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简，不行；不匿，不察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察于道也。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显者也[“显”，帛书本作“罕”，竹简本作“晏”，意思不明。周凤五先生读为“显”，盖显与罕、晏古音相通。参见周凤五：《简帛〈五行〉一段文字的解读》，“简帛文献对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工作坊论文，香港中文大学2012年6月。]；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小而隐者也[ “隐”，帛书本作“軫”，竹简本作“訪”，整理者认为是“軫”之讹。周凤五先生读为“隐”，“二字音近可通”，同上。]。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强，义之方；柔，仁之方也。“不竞不浗，不刚不柔”，此之谓也。（第38—41简）
《五行》提出了处理罪行的两条原则：简和匿。其中“简之为言犹练也”，练，指白色熟绢，引申为实情。《礼记·王制》：“有旨无简不听。”孔颖达疏：“言犯罪者，虽有旨意，而无诚（情）实者，则不论之以为罪也。”就是作实情讲。因此，简是从实情出发，秉公而断，是处理重大而明显罪行的原则，故又说“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匿匿”的前一个匿是动词，指隐匿。后一个匿应读为“昵”，指亲近。《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昵。”杜预注：“匿，藏也。昵，亲也。”所以匿是从情感出发，隐匿亲近者的过失，是处理轻微不容易被注意罪行的原则，故又说“有小罪而赦之，匿也”。《五行》简、匿并举，是典型的情理主义。在其看来，论罪定罚的界限不仅在于人之亲疏，还在于罪之大小，不明乎此便不懂得仁义之道。对于小罪，可以赦免；对于大罪，则必须惩处。据邢昺疏，“有因而盗曰攘，言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论语注疏·子路第十三》）。可见，“其父攘羊”乃顺手牵羊，而非主动偷羊，显然是属于“小罪”，故是可以赦免的，孝子的“隐而任之”也值得鼓励。只不过前者是法律的规定，后者是伦理的要求而已。但对于“其父杀人”之类的“大罪”，则应依法惩办，孝子自然也无法“隐而任之”，替父代过了。《五行》的作者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故子思一派显然并不认为亲人的过错都是应该隐匿的，可隐匿的只限于“小而隐者”，即轻微、不容易被觉察的罪行。其强调“不简，不行”，就是认为如果不从事实出发，秉公执法，就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正义。[ 笔者曾指出，“不简，不行”的“行”乃是针对义而言，荀子曰：“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下文说：“简，义之方也。”正可证明这一点。参加拙文：《简帛〈五行〉新探——兼论〈五行〉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又见拙作：《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四章第一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又说“不以小道害大道，简也”（34—35简），《五行·说》的解释是：“不以小爱害大爱，不以小义害大义也。”小爱，可理解为亲亲之爱；大爱，则可指仁民爱物之爱。小义、大义意与此相近，前者指对父母亲人的义，后者指对民众国家的义。故子思虽然简、匿并举，但更重视的是简，当小爱与大爱发生冲突时，当小义与大义不能统一时，则反对将小爱、小义凌驾于大爱、大义之上，反对为小爱、小义而牺牲大爱、大义，也就是说，子思虽然也认可“隐而任之”的原则，但又对“亲亲相隐”做了限制，“其父杀人”之类的大罪并不在隐的范围之中，子思的这一主张显然与孟子有所不同，而代表了一种更值得关注的思想传统。
