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理学兴起,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新儒学者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和儒学式微的局面,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创建理学思想体系。如果以天理论作为体现宋代理学思潮最本质特征的理论的话,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程颢、程颐提出天理论思想体系,才意味着宋代理学的创立。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化史上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尽管朱熹及其闽学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但朱熹思想的直接来源却是二程洛学,是在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对二程洛学的发展。所以在思想史上,人们往往以程朱之学来并称二者。程朱在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四个方面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把儒学道统体系化,把儒家学说大众化,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构筑起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一 朱熹对二程思想的继承

　　朱熹对二程思想的继承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天理论的继承程颢、

　　程颐创立的天理论哲学深刻地反映了时代思潮的本质。朱熹对此加以继承,以服膺天理为己任。这是程朱之间最大的一致,也是双方共同影响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方面。众所周知,宋明理学以理名学,理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二程在佛老盛行,儒学式微,儒家伦理扫地,社会大动荡之后思想失向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借鉴佛老之学,以图改变旧儒学思辨哲学水平不高的状况,把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统一于“理”,创天理论哲学。这是对宋明理学和中国文化最大的理论贡献,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以抗衡佛道宗教文化对世俗儒家文化的冲击。朱熹在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虽早期曾出入佛老,但自从问学于二程的三传弟子延平先生李侗后,便选择接受了二程的天理思想,以天理论作为自己理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正因为朱熹对二程天理论哲学的继承,才使得中国思想史上程朱理学一派得以形成,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2、对道统思想的继承

　　道统论作为中国儒学的重要理论,在程朱理学思想体系里占有重要地位。理学道统论始由二程而确立,但二程本人在道统中的地位则由后世朱熹所肯定。由于二程生前遭排24二程、朱熹对中国儒学的发展斥,其学被禁,其道统思想未能广泛传播。以致在百余年之后,至朱熹时,其所传之道又晦而不明。朱熹指出,因二程的弘扬,“道乃抗而不坠。然微言之辍响,今未及乎百岁,士各私其所闻,已不胜其乖异”(《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又祭张敬夫殿撰文》)。面对二程所传之道未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朱熹起而继承二程的道统思想,充分肯定二程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朱熹在引述程颐为其兄程颢所作《墓表》之后,指出程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下》)认为圣人之道经程氏兄弟之手,得以复明于世,自己又继承了二程所传道统。他说:“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顾学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由此可见朱熹对二程道统思想的继承。

　　3、对二程经学的继承

　　在经学史上,重义理,还是重考据,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一般特征。二程提出“由经穷理”(《遗书》卷十五)、“经所以载道”(《遗书》卷六)的思想,强调道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而不存在于注疏之中,治经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由此重视对经书义理的阐发。这是对前代传注经学的革新。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这一思想,强调通经的目的是为了求理。尽管朱熹对二程轻视训诂的义理经学有所扬弃,但以阐发义理为治经之最高目标,仍是朱熹对二程经学的继承。

　　朱熹吸取二程的“四书”学,是他继承二程经学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以理学思潮为主体的宋学取代汉唐经学,与“四书”取代“六经”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分不开。在这个过程中,二程开风气之先,重视和推崇“四书”,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阐发义理,“四书”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从而奠定了“四书”及“四书”学在经学发展史上重要地位。朱熹继承二程倡导的“四书”学,以毕生精力著《四书章句集注》,以“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及“六经”考据之学作为经学的主体,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这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里,每每祖述二程的观点,以二程的言论来揭示全书的宗旨和要义,并加以发挥。这充分体现了朱熹对二程“四书”学的继承和认同,同时表明二程的“四书”学对朱熹思想产生了客观的影响。

　　除以上所提到的外,朱熹还继承了二程的“性即理”思想、格物致知论、公私义利观、理欲之辨,以及对佛道的批评与吸取等思想。在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朱熹较为全面地继承了二程的学术思想,并加以发展,使程朱之学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