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里，东亚的兴起，尤其是中国的兴起，使得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新兴的地缘政治秩序所引发的振荡，正在考验35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条约》（Westphalian Treaty）所开创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是自由个人主义的早期版本，其定义的价值是将个人自治和平等扩大到国际水平。作为只有赢家和输家的零和游戏，它在国际层面上已被证明在解决当今时代的紧迫问题方面毫无成效。

　　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他的《厚与薄：国内外的道德争论》（Thick and Thin: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一书中不断宣扬一种不同的政治。但与此同时，他想要描述并捍卫一种稀薄的极简主义道德，它存在于每一种厚重与特殊论的排他主义道德当中。沃尔泽想从中得到的是一个有限的但意义重大的、能够使得全世界人民联合在一起的团结感。至于这种稀薄道德的实质，对沃尔泽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次要的或者感情浅薄的道德；相反，浅薄道德和强烈情感的结合对于他来说就像“彻骨入心的极简主义道德”一样。

　　沃尔泽自己关注的是一种普通、为人瞩目的“正义”品种，体现在合辙的规则与原则当中，作为极简主义道德的一个可能来源。现在，我想对这一问题从儒家的传统给出另一种答案。正是围绕着以“孝”为本的道德唯大要求而形成的一系列特定语汇，使得亲情不仅成为儒家极简主义道德的基石，也是延续至今依旧生生不已的儒家社会、政治及秩序的根源与依据。

　　如果从中国人口与非洲大陆一样多，几乎是东欧和西欧人口总和的两倍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能体会到如此多不同的民族、语言、生活方式之间几千年来所追求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确实是深刻的，但依旧有足够的共同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将其作为连续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和文明维系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共同感情”的词源意义上提供了持续的文化“共识”，通过汉字和由此产生的经典宣扬家庭价值观。在说中文的时候，你不会说“country”（国），而是说“国家（country-family）”。你不会去说“everyone”（每一单子个体），而是“大家（bigfamily）”。你不会说“humankind”（人种），但会说“人家（humanfamily）”。你也不会说“Confucian”，取而代之的是“儒家（literatifamily）”。在课堂上，我不只是“teacher”，而且是“师父（teacher-father）”。如此称呼我的同学则是“学姐（student-older-sister）”和“学弟（student-younger-brother）”。

　　晚清著名学者严复通过翻译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进了中国学术界，他曾说过，如果我们要追寻过去两千年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秩序的来源，30%可以归因于“国君”，70%则归因于家庭传统。

　　就儒家文化而言，家庭是我们所有角色和关系中礼节的最终根源与不可或缺的基础。《论语》明确指出了这点。

　　论语1.12: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在儒家传统当中，最突出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家庭传统。家庭作为一种秩序模型，当它的功能达到最佳状况时，它同时是一和多个、一多不分的家庭。正是这种强大的社会联系，让成员们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也就是说，有需要的人倾向于为家人奉献自己的时间、财富、身体甚至生命，儒家哲学提倡这种家庭制度，主要的道德要求就是“孝”，作为其主导的宇宙价值，作为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人类活动中的创造性可能性。这些活动植根于家庭，并从有弹性的核心向外延伸到社会、政治和宗教。重要的是，这种对家庭的承诺远非意味着自我牺牲或者是自我克制，而是需要充分地表达个人的价值，这是一个人可以最有效地追求个人实现的环境。

　　从起源开始，不断发展的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当中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在其不间断的连续性方面，还是在人民创造的丰富多样的制度、物质和概念文物方面。赵汀阳反思了如何先扎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追求成长，这是儒家成人之道的起点和归宿。赵汀阳指出，人道问题首先是“生生”，而“生生”的第一步便是生长，这正是中国思想演化线索的始发点。生长之事，必求生长之物“深根固柢”而使存在获得存在的根据。因此，生长首先要扎根。“生长”和“扎根”这两个隐喻就表示了中国思想的路径。在儒家的个人成长观中，“根”必须扎根于家庭本身。在思考儒家哲学作为生态地缘政治秩序的资源时，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家庭、政治和全球秩序之间所获得的感知同构性。这些秩序都源于并产生于家庭内部的个人修炼之道，在《孟子》当中就描述了同样的有机共生：“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五经之一的《尚书》明确了治理的根源在于家庭的观念。孔子提出了敏锐的观察，他断言，在这种文化传统中，家庭制度的正常运作对于国家社会政治秩序的产生是不可或缺的。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在儒家创造世界的过程当中，人作为独特的、由关系构成的视角被融入家庭、政治和宇宙当中。通过致力于培养自己关系的刻意发展，每个人都有为构成他们的角色和关系带来决心和更加独特、更有意义的关注。“孝”的宗教感意义是影响并加强家庭内部代际间的纽带，促进生生不已文化的世代相传。每一代都承接并在重要意义上体现前人的传统，并肩负建立先祖与下一代人之间联系的责任。或许最显而易见的是祖先的形体存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人文观和生活方式，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在他们的后代延续着，让所有的炎黄子孙都亲如一家。生命体和他所体现的生命延续，是文化整体知识的传送，通过传送，一个生生不息的文明世界本身得以留存和发扬。

　　越过这个特定的中国历史经验及其价值观，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是亲情而不是沃尔泽的正义观，在事实上可以被普遍化，用以服务保护全球人民安全的极简主义道德？家庭是最古老、最无处不在的人类组织。实际上，在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当中，家庭都是经济活力与安全的源头之一，而且可能将继续如此。每个人都有一个家，亲情为我们提供最广大的基础可能，来形成恰当的伦理增强的推动力，而且这种情感本身，比思辨或者是理性更为原始。在家庭生活的角色及其伴随着的价值观，要比抽象的法则和原则更有时效，能够为下一步决定怎么做提供具体推动。“因为他是我的兄弟”是一个强大的理由，无需做进一步的理论化。以这样的理由，亲情满足了从具体经验意义出发的实用要求，而不从第二顺序的概念或者理论出发，这样便能够与沃尔泽的观念相契合，也就是“稀薄道德与强烈感情”的结合，成为“彻骨入心的极简主义道德”。

　　至于沃尔泽所说的常见且普通的正义，家庭正是培育这种基础价值的教室。如果不公正现象渗透在构成社会的家庭之中，那么一个公正的社会就很难存在。从历史延续的角度看，家庭是一种组织，是服务于代际传递的过程中的一条线路，延续地体现鲜活的文化传统。总的来说，人类的差异作为可推动多样性文化的资源，具有很高价值，但为了使得这些差异获得理解与生机，它们必须内涵一种共享与共域境的更根本意义，家庭组织则能够提供这个基础。

　　最后，家庭在强调待遇与责任、名分与义务的不可分性上，可以成为人类组织的典范，它可以最有效地挑战无处不在的个人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这样一个“行事”（agency）观念衍生自亲情，但它也可直接运用到更高抽象层次的企业与政治实体上。家庭教给人们相互依存的智慧，就像一个好父亲之所以“好”是由于他拥有一个好女儿，而当我们说他做得更好时，正是在他女儿做得更好的时候。一个人应当懂得自己是根植于家庭关系当中的，它意味着，如果你家庭的其他成员茁壮成长，那么你也会。由此延伸出去，如果你的邻居活得比较好，那你也会活得比较好。所以就是这样，如今，更深入地探讨亲情在为新地缘政治秩序形成可发挥的极简主义道德的作用，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哲学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