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按】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座时代丰碑。2019值五四运动百年，中国孔子网特推出专家系列访谈，特邀国内知名传统文化专家学者，对五四运动与新时代的相关文化命题各抒己见。本篇专访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何中华教授，来听听他对于“五四运动中的文化革新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有何见解？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何中华

　　何中华：对于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场“狂飙突进”式的深刻革命，它带来了中国文化在近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性转型。这也正是“五四”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所在。

　　有论调说“五四”是不是导致了一场“全盘的反传统”，我认为对此应该作具体分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看，激进地反传统的姿态，甚至鼓吹“全盘西化”，未必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和主观动机，而不过是一种策略性的手段罢了。记得鲁迅先生有言，要在一间屋子里开窗子，人们一般不会同意，必须要揭掉整个屋盖，才能退而求其次接受开窗子的建议。胡适说：我在写文章时，穿的依旧是中国的长袍，用的还是中国的文房四宝嘛。胡适后来把“全盘西化”解释为“充分的世界化”，显然是旨在淡化中西之别和中西之争。总之，“五四”的旗手们在激进的反传统问题上，不过是为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念，但仔细分析，五四运动文化革新，是将矛头指向了三纲五常和封建礼法制度。所以，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既未走一条“全盘西化”或者全盘抛弃传统的路，也未走一条全盘保存国粹或者完全僵化保守的路，而是一种辩证的“扬弃”，亦即所谓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文化的两个维度也就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维度的重要性来说，在“五四”时期，文化的时代性无疑是第一位的，而文化的民族性则是第二位的。因为在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之下，当时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怎样尽快地实现历史性的“转型”，这归根到底也是实现自我拯救的绝对前提。在那样一种特定语境下，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维度，无异于抱残守缺，它不但不能使中国文化实现自我救赎，相反只能使其走向自我丧失。以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那场“科玄论战”为例。尽管玄学派在学理上有其足够的合法性，也即捍卫科学理性所无法涵盖的人的价值世界，而科学派过分夸张科学理性的使用范围，从而使之走向独断化，以至于陷入科学主义的偏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情境下，科学派依然有其足够的历史的合法性。如果说玄学派立场以学理意义胜，那么科学派立场则以历史意义胜。玄学派的价值只有在科学主义进入反思和矫正阶段，才有机会得以彰显。所以，在看待“五四”时期的文化革新和传统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也应该秉持这样一种历史的态度和逻辑。

　　【编后】

　　尽管五四运动狂飙般的呐喊声早已散去，五四精神却一直沉浸在中华民族奋斗的血脉里。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可以更好推动新时代中国青年继承五四精神，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尽管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反省与文化自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的继承和转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