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人),由经入史,经史贯通。其经学思想承著名经学家廖平而来,又加以发展,在现代经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以往学术界对蒙文通经学论述较少,本文就蒙文通经学思想的几个特点加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继承廖平,阐发师说

　　晚清今文经学的著名人物廖平(1852-1932)在经学研究上提出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后又尊今抑古,这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蒙文通继承廖平,阐发师说,亦提出己见,加以发展。

　　蒙文通以廖平为师,其经学受到廖平思想的深刻影响。廖平是晚清今文经学的著名人物,并对康有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廖平早年习宋学和八股文,后入尊经书院习汉学,注重字义考证和音训。1879年,治《公羊春秋》的今文经学家王闿运入川主讲尊经书院,廖平改从师王闿运治今文经学,尤重《春秋》。然与其师王闿运重《公羊》有所不同,廖平重《谷梁》,但对廖平经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仍然是《公羊》。廖平早期思想发生过两次转变:第一次否定宋学,而接受乾嘉汉学;第二次否定乾嘉汉学,而接受今文经学。经过这两次转变之后,廖平思想进入了经学六变时期。

　　廖平经学思想凡六变:第一变是平分今古,即平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区分的根本在礼制,今文经学所言礼制是以殷礼为主的四代(虞夏殷周)之制,集中见于孔子所著的《王制》;古文经学所言礼制为周礼,主要见于《周礼》。周礼本于周公,《王制》为孔子手定,故有古文经学宗周公,今文经学祖孔子之说。第二变是尊今抑古,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真传,中国学术从战国到西汉哀平以前,全是今文经学的派别,尊孔子,宗《王制》,无有不同。古文经学则是刘歆在西汉末年的伪纂,《周礼》是刘歆作伪的主要经典,目的在于迎合王莽篡汉,刘歆作伪后,才有所谓的古文经学,而今存《汉书》等书中有关古文经学的记载,实为刘歆及其弟子的改窜。第三变是小统大统说,异于二变之论,认为孔子经说有小统、大统之分。今文经学所宗《王制》,不过是孔经的小统说,只讲中国治法。古文经学所祖的《周礼》,则是孔经的大统说,以治全球为本。第四变是天学人学说,认为孔经中有天、人两种制度,小统、大统都是对孔经人学的阐发,而孔经中还有高于人学的天学。“六经”中《春秋》、《周礼》、《尚书》为人学,《乐》、《诗》、《易》为天学。人学为人类社会立法,天学为宇宙立法。第五变是天人大小说,把天学之神游、形游与人学之小统、大统加以贯通,这也是对第三、第四变的细化。第六变是以《黄帝内经》五运六气解《诗》、《易》,相互比附,以证《诗》、《易》天学。

　　廖平经学的六变,较有意义的是第一变区分今、古文经学和第二变尊今抑古,以及讲孔经人学与天学。其后三变,附会离奇,多遭学者批评,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流弊〔1〕。廖平经学对思想史的重要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孔子“微言大义”的真谛是托古改制;二是认为古文经学乃刘歆等所伪造。这两点见解的政治意义大于它的学术价值。古文经学在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也是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一旦被廖平宣布为伪造,这对打破2000年来无人敢疑、无人敢违的旧传统,把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廖平根据时代的要求,强调托古改制,因时救弊,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他说:“《周礼》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凡其所改,专为救弊。此今学所以异古之由。”〔2〕他指出,孔子面对“春秋时礼坏乐崩”的局面,深感不安,“乃思垂教”,“笔削《春秋》”,对《周礼》进行因革损益,以成《王制》,“孔子意在改制救弊”〔3〕。既然历史上的圣人孔子都可以对传统的礼制进行改革,加以“增减”,“孔子繙经,增减制度,变易事实,掩其不善而著其善”〔4〕,那么后世的人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于是廖平把春秋时改周礼之弊与现实的政治改革联系起来,相提并论。他说:“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张也。”〔5〕这样,现实社会改革弊政、“改弦更张”的政治要求就与孔子“改制救弊”的主张相符合。今文经学经过廖平的这样一改造,孔子就不是2000多年前的孔子,而是近代的孔子了。廖平所提出来的孔子“托古改制”以及“改制救弊”的思想,只不过是借孔子这个历史权威来表达现实社会的政治主题罢了。

