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以直报怨”？曾使注家颇为费解。朱熹云：“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论语集注》）仅仅以“至公”来理解直，未必能揭示出直的真谛。其实直者，真实、率直，情感的自然流露也。别人有德于我，自然报之以德；别人加我仇怨，也应以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态度回应之。以德报怨表面上似乎温柔敦厚，更有包容性，但因不符合人的本性、常情，故不为孔子所取。但若一味地听从情感的宣泄、流露，又容易走向极端，发展为“以怨报怨”了。所以“以直报怨”既从情出发肯定“报怨”的合理性，又基于理对报怨做出种种限制，主张以公正、合理也就是“直”的方式来报怨，直是直道之意。钱穆先生说：“直者直道，公平无私。我虽于彼有私怨，我以公平之直道报之，不因怨而加刻，亦不因怨而反有所加厚，是即直。”[ 钱穆：《论语新解》，第408页。]后来儒家在具体的实践中，既肯定复仇的合理性，又对复仇的理由、方式、手段等做出种种规定和限制，正是以直报怨。[ 参见周天游：《古代复仇面面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综上所论，《论语》中的直在不同语境下，具体内涵有所不同，既指率真、率直，也指公正、正直，兼及情与理，而直作为一个德目，代表了由情及理的实践过程，亦称直道。直的这一特点，与早期儒家重视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密切相关。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云：“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50简）如果是发自真情，即使有了过错也不可恶；如果没有真情，做到了难以做到的事情也不可贵。可见情的重要！既然只讲情可能会导致过错，那么，正确的方式应是“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既发于情，又止于义（理），“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内（入）之”（3—4简），做到情理的统一，这一过程就是道，故又说“道始于情”。《性自命出》反映的是孔子、早期儒家的情况，《论语》中的许多概念都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如孔子的仁既指“亲亲”，也指“泛爱众”（《学而》），仁道就代表了由孝亲到爱人的实践超越过程。仁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是一个功能性概念，直也是如此。搞清了直的特点及其涵义的微妙差异，我们才有可能对“亲亲相隐”章做出更为准确的解读。首先，本章三次提到直——“直躬”、“吾党之直者”、“直在其中矣”，但具体内涵有所不同。“直躬” [ 据刘宝楠《正义》：“躬盖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直举起行，躬举其名。”直躬即名躬的直者。]之直主要是公正、正直，但直躬只讲理不讲情，故为孔子所不满。“吾党之直者”代表了孔子理想的直，兼及情与理，其直是指直道。[ 有学者认为，鲁国直者并非孔子的理想，结合“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来看，孔子不是无条件地认可鲁国直者，而是主张应该调整为以礼节直（参见万光军：《礼与直、道与鲁：孔子未必赞成父子互隐》，《伦理学研究》2009年5期）。]关键在于“直在其中矣”一句中的直，一般学者往往将其理解为公正、正直，那么，此句就是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是公正、正直的，或体现了一种正直，显然是不合适的。其实，这里的直是直道的具体表现，是率真、率直，而不是公正、正直。孔子的意思是说，面对亲人的过错，子女或父母本能、自然的反映往往是为其隐匿，而不是控告、揭发，这一率直、真实的感情就体现在父母与子女的相互隐匿中。因为“亲子之情，发于天性，非外界舆论，及法律之所强”。[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9页。]故从人情出发，自然应亲亲相隐。孔子的这一表述，只是其对直躬“证父”的回应，而不是对“其父攘羊”整个事件的态度，不等于默认了“其父攘羊”的合理性，或对其有意回避，视而不见。因此如学者指出的，在该章中虽然出现了三个直，但叶公、孔子所说的直内涵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叶公是立足于“法的公平性”、“法无例外”来说直[ 庄耀郎：《〈论语〉论“直”》，《教学与研究》（台湾）1995年第17期。]，而孔子则是从人情之本然恻隐处论直，是人心人情之直。直“不是法律是否、社会正义的含义”，而“与情感的真诚性有关”[ 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是一种发诸情感，未经礼乐规范的率真、真实。这种直虽然为孔子所珍视，但并非最高理想，不是直道，还有待学习的陶冶、礼乐的节文进一步提升之，由情及理，上达直道。孔子对直躬的不满，主要在于其只讲理不讲情，而孔子则希望兼顾情感、理性两个方面。从率真、真实的情感出发，孔子肯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合理性，但从公正、正义的理性出发，则必须要对“其父攘羊”做出回应。盖因自私有财产确立以来，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将禁止盗窃列入其道德律令之中，勿偷盗几乎是一种共识，孔子自然也不会例外，不会认为“其父攘羊”是合理、合法的。只不过由于情景化的表述形式，孔子点到即止，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做出说明，留给后人一个谜团，引起种种误解和争议。
