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蒙文通(1894-1968)对经学作了深入研究,亦对今、古文经学的流弊提出了批评,每每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与先秦儒学相比,先秦儒学比汉学更为重要,今、古文学都偏离了孟、荀之端绪,所以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即舍弃今、古文家法,上追晚周儒学之旨的思想。这些方面体现出蒙文通经学不同于他人的特点,值得认真研究,以发掘、探究其学术之旨。

　　一、关于今文经学

　　蒙文通把今古文之分作为汉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认为舍此则不足以言汉学。而今古文区分的依据,蒙文通继承其师廖平,以礼制为本。对于以礼制分判今、古文学这一师说中的重要创见,蒙文通认为,廖平于今、古文经学的诸多分歧和差异中,独探大源,抓住了今、古二学在礼制上的不同这一基本差异,即今文经学以《王制》为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纲[1](P120),并肯定廖平《今古学考》一书,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之论,将其与顾炎武对于古音的研究、阎若璩之于《古文尚书》的考辨并列为“三大发明”[1](P101),从而给以很高的评价。经学史上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学术界一般认为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汉今文经学专明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东汉古文经学则详于对经书文字的训诂;西汉今文经学重师法,东汉古文经学重家法等。对此,廖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之所以“西汉长于师说,东汉专用训诂”,是因为西汉今文经学“有授”,所以“师说详明”;而古文经学“出于臆造”,所以“无师说”。与此相关,今文经学力求浅近,以今文隶写古字;而古文经学则由于无师承,其古文又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以说字见长[2](P138)。这即是廖平所分析的今文经学重师说、古文经学重训诂的原因。不特如此,廖平更提出了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这确是他的一大创见。蒙文通继承廖平,阐发师说,力将此说发扬推广。他指出其师廖平从治《春秋谷梁传》入手,洞见文句、礼制为治《春秋》的两大纲,以后又认识到《谷梁》中所言礼制与《王制》相通,故以为《王制》乃孔子删经损益因革而自订的一家之制、一王之法,此与清经学家俞樾之说有相合之处,但俞樾之说只取证于《春秋》,而廖氏师说则在一切今文家说中都能得到印证[1](P104-105)。可见廖平师说更胜人一筹。蒙文通并指出:“这不能不承认是近代经学上的重大发现。虽然廖先生的学说后又迭有改变,但以《周官》、《王制》分判今、古文学的基本论点从未动摇。”[1](P215-216)蒙文通对廖平师说的继承和阐发,客观上起到了扩大廖平经学影响的作用。

　　在以礼制分今古的基础上,蒙文通对今文经学作了探讨。他说:“盖西汉初年只齐、鲁之争,齐、鲁合而后《王制》出,有今文。刘歆以来始有今古之争,而齐、鲁之争息。”[1](P112)也就是说,在蒙文通看来,组成今文学的齐、鲁之学在西汉初相互争论,以后合而有今文学的出现,而古文学则是在刘歆时才有,有了古文学,才有了今古文学之间的争论。

　　以儒学发展的眼光看,蒙文通认为今文经学已远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由此对今文学提出批评,把儒学微丧的原因归咎于汉代经学,认为西汉今文经学兴起,使得儒学衰微。他说:“至汉武立学校之官,利禄之路开,章句起而儒者之术一变而为经生之业……自儒学渐变而为经学,洙泗之业,由发展变而为停滞,由哲学而进于宗教,由文明而进于文化。孟、荀之道熄,而梁邱、夏侯之说张。若以儒言,则今文已远于孟、荀之绪,又况于古文之学哉!自今文之学起而儒以微。”[1](P146-147)认为梁丘贺、大小夏侯等今文说的兴起,导致了“孟、荀之道熄”,而今文博士官由汉武帝所立,由此开学者利禄之途,使得儒学变为经学,带来了儒学发展的停滞以致衰微。蒙文通认为,今文经学之弊,正是由汉武帝开启之,造成了“章句滋而大道熄”。他说:

　　武帝时,江公与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于是上

　　因尊《公羊》家……夏侯建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

　　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张禹先事王阳,后事庸生,采获所安,号《张侯论》。盖皆承浮丽之风,采获牵

　　引,期于饰说应敌,自是章句滋而大道熄也……浮华无用之言,至是而大炽……其弊皆自武帝启之,必谓

　　汉人之学为皆笃信谨守者,未必然也。[1](P68-69)

　　指出西汉今文学家如董仲舒、夏侯建、夏侯胜、张禹等人,其学被立于学官,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但由此而带来了流弊。董仲舒与江公在当时同治《春秋》,因江公不善辩,于是武帝尊董仲舒所治《公羊》学,而江公所治《谷梁》未被采纳。其实一种学说能否被采纳,主要是看其学说的思想内涵,有无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而并不取决于其是否能言善辩。董仲舒之学以儒家为主,结合阴阳五行说,注重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宣传《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强调改制、易正朔、作新王,主张行儒术,讲仁政,缓和社会矛盾。这些思想被汉武帝采纳,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显学。然今文学盛行后,盛极而衰,经生训诂解经,走向繁琐,“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班固认为,这是利禄之路使然。又与阴阳、灾异之说和谶纬相结合,并存在着某些对经书的穿凿附会,一度导致经学的混乱,于是有古文经学的出现。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的流弊提出批评,认为浮华无用之言至是而大炽。并引刘歆、班固、杨终等人所言,讥其为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妄生穿凿,竞论浮丽。至东汉后,今文学的流弊发展到极点。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的批评,客观地指出了其流弊所在。除批评今文学的流弊外,蒙文通后来也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今文经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