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以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魏了翁等为代表，分属理本论、心本论、性本论等各个流派。各派思想或有差异，但均以维护义理和重义轻利、存理去欲(私欲)为学术宗旨和思想特征。其最终目的都是把以“理”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发扬光大，并将其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理论根据。南宋功利学以陈亮、叶适、陈傅良等为代表。此派重视客观事物，在价值观上注重功利和事功修为，强调义利同一，道义通过功利和事功表现出来，反对脱离实事实功和客观物质利益而讲道义心性，并提倡实学和经制学，以经世致用。其重视功利和事功效果的功利之学与朱熹等重视道义心性和内在动机的重义轻利思想形成对照，引起了双方的一些争论。

　　南宋理学和功利之学的相互批评，反映了双方在价值观和宇宙观上的思想差异。双方又同属讲义理的宋学，又相互影响和彼此融通。北宋兴起的理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新的发展，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思潮，包括功利之学在内的其他学派不可能不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所以双方亦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同时理学在与功利学的交流中，也受到功利学的影响。功利学和理学之间的互动，促进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大发展，也使得在相互交往中，理学和功利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就南宋时期理学与功利学的异同关系等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理学与功利学之异

　　南宋理学与功利学的思想差异主要表现在宇宙观(与心性论相关)、义利观等方面，并通过双方的相互批评表现出来，由此可见各自思想的特色。

　　1.宇宙观的不同

　　理学代表人物朱熹以理为宇宙的根源和万物存在的依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①朱熹认为宇宙之间只此一理，理是永恒存在的宇宙本体，就算万物消尽，理仍旧存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②由此可见宇宙的根本便是理。理主宰天、地、人、物，是超时空的形上本体，是永恒的存在。“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③天地有始有终，而理无始无终。在万事万物产生之前，此理就以万事万物的根本依据存在。心学家陆九渊在宇宙观上以心为本，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④的思想，认为“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强调心即理。张栻以性为宇宙本体，他把性作为宇宙万有的根源。“天命之谓性，万有根焉。”⑤把性与天命联系起来。张栻认为，宇宙万有都根源于性，性超越形体之上，是有形万物产生的根据。“有是性则具是形以生。”⑥认为有了性才产生事物的形体及事物本身。吕祖谦提出“心即天”的心本论思想：“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乌得舍此而他求。”⑦以心为万物之本原，“极本原以示之，心者，万事之纲也。”⑧强调心为万事万物之本，天地万物不能离开心而存在。魏了翁也以心为宇宙本体：“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⑨认为心就是太极，天地万物均由心产生，而不在心之外。

　　功利学者陈亮在宇宙观上则以物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⑩的思想，以物为宇宙间真实的客观存在，以此与心学、理学划清了界限。叶适在哲学上，以物为宇宙的本原，认为道作为事物的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理和道一样，都归属于物，与物不相分离。以此与程朱的理本论哲学相区别。强调思想理论必须符合天下实事，检验义理的根据是客观事物，“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11)。叶适崇尚物质，从性不遗物的观点出发，主张把性命道德与客观事物结合起来。他说：“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12)这是对超然物外的性本论思想的批评。叶适指出，自孟子以来，尤其是后世理学心性论以心性为宗主，只内不外，其弊不可胜言。“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人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13)认为以心性为宗主的结果造成了性与客观事物相互脱离，也就违背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内外交相成之道”。并指出：“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为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犹废之，狭而不充，为德之病矣，当更熟论。”(14)认为理学心性论提倡心通性达，把学者的注意力引向内心世界和心性修养，而对社会生活中的见闻则不予重视。叶适认为这种脱离社会实践的道德修养乃是“为德之病”。从陈亮的“盈宇宙者无非物”和叶适的“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功利学者与理学家在宇宙论和心性论上确实存在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