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记者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何中华教授

　　【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精神基因的不可抗力，蕴藏在国人的意识深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进程中日益彰显价值。文化复兴、“国学热”成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名词。当然，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前不久，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何中华教授发表了一篇《弘扬传统文化，亟待澄清的几个模糊认识》的文章，对弘扬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几个误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厘清。针对其文章中的精彩论点，并结合当今社会现实问题，本网记者从传统文化的时代命题、现实启示、弘扬传播等方面，专访了何中华教授，来听听他独到的解读。　　 　　

　　记者：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亟待澄清的几个模糊认识》文章中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格外注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请您从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角度出发，谈谈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时代意义？您文章中还提到不要陷入“文化决定论”的误区，那么您认为文化在时代进步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何中华：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所谓的文化不过是人类应对环境的一种策略罢了。这个说法其实已经隐含着文化必须回应人类在同环境的博弈中所遇到的麻烦这一层意思了。当代人类面临的棘手问题很多。一个很悖谬的现象是，人类的文明越发达，人类遇到的问题似乎越多。按照进化论观念，20世纪应该是人类进步达到巅峰的时代，是人类文化最昌明的时代，但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自相杀戮。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西方某些敏感的思想家之所以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某种绝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60年代，人类又遭遇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人们突然发现作为家园的地球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了。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能源短缺、淡水资源匮乏、全球变暖、道德滑坡等等，都显示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德国哲学家尼采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存在主义之类的哲学所反映出来的当代人处境的荒诞感，折射着人的实存同人的本质的乖离。人在心灵上的无家可归，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深层危机，这种危机虽然不那么直观，却也因此而变得更隐蔽、更深刻。实际上，以上所说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和症结，说到底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紧张和冲突。可以不夸张地说，能否有效地弱化或化解这些紧张和冲突，将直接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命运。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熊十力先生就曾强调：“先圣贤确有一副可贵遗产，不独不弃，将来人类必当取资。”这是熊先生60年前说过的话，现在看来，我们必须承认，此话不虚。那么，今天的人们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些什么呢？我在几篇文章中对此也提出过自己的某些想法。大体上说，它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助于当代人缓解自身同大自然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为什么越来越陷入敌对性的矛盾之中？原因固然很多，譬如人的贪婪，譬如现代技术的扩张等等。中国文化是强调中庸的，主张无过无不及。在看待人的欲望上，也是持这种中庸之道。所以它反对纵欲主义，也反对禁欲主义。现代技术体现的文化姿态是逆天道而行，是征服、驾驭、攫取、占有、支配等等。在我看来，只有重建现代技术，人类才有可能走出当下的困境。而恢复技术的古典品格，即人道顺应天道的理念，恐怕是这种重建的唯一可能的出路。 

　　第二，“德性优先”的观念有助于优化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当年所描述和预言的“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被全球化的实际进程所证实。人类普遍交往的实现，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带来了全球性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全球性的不平等，导致了两极分化和不稳定，以至于冲突和战争。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在应对挑战时，多一点中国的柔性智慧，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克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对峙，尽可能避免无畏的代价。道德的意义就像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谓的那根极易被风雨摧折的“芦苇”，它虽然柔弱，却代表着人的尊严和崇高。从另一个角度说，道德又是最有力量的。中国文化相信“德性就是力量”，像孟子所谓的“仁者无敌”。在人类交往中贯彻道德原则，无疑是一种柔性的力量。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人与人的交往，无论是就国际关系来说，还是就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来说，都是如此。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生境界的思想，也能够帮助当代人调整人生态度，达观地看待自己的生存本身。有人说，儒可以让我们做事“拾得起”，道可以让我们做事“放得下”，释可以让我们做事“看得开”。中国文化并不是简单地让我们调整心态，倘若仅仅这样，就非常消极了；而是让我们在达观的同时，诉诸行动，注重践履。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是虚实结合、刚柔相济的。这种心性修养功夫，帮助现代人找回那个被遮蔽、被遗忘的真实的自我，是有它的某种积极意义的。

　　既然这样，那么文化在当今时代无疑就变得很重要了。所以，人们特别强调文化自觉，强调软实力的建设，强调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等。这也是中国近些年来之所以出现一场“国学热”、“文化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的彻底解决。而这样一个“自由王国”,其实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大同理想”。您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二者的互化程度在当下中国有着什么样的表现？ 

　　何中华：从终极理想意义上说，马克思所谓的“自由王国”也就是共产主义，同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即大同理想，是存在着一致性的。其实，人类自古以来就追求社会的理想愿景。因为只有人类才是宇宙中唯一会做梦和能做梦的动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谓是“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古圣今圣，心同理同”。“五四”时代，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而且能够被中国文化所选择和认同，决不是偶然的，其中的一个最深层的文化背景，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化因子，那么，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想，能够被我们选择下来并诉诸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意味着它的本土化或民族化。离开了中国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开化、结果，不可能成为有生命的、“活的”文化力量。反过来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也难以实现自我更新，难以实现现代化。人类文化的发展，总是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和互渗实现的。这正是文化上的“杂交优势”所在。这种“互化”，首先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我们的阐释不过是一种事后解释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的前面。正如黑格尔说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来临时才能起飞。”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都需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开拓新境界。但这首先是一个实践的任务、是一个实践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但必须同中国文化背景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它只有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深化，不断地取得民族形式，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的”。至于说两者的结合在今天中国的表现，从实践层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是这种结合的鲜活形式。它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一方面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构成一个重要变量。从观念层面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构，同样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其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还有“和谐”，可能更多地是借鉴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有“富强、民主、文明”，可能更多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诉求。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说法而已，并不多么准确。

