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孟学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20世纪以来,孟学史研究历来不如孟学研究成果突出,但近十余年来进展较快,出版了《孟子研究》、《孟学思想史论》等两部通史性专著,《汉唐孟子学述论》、《孟子学说及其在宋代之振兴》、《两宋孟学研究》、《清代〈孟子〉学研究》、《清代〈孟子〉学史大纲》等五部断代性专著以及一批较有质量的专题论文。下面我们分通史、断代两大块进行学术史回顾,并略述其得失。
(一)通史性著述
董洪利的《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是内地学者较早专门研究孟学的著作,长于文献学,重视考据学。该著前半部分为《孟子》思想研究,后半部分按时代分章,探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孟学研究情况,很有见地,具有开创性价值,其求真求实的学风对后来的孟学研究影响深远。但是,受篇幅和著作构架所限,其学识功夫未能得到全面施展,思想分析和理论深度稍显薄弱。
黄俊杰的《孟学思想史论》卷二(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增订本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出版;该书又以《中国孟学诠释史论》为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重点讨论了荀子、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戴震、康有为以及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孟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对宋儒尊孟、非孟等事件亦有梳理。该书重视理论问题的挖掘,有一定深度,但全书只是选择了孟学史上的几个“点”,且忽略了赵岐《孟子注》、焦循《孟子正义》等重要作品,还不能算是一部全面、系统的孟学史著作。黄俊杰主编的《孟子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收录台湾地区学者的文章,是一部有分量的孟学史论文集。
刘培桂的《孟子大略》(泰山出版社2007年版)中篇对《孟子》的历代流传与影响,以及《孟子》外书、佚文、节文等问题均有涉及;其编著的《孟子林庙历代题咏集》(齐鲁书社2001年版)、《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较为全面地收集了历代孟子林庙的题咏、石刻等孟学文献。
由于孟学史研究严重滞后于孟学研究,目前尚未出现严格的通史意义上的《中国孟学史》著作。2011年,由梁涛为首席专家的《中国孟学史》,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该项目拟从战国、汉唐、宋代、辽金元、明代、清代等六个方面,全面梳理孟子思想的历史发展,并计划四五年后出版全书。
(二)汉唐孟学史研究
2010年,李峻岫的《汉唐孟子学述论》由齐鲁书社出版,整体考察了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孟学,推进了汉唐孟学史研究。书中不乏精彩之处,如论述“孟荀齐号”到“孔孟一体”等,个别章节如魏晋和隋唐部分稍显薄弱。另有多部专门研究赵岐《孟子章句》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如张量的《赵岐〈孟子章句〉研究》(北京大学2002年古典文献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郭伟宏的《赵岐〈孟子章句〉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等。
论文方面,蒙文通的《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论学》第3期,1937年)探讨了孟子与汉代今文经学之间的关系,指出齐《诗》、公羊之说渊源于孟子。金德健的《〈孟子〉、〈王制〉所述制度相通之证》(见《古籍丛考》,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6年版)、王基伦的《孟子与〈史记〉之关系研究》(《中国学术年刊》第10期,1989年)、陈桐生的《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汕头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杨海文的《司马迁对“孟荀齐号”语法的确立》(《国学学刊》2009年第3期)等文,于汉代孟学研究领域有开拓之功。李峻岫的《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齐鲁学刊》2007年第1期)、杨海文的《〈孟子〉传记博士问题的学术史考察》(《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4期;完整版刊《论衡》第3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文帝时《孟子》立传记博士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学术史考察。李智泽的《赵岐〈孟子章句〉的内容、体例和特点》(《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黄亚平的《试论〈孟子章句〉的注释特点》(《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2期)、皓积意的《赵岐〈孟子注〉:章句学的运用与突破》(《孔子研究》2001年第1期)、李峻岫的《赵岐的〈孟子章句〉及其孟学思想》(《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1辑,2009年)等,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赵岐《孟子章句》的注释特点。黄俊杰的Mencian Morality in a Political Form:Chao Ch’i’s Commentary on the Mencius and Its Place in Later Han Scholarship(《孟子赵氏注及其在后汉儒学中的地位》,《汉学研究》第1卷第1期,1983年)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赵岐注进行阐释,认为赵岐注尤重政治观点。民国学者杜金铭著有《孟子刘熙注疏证》(上、下)(《中和月刊》第5卷第10、12期,1944年),对刘熙《孟子注》逐条加以疏证、辨析。王更生的《〈文心雕龙〉述〈孟子〉考》(《孔孟学报》第40期,1980年),逐一考订了《文心雕龙》所引《孟子》之文。董平的《道生佛性说与孟子人性论的比较》(《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探讨了道生的佛性说与孟子人性论的关系,认为佛学在中国的繁荣亦以孔孟思想为其基础。方介的《韩愈〈对禹问〉析义——兼论韩愈与孟子政治理念之歧异》(《汉学研究》第11卷第1期,1993年)、宋鼎宗的《韩愈“扬孟抑荀”说》(《成大中文学报》第4期,1996年)等文,探讨了韩愈孟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张勇的《论柳宗元的孟子观》(《哲学与文化》第38卷第6期,2011年)认为柳宗元对孟子性善论、义利观均有所批评,把儒“道”由超越的仁义道德引向现实的国计民生,其孟学观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功利性和人间性特征。
另有一些论文从宏观角度考察汉唐孟学的发展、演变。杨海文的《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提出汉代孟学史包括《孟子》传记博士、孟学思想史、《孟子》章句学三个层面。丁原明的《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文史哲》2002年第4期)把两汉孟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西汉初《孟子》置传记博士时期,二是盐铁会议时期孟学复起时期,三是东汉后期注《孟》之风盛行时期。徐国荣的《名士精神与汉魏之际孟子地位之沉浮》(《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一文认为,东汉中后期孟子地位的升迁和注《孟》风潮的兴起以及其时党人名士对孟子人格的情感认同有关,此后孟学批判精神的衰微又与汉魏之际士人中盛行“通脱”之风有关。杨逊的《略论唐代孟学复兴的历史背景和封建统治思想的演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从孟子的“汤武放伐”说与仁义之道同魏晋隋唐封建统治思想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孟学在魏隋中衰、唐代复兴的原因。
汉唐孟学史上有不少名家、名著,但相对而言,史料较少,历史脉络不太清晰。研究者如何在此情形下,通过孟荀比较、思孟比较、孔孟比较,从而把战国与宋明连接起来,尚有大量工作可做。这一工作做好了,才能更好地理解到了宋代以后,荀子地位何以下降,思孟学派何以成立,孔孟何以一体。另外,佛、老如何渗透到汉唐孟学史之中,这一薄弱环节也值得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