现在回头来看《孟子》中饱受争议的舜“窃负而逃”的故事，就能发现这段文字其实也是可以从“隐而任之”来理解的，只不过其立论的角度较为特殊而已。据《孟子·尽心上》：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当面对父亲杀了人，儿子怎么办的难题时，舜做出了两个不同的选择：一方面命令司法官皋陶逮捕了杀人的父亲，另一方面又毅然放弃天子之位，背起父亲跑到一个王法管不到的海滨之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可以看到，孟子与子思的最大不同是扩大了“亲亲相隐”的范围，将“其父杀人”也包括在其中。当小爱与大爱、小义与大义发生冲突时，不是像子思那样坚持“不以小道害大道”，而是折中、调和，力图在小爱与大爱、小义与大义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维持平衡的关键，则是舜的“弃天下”，由天子降为普通百姓，使自己的身份、角色发生变化。郭店竹简《六德》：“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说明早期儒家对待公私领域是有不同原则的。依此原则，当舜作为天子时，其面对的是“门外之治”，自然应该“义斩恩”，秉公执法，为道义牺牲亲情；但是当舜回到家庭，成为一名普通的儿子时，其面对的又是“门内之治”，则应该“恩掩义”，视亲情重于道义。故面对身陷囹圄的父亲，自然不能无动于衷，而必须有所作为了。另外，舜放弃天子之位，或许在孟子看来，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为父抵过，为其承担责任了。这样，孟子便以“隐而任之”的方式帮助舜化解了情与理、小爱与大爱之间的冲突。这里的“隐”是隐避之隐，而“任之”则是通过舜弃天子位来实现。
另外，被学者不断提及的石奢纵父自刎的故事，也可以看做“隐而任之”之例。据《韩诗外传》、《史记·酷吏列传》等记载，石奢是楚国的治狱官（“理”），任职期间路上有人杀人，他前去追捕，发现凶手竟是自己的父亲。石奢放走了父亲，自己返回朝廷向楚王请罪。虽然楚王表示赦免，但他仍以“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为由，“刎颈而死乎廷”。可以看到，面对“其父杀人”石奢同样做出了不同选择：一方面以执法者的身份放走了杀人的父亲来尽孝，另一方面又向朝廷自首，并选择了自杀来尽忠。毕竟，杀人是大罪，石奢不能谎称人是自己所杀，去替父抵罪，故严格说来，石奢并非隐匿了父亲的过错，而是隐护、庇护了父亲。但这样一来，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格局下，又使自己陷入不义。石奢的刎颈自杀，表面上似乎是为自己的“徇私枉法”谢罪，但同时也是为杀人的父亲抵罪，是“隐而任之”的表现，“隐”是隐护之隐，“任之”则通过石奢的自我牺牲来完成。由于石奢的自我牺牲，其父杀人已不再是关注的中心，可以不被追究或至少可以减轻罪责了。而这一“隐而任之”的背后，则是石奢悲剧性的命运。
三、亲亲相隐：范围、理据和评价
由上可见，早期儒家内部其对于“亲亲相隐”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子思简、匿并举，匿仅限于“小而隐者”，而孟子则将“其父杀人”也纳入隐或匿的范围之中。那么，如何看待子思、孟子二人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呢？首先，是立论的角度不同。子思《五行》所说的是处理案狱的现实的、可操作的一般原则，而《孟子》则是特殊情境下的答问，盖有桃应之问，故有孟子之答，它是文学的、想象的，是以一种极端、夸张的形式，将情理无法兼顾、忠孝不能两全的内在紧张和冲突展现出来，给人心灵以冲击和震荡。它具有审美的价值，但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故只可以“虚看”，而不可以“实看”。因为现实中不可能要求“其父杀人”的天子“窃负而逃”，如果果真如此，那又置生民于何地？这样的天子是否太过轻率和浪漫？生活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例。石奢的故事亦是如此，现实中同样不可能要求执法者一方面徇私枉法，包庇、隐瞒犯法的亲人，另一方面又要求其自我牺牲来维持道义，这同样是行不通的。人们之所以称赞石奢为“邦之司直”，恰恰在于石奢纵父循法的特殊性，在于石奢悲剧性命运引发人们的感慨、喟叹和思索。所以舜和石奢的故事，虽然一个是文学的虚构，一个是真实的事件，其功能和作用则是一样的，都是审美性的而非现实性的，与子思《五行》“有小罪而赦之，匿也”属于不同的层面，应该区别看待。批评者斥责舜“窃负而逃”乃是腐败的根源，予以激烈抨击；而反批评者又极力想将其合理化，给予种种辩护，恐怕都在解读上出了问题，误将审美性的当作现实性的，以一种“实”的而非“虚”的眼光去看待《孟子》文学性、传奇性的文字和记载。有学者强调，中国哲学史研究需要诠释学技巧和人文学关怀，[ 杨海文：《文献学功底、诠释学技巧和人文学关怀——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载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第501～517页。]无疑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对于《孟子》象征性、设问式的描写，自然应有相应的诠释学技巧，应更多地以审美的、文学的眼光看待之，而不应与客观事实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