其浅薄化呈现，将义理、理性这些传统秩序的维系物冲得七零八落，难以为继。在今天的社会，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这种情欲的无度和泛滥已经造成了对文明形态的冲击，成为我们时代的危机，这是今天所面临的很大问题。所以，从中国传统的语境到20世纪西学东渐以后这样一些复杂的线索，逐渐造成了对“情感”理解的缠绕和难度，何为情、何为情感，需要不断地厘清和反思，这些都是时代很重大的话题。也就是说，在中西观念的冲撞和融合当中，怎么样重新解释“情感”的意义，在现实中做到合理而适情，既坚守文明的尺度，又不断满足“情”的肆决，“遂情达欲”到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才是可行的、合理的，才是我们人类文明可以接受的？这些在今天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作者简介：景海峰，深圳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此文载于黄玉顺主编《“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