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拓展孟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沉思

　　勾勒20世纪以来的孟学史研究以后，我们看到：第一，孟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大量成果，孟学史研究却相对滞后，虽有一定成绩，但研究有待深入；第二，孟学史研究更多地寓于经学史（四书史）、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之中，专门成果相对较少，一些断代如辽、金、元、明还没有专门的孟学史著作；第三，已有的孟学史研究成果出现了两个偏向，或者陷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而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宏观分析，或者满足于宏观的分析、议论，因缺乏文献的准备和个案的研究而显得空疏，文献与义理二者较好结合的成功之例较少；第四，研究孟学义理性著作的较多，关注孟学考据性著作的较少。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进一步拓展今后的孟学史研究应当特别注意下面四个方法论的问题：

　　（一）多学科结合，尤其强调文献学对其他学科的基础作用

　　历史上，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普通民众等各色群体，以哲学、史学、文学等不同方式，共同参与了孟学史的建构过程。仅用哲学、史学、文学中的某一种方法，均不足以胜任孟学史研究。现代学者往往从自身的学科训练出发，对丰富的孟学史内容进行剪裁、取舍，见其一端而难睹整体之美。这是目前孟学史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也是需要攻克的重点和难点。孟学史涉及到多门学科，内涵极其丰富，其研究必须启动多学科的方法，自不待言。

　　多学科之中，文献学方法又至关重要。孟学史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专门研究《孟子》的作品，包括注疏类、义理类、辑考类、增删类等；二是评论《孟子》的文字，散见于古代学者的文集、书信、序跋及史传、目录等；三是对孟子思想的抽象继承和讨论；四是有关孟子思想之社会影响的记载。没有文献学方法的导引，我们就较难全面地占有孟学史文献，并给予合理分类。在坚持多学科方法论的前提下，特别强调文献学的基础作用，不仅可以杜绝华而不实的学风，确保相关成果最起码的文献学质量；而且有助于攻克既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甚至填补某些空白。研究者以扎实的文献学功夫为根基，并结合圆融的解释学技巧、深切的人文学关怀，才能真正地推进今后的孟学史研究。

　　（二）史论结合，尤其强调哲学—观念史进路对历史—思想史进路的理论支持

　　孟子研究通常分为孟学研究、孟学史研究两大部分，前者持哲学—观念史进路，后者持历史—思想史进路。这两大部分、两种进路并不是截然两分的，而是恰恰相反，孟学研究离不开孟学史研究的史料支援，历史—思想史进路离不开哲学—观念史进路的理论支持。以往的孟学史研究，多华而不实者，也多杂乱无章者，缺少考据与义理水乳交融的成功之作，就是因为史论结合这一方法论诉求并未落到实处。所谓“孟学”，既指孟子的思想，也指历史上对于《孟子》的注疏、诠释、发挥、评论，以及以《孟子》为根据的思想创造、义理建构等等。因而，要拓展孟学史研究，不能不践履史论结合的方法论。

　　孟学史研究本来以历史—思想史为进路，但如何吃透史料、透过史料看精神，还得特别强调哲学—观念史进路的理论支持。小而言之，汉唐时期，孟学史的史料并不丰富，仅靠历史—思想史进路，难以凸显其承战国之前、启两宋之后的历史地位。这就必须凭据哲学—观念史进路，把孟荀消长、思孟勾连、孔孟一体的历史—思想史过程，提升到孟子思想具有重大作用的理论高度。如此，汉唐孟学史才是有灵魂的历史，而不是史料的无序堆砌。大而言之，孟学史虽然不对孟子思想做整体讨论，但它探讨历代对孟子思想的认知、理解、诠释、接受乃至发挥、改造。只有特别强调哲学—观念史进路的理论支持，才能更好地揭示孟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线索，否则，孟学史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三）宏观微观结合，尤其强调宏观视野对个案研究的整体通观

　　孟学史研究，毫无疑问离不开对人物、作品、事件、观念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越丰富、越扎实，孟学史研究的学术质量就越有保障。个案研究同时也具有零散、个性的特征，因此，做个案研究，若不具备宏观视野，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去，许多孟学史的个案研究显得拘谨，水准不高，被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未能得到应有的阐释，均与缺乏宏观视野有关。个案研究要做到小中见大，就得对长时段以及整个孟学史轮廓有清晰的认知。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孟学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1. 战国为孟学的形成时期；2. 汉唐为孟学的发展期、衰变期、复苏期；3. 两宋为孟学的兴盛期；4. 辽金元为孟学的停滞期；5. 明代为孟学的复兴期；6. 清代为孟学的高峰期。换句话说，宏观视野对个案研究的整体通观，要求把个案研究自觉地纳入到长时段以及整个孟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使其既富有不可替代的个性，又充满高屋建瓴的共性。

　　（四）古今结合，尤其强调传统资源对当代社会的人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