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辽金元孟学史研究
辽金元时期是孟学发展的特殊时期，目前还没有孟学专著，但有两部四书学专著，即黄孝光的《元代的四书学》（台湾西南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和周春健的《元代四书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书均讨论元代孟学，后者考证尤博。董洪利的《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章《元明两代的孟子研究》讨论了《孟子》在元代地位的发展情况，介绍了金履祥、许谦的《孟子》研究，以及几部四书著作。日本学者佐野公治的《四书学史の研究》（东京昭文社1988年版）第2章探讨四书学在元代思想界的地位，第4章勾勒元代注释《四书集注》的概况，并选择胡炳文《四书通》、倪士毅《四书辑释》作了专节讨论。
论文方面，陈荣捷的《元代的朱子学》（见《朱学论集》，学生书局1982年版）讨论了元代的朱熹《孟子集注》研究；杨昶的《元代“四书类”典籍述略》（《文献》1996年第1期）对元代四书类典籍进行了总说、评述；林庆彰的《元儒陈天祥对〈四书集注〉的批评》、日本学者神林裕子的《黄震的四书学研究》（均见《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硏究院中国文哲硏究所筹备处 2000年版），分别探讨了陈天祥、黄震的四书思想；周春健的《论元儒许衡的四书学》（见《岭表哲思》，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论元儒吴澄的四书学》（《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3辑，2011年），对许衡、吴澄的四书学做了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孟学在当时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王朝那里也有一定影响。《孟子》有西夏文译本，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聂鸿音的《西夏译〈诗〉考》（《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指出：“《孟子》，佚名夏译，写本。原件照片1966年由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作刊布，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刊布。原书残损严重，迄今未见全文解读。”译本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0—74页。另，聂鸿音的《西夏本〈孟子传〉研究》（《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西夏本《孟子》做了初步研究，有开拓之功。
辽金元时期，儒学理论没有大的发展，主要延续宋代理学的成果。但是，“异族”的入侵，为这一时期的孟学发展带来新的议题，夷夏之辨、道势之辨受到学者的关注，《孟子》著述出现了集释体、笺疏体、辨疑体、经疑体等体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金元孟学的新变化。由此，研究者们有必要从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注重孟学发展与民族融合的复杂关联，彰显出孟子思想凝聚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
（五）明代孟学史研究
明代是孟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目前还没有孟学研究的专著。董洪利的《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章《元明两代的孟子研究》，重点介绍了明代官修的《四书大全》、蔡清的《四书图史合考》《四书蒙引》、陈士元的《孟子杂记》，以及史鄂等人编订的《三迁记》。黄俊杰的《孟学思想史论》卷二（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有《王阳明思想中的孟子学》一章。
明代孟学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哲学史、思想史论著及期刊论文之中。牟宗三的《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有《王学是孟子学》一节，对阳明学与孟学的关系做了详尽的阐发。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第3卷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有《王阳明的经学诠释思想》一章，分析了阳明以《孟子》释《大学》的经学诠释思想。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部较全面的明代哲学著作，也论及孟子学与明代哲学的关系。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三联书店2005年版）对阳明后学王畿等人与孟子学的关系有所讨论。刘体胜的《陈士元的〈语〉〈孟〉学》（《江汉论坛》2009年第7期）考察了明儒陈士元的孟子学，刘瑾辉、孙计康的《明代〈孟子〉考据学综论》（《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对明代孟子学考据成果做了总结、概括，赵良宇的《明代考据学的学术成就与缺失》（《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2期）对明代孟子学亦有所涉及。
《孟子节文》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杨海文的《〈孟子节文〉的人文省思》（《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及《朱元璋时期的〈孟子节文〉事件》（《经典与解释》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认为：洪武二十七年（1394）《孟子》被删节与洪武五年（1372）孟子被罢享互为联系，两者跟洪武十三年（1380）宰相制度被废除亦有紧密关联，《孟子节文》事件深刻地揭示了专制主义时代的“道德相”与“政治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相关成果还有容肇祖的《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4期；又见《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姜国柱的《文化专制的一例——朱元璋的〈孟子节文〉》（《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贾乃谦的《从〈孟子节文〉到〈潜书〉》（《东北师范大学报》1987年第2期）、朱荣贵的《从刘三吾〈孟子节文〉论君权的限制与知识分子之自主性》（《中国文哲硏究集刋》第6辑，1995年）、秦燕的《〈孟子节文〉与朱元璋的专制思想》（《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滕新才的《朱元璋的孔孟情结与明初的民本政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张佳佳的《〈孟子节文〉事件本末考辨》（《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等。
有明一代虽然王权至上、极端专制，但孟学终应阳明学的兴起而复兴，在思想义理和文献考据方面都有所成就。就思想义理而言，王阳明没有专门写过《孟子》的文章，其心学如何与孟子相连？阳明后学如何从孟子思想中吸取养分？就文献考据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吕元善等人的《三迁志》、谭贞默的《孟子编年略》等作品，它们有何意义？这些问题同样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