　　蒙文通在经学研究方面,继承了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尊今抑古的思想,并积极阐发师说,扩大廖平经学的影响。他说:　　

　　自井研廖先生据礼数以判今、古学之异同,而二学如冰炭之不可同器,乃大显白。谓二学之殊,为孔

　　子初年、晚年立说之不同者,此廖师说之最早者也。以为先秦师法与刘歆伪作之异者,廖师说之又一

　　变也。以《大戴》、《管子》之故,而断为孔子小统与大统之异者,廖师说之三变也。〔6〕

　　蒙文通阐述廖平经学的前三变,认为其经学一变是依据礼数来分判今、古文经学的异同,使得今、古文学之所以区分的内在根据大白于天下。而其经学二变则是尊今抑古,指出古文与先秦师法有异,系刘歆作伪。而其经学三变是提出小统、大统之说。关于以礼制分判今、古文学这一师说中的重要创见,蒙文通阐述说:“言汉学而不知今古文之别者,不足以语汉学;言今古文而不知归本礼制者,不足以语今古文。……井研廖师,长于《春秋》,善说礼制,一屏琐末之事不屑究,而独探其大源,确定今古两学之辨,在乎所主制度之差,以《王制》为纲,而今文各家之说悉有统宗;以《周官》为纲,而古文各家莫不符同。”〔7〕认为廖平于今、古文经学的诸多分歧中,独探大源,抓住了今、古二学在礼制上的不同这一基本差异,即今文经学以《王制》为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纲,并肯定廖平著《今古学考》一书,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之论,将其与顾炎武对于古音的研究、阎若璩之于《古文尚书》的考辨并列为“三大发明”,给以很高的评价。

　　关于经学史上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一般认为今、古文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汉今文经学专明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东汉古文经学则详对经书文字的训诂;西汉今文经学重师法,东汉古文经学重家法等。对此,廖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之所以西汉长于师说,东汉专用训诂,是因为西汉今文经学“有授”,所以师说详明;而古文经学出于臆造,所以“无师说”。与此相关,今文经学力求浅近,以今文隶写古字;而古文经学则由于无师承,其古文又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以说字见长,这即是廖平所分析的今文经学重师说,古文经学重训诂的原因。不仅如此,廖平更提出了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这确是他的一大创见。蒙文通继承廖平,阐发师说,力将此说发扬推广,扩大其影响。指出其师廖平从治《春秋谷梁传》入手,洞见文句、礼制为治《春秋》的两大纲,以后又认识到《谷梁》中所言礼制与《王制》相通,故以为《王制》乃孔子删经损益因革而自订的一家之制、一王之法,此与清经学家俞樾之说有相合之处,但俞樾之说只取证于《春秋》,而廖氏师说则在一切今文家说中都能得到印证,可见廖平师说更胜人一筹。蒙文通并指出:“这不能不承认是近代经学上的重大发现。虽然廖先生的学说后又迭有改变,但以《周官》、《王制》分判今、古文学的基本论点从未动摇。”〔8〕蒙文通对廖平师说的继承和阐发,客观上起到了扩大廖平经学影响的作用。除继承廖平师说外,蒙文通思想中也有与廖平明显不同之处,如他不赞成廖平所说的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说法,他认为古文经决不会尽是刘歆伪造的,一定程度上肯定古文经学的历史地位,认为从史学言之,古文学倒无大错,其特点是专心致志从事于经文的训诂考证,用力至诚,脚踏实地,严谨固守,而敦于笃行,这是其长处。当然他也批评了古文学的弊端。蒙文通在继承阐发廖平师说的过程中,也结合时代的变化,时时提出己见和新意,由此创新、丰富和发展了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