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历史悠久,别具特色,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巴蜀哲学反映了巴蜀文化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充分体现了巴蜀文化的本质特色,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

　　在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发展史上,巴蜀哲学以其开阔恢弘的气度,与中华民族其他地域的哲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善于吸取和融合外来哲学思想文化的优长,创造出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地域性哲学。并以其自身的特点,深刻影响了其他地区的哲学思想,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发祥创建和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巴蜀哲学史上,历代杰出人物辈出,各自为不同时期巴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包括巴蜀哲学的起源、文翁化蜀、严君平与《老子指归》、扬雄儒道兼有的哲学思想、五斗米道在巴蜀的形成与发展、王玄览的道教学说、宗密的佛教理论、赵蕤与他的经世哲学、陈抟的图书象数学、苏轼的哲学思想、张和魏了翁的理学、虞集的穷理正心之学、杨慎批评理学的实学观、来知德的《易》学、费密的批判理学思想、唐甄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刘沅的哲学思想、廖平与经学的终结、邹容与《革命军》、吴虞对封建君主专制理论的批判、蒙文通的经学与哲学思想等重要内容。巴蜀哲学纵贯古今,有三次发展的高峰,即汉唐巴蜀哲学、宋代巴蜀哲学和近代巴蜀哲学这三个发展的阶段。

　　如果不是孤立地研究巴蜀哲学史上一个个具体的哲学家,而是把具体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每一位哲学家、思想家置于中国哲学及巴蜀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哲学家为点,以时代思潮为面,以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及巴蜀哲学的发展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的结合,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审视巴蜀哲学史上的每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来展开研究和探讨的话,就可得出:越是具有地域特点的哲学,越是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可以说,通过对巴蜀哲学及其特色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就是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概括起来,巴蜀哲学大致具有以下鲜明特色:　　

　　一、融会儒、道、佛三教,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

　　巴蜀思想家具有融合黄河流域的齐鲁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楚文化的特色,使富于伦理道德的孔孟思想与浑然朴实富于哲理的老庄思想融为一体,后又吸取佛教的思想,创造出巴蜀思想文化的独特风貌。汉代巴蜀著名的思想家有严君平和扬雄。严君平是扬雄的老师,著有《老子指归》,继承老庄的哲学,讲由无生有的过程,但也受到儒家思想的一定影响,主张德刑并用,并提出顺民、重民的思想。扬雄是融合儒、道的思想家,在哲学上,他上承《易经》、《老子》,下启王充、张衡乃至魏晋玄学;在政治思想上,扬雄上继孔孟和董仲舒,提倡德治,主张以礼义教化人民,反对为政先杀后教,并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宋代著名的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三苏蜀学具有典型的融合三教的学风,他们既提倡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又对老子的道论加以吸取,并明显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这体现了巴蜀哲学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特征,吸取诸家之长,而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　　

　　二、重躬行践履、实事实功

　　早在西汉之初,文翁为蜀守,便兴修水利,灌溉旱田千七百顷,使民物阜康,然后施之以教,开巴蜀躬行践履之风。唐代赵蕤,乃李白之师,著《长短经》,提出经世哲学,洞察“农事伤则饥之本,女工害则寒之原”,而主张兴农事,重女红,以保障百姓基本生活需求。至宋代,张超越理学,吸取功利之学,重躬行践履,留心经济之学,指出:“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这成为张南轩之教的学术特征,而与永嘉学派重实事实功的思想相吻合,然与正统理学有别,故遭到朱熹的批评。魏了翁继承张,既重功利,讲求实事实功,又主张义利统一,“趋事赴功”,重视功利与实效,强调“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实效也,事半功倍,惟此时为然”。表明他不仅重视功利和实效,而且认为功利须平时一点一滴地讲求,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张、魏了翁对事功的重视,在整个理学中都是别具特色的,由此体现出巴蜀哲学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