二、直道的实现：“隐而任之”
幸运的是，近些年地不爱宝，孔子没有谈到的问题却在地下文献中被涉及到，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从维护公正的角度，孔子、早期儒家将会对“其父攘羊”之类的问题做出何种回应。2004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其内容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基本相同。据学者研究，《内礼》应是孔门嫡传曾子一派的作品，其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内礼》说：
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之，如从己起。（第6、8简）
面对父母的“不善”之行，《内礼》主张“止之”，具体讲，就是要谏诤。由此类推，对于“其父攘羊”，孔子一定也是主张谏诤的。如果说“隐”是一种率然而发的性情之真，是对亲情的保护的话，那么，“谏”则是审慎的理性思考，是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在孔子、早期儒家看来，这二者实际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儒家虽然主张“事亲有隐而无犯”（《礼记·檀弓》），却一直把进谏作为事亲的一项重要内容。“子曰：事父母几谏，谏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谏诤章》）“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因此，不好简单地说，儒家错误地夸大了血缘亲情的地位，为了血缘亲情就无原则地放弃了普遍准则。在重视血缘亲情的同时，儒家对于是非、原则依然予以关注，依然主张通过谏诤来维护社会正义。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对于谏诤的态度呈不断强化的趋势。在《论语》中，只说“几谏”，几，微也。微谏，即微言讽谏。在成书于曾子一派的《孝经》中，则说“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争，读为“诤”，谏诤之意。到了《荀子》，则明确提出“从义不从父”，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义”的地位越来越凸显，谏诤的作用也不断被强调。但问题是，当子女的谏诤不被父母接受时，又该如何实现直道？又该如何兼顾情理两个方面呢？《内礼》的回答是“隐而任之”，任，当也，即为父母隐匿而自己将责任担当下来。故根据儒家的观点，直躬的根本错误在于当发现父亲攘羊后，不是为其隐瞒而是主动告发，正确的态度则应是，替父亲隐瞒而自己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样情理得到兼顾，亲情与道义得以并存，这才是真正的直，是率真、率直与公正、正直的统一，是直道。所以，为全面反映孔子、早期儒家思想起见，“亲亲相隐”章应根据《内礼》的内容补充一句：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隐而任之，则直道也。]”
“亲亲相隐”是对亲情的保护，是率真、率直；“隐而任之”则是对社会道义的维护，是公正、正直，由于兼顾了情与理，故是直道也。二者相结合，才能真正全面地反映孔子、儒家对待“其父攘羊”之类行为的态度。以往学者在讨论该章文字时，由于没有对“直”字做细致的分疏，不了解孔子情景化的表述方式，以偏概全，反而在“亲亲相隐”的是非对错上争论不休，控辩双方恐怕都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没有把握住孔子对于“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整个事件的真实态度。
那么，“亲亲相隐”是否有一定的范围、条件呢？是否只要是亲人的过错都一概可以“隐而任之”，由己代过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儒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派别态度可能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一般而言，早期儒家主张“亲亲相隐”是有一定范围和条件的，主流儒家是情理主义，而不是亲情主义，更不是亲情至上论。如简帛《五行》篇就认为，虽然为亲人隐匿是合理、必要的，但并非没有条件的。其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