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宋孟学史研究
两宋时期是孟学勃兴、大发展阶段。方俊吉的《孟子学说及其在宋代之振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下篇梳理了孟学在宋代的兴起，该书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宋代孟学史著作，但有开拓之功。周淑萍的《两宋孟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除第一章回顾两宋以前的孟学外，第二、三章讨论孟子升格运动，第四章讨论两宋非孟思潮，第五至七章讨论孟子人性论、浩然之气和王道思想在宋代的影响及走向。但是，该书对宋代重要的孟学研究著作包括朱熹的《孟子集注》等，均没有专门讨论。侧重宏观描述，缺乏具体个案研究，是该书的不足。
孟学在宋代的影响及尊孟、非孟问题，为许多学者关注。漆侠的《李觏与孟子》（《申报》1948年第l期）、夏长朴的《李觏的非孟思想》、《孟子与宋儒》（均见《李觏与王安石研究》，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尊孟与非孟》（《中国哲学》第24辑，2002年）、杨海文的《李泰伯疑孟公案的客观审视》（《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２期；修订稿刊《经典与解释》第4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徐洪兴的《论叶适的“非孟”思想》（《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姚瀛艇的《宋儒关于孟子的争议》（《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俊杰的《宋儒对孟子政治思想的争辩及其蕴涵的问题：以孟子对周王的态度为中心》（见《孟子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等文，分析了宋儒非孟的基本情形，认为李觏非孟理由有二：一是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背叛了孔子的君君臣臣之道；二是孟子不信《尚书》，背叛“六经”就是背叛孔子。司马光《疑孟》主要针对的是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标榜孟子，推崇孟子提倡的尊德乐道、在上者不可轻慢贤能之臣，激起反新法人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进而批孟，孟子无形中受到连累。而叶适非孟，主要是批评孟子“尽心知性，重心官贱耳目”的心性论、认识论，进而批评伊洛诸儒专以心性为主。
杨志玖的《王安石与孟子》（《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夏长朴的《王安石与孟子的关系》（见《李觏与王安石》，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日本学者伊藤正则的《王安石にぉけ孟子尊崇の特色——元丰间の孟子配享と孟子圣人论を中心としㄟ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6集，1984年）分析了王安石与孟子的关系及其孟学思想。苏文耀的《谈尊孟与读孟》（见《邃加室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顾歆艺的《从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辨〉看宋代尊孟非孟之争》（《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1辑，1999年）、王君萍的《司马光〈疑孟〉与余允文〈尊孟〉之比较研究》（《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1卷，2005年）、伊藤正则的《〈读余隐之尊孟辨〉に见ぇる孟子の不尊周ヘの对应》（《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3期，1981年）分析了司马光《疑孟》、余允文《尊孟》以及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辨》的孟学思想。
唐宋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徐洪兴的《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认为“孟子升格运动”经历了几乎五个世纪（8世纪中至13世纪中）的漫长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中唐至唐末为滥觞期，北宋庆历前后为初兴期，北宋熙、丰前后为勃兴期，南宋中叶及稍后为完成期。孟子的道统论、辟异端、谈心性、辩王霸等思想满足、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为孟子升格的理由。周淑萍的《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中的四种关键力量》（《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认为两宋孟子升格运动中有四种力量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这就是柳开、宋初三先生为代表的宋初学人，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家，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以及宋代帝王。李传印的《孟子在唐宋时期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化》（《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尉利工的《〈孟子〉由子学到经学的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4期）等，对此问题亦有探讨。
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宋代孟学的重要著作。黄俊杰的《从〈孟子集注〉看朱子思想中旧学与新知的融会》（《史学评论》第5期，1983年）、朱松美的《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孔子研究》2005年第4期）做了初步研讨。相对而言，《孟子集注》的专门研究较少，更多的是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如黄莹暖的《朱子对孟子心性观及工夫论的理解》（《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硏究所集刋》第39辑，1995年）、龚群的《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刘振维的《论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诠释及其问题——“性善”与“人性本善”的辩议（上、下）》（《哲学与文化》第29卷第6、7期，2002年）等。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研究，也值得提及。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版），详尽考证并论述了朱熹《四书》学的发展演进过程。日本学者大槻信良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学生书局1976年版），细致考证了《四书章句集注》采用的前人注释成果。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是目前中国大陆学界有关《四书章句集注》最为全面的专著。蔡方鹿的《朱熹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有《朱熹的经学思想》一章。《四书》在朱熹那里是一个有机整体，深入研究《四书章句集注》，会加深对《孟子集注》乃至朱熹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四书学的论文，如王国轩的《二程与〈四书集注〉研究》（《中州学刊》1989年第1期），颜晨华的《儒佛之争与〈四书〉的崛起：泛论朱子哲学的文化意义》（《齐鲁学刊》1991年第2期），朱汉民的《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束景南、王晓华的《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蒙培元的《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郭齐勇的《由“四书学”的形成看儒学的开展》（《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
两宋孟学与佛教尤其是佛教心性论的关系是孟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方面，查昌国《两宋孟学与慧能心性论之相成相通》（《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收入氏著《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探讨了慧能心性论与两宋孟学的相互影响，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上卷第二十一章《儒、佛心性思想的互动》，从多个方面对儒、佛心性思想做了对比，指出了二者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还嫌薄弱，亟待进一步加强。
两宋时期，与理学的勃兴相联系，孟学发展到一个高峰，孟子的地位不断提升，孟学著作大量出现，孟子升格运动基本完成。如何从异常丰富的史料之中，遴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著作、事件、观念，并结合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大势，进而全面地勾勒两宋孟学史的发展线索和基本精神，有待研究者们深思。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有：非孟何以反而促使了孟子地位的根本性提升？官方对孟子的表彰，受到了思想界何种影响，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思想界？《孟子》与《四书》系统、《十三经》系统构成了怎样的互动？佛教的心性论及判教理论，如何影响了孟学从唐代到宋代的演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