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产生早于经学,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整理六经,后世儒家学者根据这些经典及解释经典的传记,逐步形成了经学。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汉代。对这个过程,国学大师蒙文通(1894~1968)作了自己的探讨,认为在周秦之际,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吸取,互相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经说汇集诸子说以为经术之中心,吸取诸子百家之长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也使得经学大盛。所以蒙文通强调,六经与百家相得益彰,经学与诸子学不相脱离,离之则两伤。但认为儒家经学的影响超过诸子学,对儒家经学予以充分肯定。

　　一、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　　

　　先秦时儒学只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并未取得独尊的地位,而是与诸子百家展开争鸣,以求被用于世。诸子百家,分别代表了当时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的意志与愿望;从中国文化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各家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文化的形成,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蒙文通认为周秦时期,包括儒学在内的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相互融合。蒙文通列举战国时期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之学互为采获,以相融会而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①指出韩非虽集法家之大成,但他也吸取了道家的南面之术,也不仅仅是儒学代表人物荀子的弟子。而荀子作为战国末儒家著名人物,他也明显吸取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融儒、道、法于一体。即使拿《庄子》一书来说,其书中有批评孔子儒家之处,这应是《庄子》书的本义,但《庄子》之《杂篇》又有推崇孔子的地方,这是其后学受儒学影响,有取于儒家之处。表现出儒、道、法等各家在当时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情形。不仅如此,儒家还受到墨家的影响。儒、墨、法各家均有所长,儒家吸取诸家,②而使自己的学说恢弘卓绝得到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儒家与诸子百家之学相激相荡,左右采获,要么取之于道家,或取之于法家,并取之于墨家,由于儒学所取之于道、法、墨等各家学说的不同,受到诸子学的不同影响,使儒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与先前之儒学有不同,所以儒分裂为八派。到了先秦的晚期,法家、道家等各派皆与其他学派相出入,而以法家的韩非和道家的庄子更为显著。儒家也正是如此,在与各家的出入互采中,得以发展。比如就法殷、法夏、继周损益而言,儒家就吸取了法家、墨家的思想。蒙文通认为,在儒家之中,有法殷的《春秋》家,有法夏的《礼》家。其法殷的《春秋》家即是吸取了法家的思想,而法夏的《礼》家,则是吸取了墨家的思想。认为儒家原本从周,希望恢复以“周礼”为准则的社会秩序,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的社会规范,所以孔、孟儒家偏于世族政治;而法家主张扩张君权,用赏罚、法令来控制人民;墨家则反对贵族世袭制,主张有能则举之,甚至连天子也不应世袭,而应由选贤产生,并主张庶人议政,提倡民治。

　　蒙文通认为,自儒家在与诸子的争鸣中,兼取了墨家、法家之义,使得自己的思想理义达到了“恢弘卓绝”的地步而不可企及。就拿儒家的人生哲学来说,也有明显吸取道家思想之处,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与道家的“安时而处顺”人生观相结合,更趋精致。儒学在与诸子百家的相互采获中,得到发展,这对于儒家经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蒙文通分析了先秦时期儒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的相互关系,它们在相互争鸣、彼此攻击中逐步走向统一,为汉代的经学独尊打下了基础,而诸子百家中有的学术则衰落了。③蒙文通引述《庄子·天下篇》所言,把先秦的学术分为三派,一派是旧法世传的史学派;一派是讲《诗》、 《书》、 《礼》、《乐》等六经的儒学派;再就是百家之学一派。认为这三派不仅在当时很有势力,而且还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汉人的学术。三派之中,旧法世传的史学派属于旧派,而六经学和百家之学,与旧法世传之史学派相异,故为新派。他认为,包括儒家在内的九流百家之学都归本于黄帝,都以黄帝为文明、文化创造之源,而不仅以黄帝为某一家的始祖。黄帝的学问,到周的时候,出现了周公与太公的不大相同,其中太公讲道德,讲兵权,是道家的法嗣,是旧派;而周公则讲仁义,讲礼乐,是儒家的始祖,是新派。又从周初到春秋末的孔老之时,社会经历了不少战争和变化,旧思想、旧制度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现状,于是产生了新的哲学。孔子继承周公,修订六经,以仁释礼,发挥仁和义的思想;而道家则四分五裂,只有老子讲到道家的要约。显然认为在孔、老之前都有儒、道两家的创始人,而孔、老则不是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并认为当时天下大乱,莫衷一是,各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于是产生了诸子百家争鸣,而它们皆归本于黄帝。虽然百家之说,争相用世,但蒙文通引荀子所评,看重的只是儒、道、墨三家,再添上名家、法家,有价值的不过这五家。随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蒙文通认为在诸子百家争鸣、相互攻击不止的时候,学术界也出现了逐步统一的趋势,秦相吕不韦召集宾客,撰成《吕氏春秋》,以图集百家之长,而不专主某一家,成为杂家的代表作。而秦始皇则把《诗》、《书》之学和百家语之诸子学两派均立学官,同时禁止民间收藏儒家和百家的著作,目的是要用政治的力量来统一百家私学,致使除立在学官的《诗》、《书》、百家语外,百家私学便衰落了。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诸子学也就从此衰落了。但蒙文通认为,罢黜百家后,并未独尊儒术,即不仅儒家,而且道家还在独传,儒、道、墨三大派,只有墨学成为绝学。这种说法,与人们理解的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史的情形有别,因当时崇尚黄老道家的窦太后去世后,黄老道家也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走向衰微。即使按照人们所说的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也儒法并用,外儒内法,那也不应是道家还在“独传”,“法家也渐绝灭了”。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上的诸侯割据、分封治国的局面造成的,它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随着秦汉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社会政治、经济的统一,必然要求学术与文化的统一。然而用什么学术来统一思想文化,却是经过了历史的选择。秦王朝崇尚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实行严刑峻法,否定伦理道德的价值,很快就激化了社会矛盾,亦不利于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伦常关系,结果秦至二世而亡。由此暴露了法家学术的局限和弊病。表明单纯用这种法家学术来统一思想行不通。汉初尊奉黄老之道,借黄帝之名,取老子之学。黄老道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清静自定”,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它基本适应了汉初社会恢复经济的需要而取得优势地位。但黄老道家崇尚自然,不讲社会人文伦理,这与法家相似,故不能满足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黄老思想亦不适应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它让位于新的思想是必然的。应该说,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学说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客观需要,能够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不是“百家争鸣”的反动,而是“百家争鸣”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儒术独尊,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诸家思想,并不是对诸子百家的绝对排斥。独尊儒术,兼取诸家的思想,是思想统一完成的标志,从此,儒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到后来,蒙文通客观地看到儒家之六经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相得益彰、不相脱离的关系。他说:“非诸子之出于六经,实经说之能汇集诸子以为经术之中心。究诸子之义理,始觉千歧百异毕有统摄,毕有归宿。六经与百家,必循环反复,乃见相得而益彰。晚周与先汉,离之则两伤也;先秦以往之思想毕萃于汉,而岂特汇儒者一家之说使结晶于是哉!”④认为晚周的诸子学与先汉的经说是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的,不是说诸子出入于六经,而是说儒家经说能够吸取诸子百家思想之长而成为经术之中心。吸取了诸子义理之长的儒家经说在千歧百异之中能有统摄和归宿,是对自先秦以来各家思想的荟萃,而并非仅是儒学一家思想的结晶。所以应把六经与百家说联系起来,而不是相互脱离和相互对立,它们之间关系的特点是在互为采获中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