　　记者：社会上有一种论调如此描述传统文化，“庙堂文化高尚而虚假，民间文化功利而真实。”这种论调无疑是偏颇绝对的，但是否也从某种侧面反映了文化传承中的一些弊端（乱象）？ 

　　何中华：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可能是基于表面的观察，难以反映中国文化的实质和文化现状的本质。

　　首先，需要承认，事实上可能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但那并不是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相反，恰恰是传统文化所试图摈弃的状态。前些年，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曾经有过一次“真小人”和“伪君子”之辨。有人认为，“真小人”要比“伪君子”真实、可爱，值得推崇，提出宁愿做“真小人”也拒绝做“伪君子”。问题在于，这种论调未能仔细地甄别“伪君子”同那种真诚地追求道德境界，但事实上却未能完全达到道德境界的人之间的不同。宋明理学在历史上曾经被诟病为“伪道学”。这里是存在着误解的。追求的目标越纯粹，就越不可能绝对地达成，但不能因此就放弃对超越目标的孜孜以求。就像司马迁当年说孔子那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不能因为“不能至”，就放弃这种“向往”和孜孜以求。我们也不能因为没有在事实上完全做到，就把这斥之为“伪君子”。所谓“伪君子”，仅仅是指那种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没有任何真诚可言的伪善人格。它不能被用来指称那种真诚地追求崇高境界，而仅仅是因为不可能在经验的意义上完全达到的理想主义者。

　　记者：前不久“山东辱母杀人案”引起广泛关注，也映射了道德伦理与法律制度的现实命题。您在文章中也提到“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配合,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请您谈谈二者的关系及对现实的启示意义？ 

　　何中华：其实，德治和法治都不是万能的，各自都有失灵的时候。可以说，当道德失灵之后，法律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当法律失灵之后，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因此，可以说，德治和法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而是互补相济的共生关系。孟夫子说得好：“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句话，我认为就凸显了德治同法治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两者就像“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

　　法治也不是万能的。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但它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譬如，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国服务的律师大约占全球律师总数的70%，但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监狱在押犯人数的25%是在美国。这一事实，凸显了法治的某种尴尬。这似乎应了老子的那句话：“法律滋彰，盗贼多有。” 所以，我们今天在走向法治化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抛弃德治传统，而是要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补充。这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要求的。

　　中国传统社会是讲究德治仁政的，强调“有德者为王”。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合法性归根到底要来自道德上的正当性。所谓“以德配位”；“德不配位，必遭灾殃。”儒家倡“王道”而反对“霸道”。当然，德治传统也有自身的固有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当治理者在道德上堕落之后，就缺乏一种有效的矫正机制，从而使得治理成本过高。

　　中国文化主张情与理的统一，法理与伦理应该相一致。其实，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法”和“德”均源自“礼”。孔子强调“直”，他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道德的“德”字的古写法是“惪”。德者，直心而已。这当然与现代法治精神有异。因为在儒家看来，法理归根到底要服从伦理，二者不能倒置。这是由它的德治传统决定的。今天的法治社会强调的则是程序正义至上，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需要批判地吸收德治传统，兼顾人的伦理情感，并给予它以恰当的地位。 

　　记者：2017年4月20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指导，天津市委网信办、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天津市河西区委区政府主办的“文传榜·2016”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系列征集发布活动在天津举办。中国孔子网在此次评选中荣膺“十大国学网站”之首。今年恰逢中国孔子网创办10周年，想听听您对媒体（国学网站）如何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议？并请您为中国孔子网送上珍贵的寄语。 

　　何中华：首先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贺中国孔子网10周年生日，祝贺贵网10年来取得的可圈可点的成就，祝贺贵网获得的殊荣。这些成绩的取得，意味着孔子网在海内外传播和普及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更广义地说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自身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赢得了重要的影响力。这应该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这种作用不可低估。

　　我也注意到，有些人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是存有疑虑的，认为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而不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就将阻碍现代化进程。我这里先引证熊十力先生在晚年的一个说法，他在一封通信中曾感慨：“如今不难于求新，而难于求旧。”当然，“求旧”并非“复旧”，而只是“返本开新”罢了。熊十力先生的这份文化上的自信，颇可玩味。我的一个看法是，对于文化传统的批判地传承和弘扬，就像我们练习书法，譬如我学颜真卿体，就要拼命地模仿颜体字，其实根本用不着担心自己会成为另一个颜真卿。到头来，我们即使想成为颜真卿，也必然会融入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有自己的个性。我们的书写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就会有所损益、有所变通、有所创造。今天的我们，毕竟是生活在21世纪，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经历了现代化的涤荡，有了市场经济的“过滤”，何必那么担心传统文化会桎梏我们的思想和实践呢？！ 

　　中国孔子网利用最现代的传播方式来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更习惯于通过网络了解和交流信息，所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来进行文化建设，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从内容上说，我认为需要注重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我们作为炎黄子孙，无疑都分享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就像黑格尔所说的，“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所以增进人们的文化自觉，无疑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前提。实现这种自觉，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挖掘、总结、介绍、传播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孔子网大有可为。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受到了相当严重的阻碍。现在需要大力弥补。即使在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可谓是千头万绪。但一个重要的任务，我认为就是兼顾普及和提高两个维度。一方面借助于通俗易懂、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大家对传统文化发生兴趣，以至于能够进一步去了解、体认，逐步培养起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另一方面则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深度阐释，发掘其中的“微言大义”，在反思的层面上把握住传统文化的精髓，以便为普及打下坚实的基础。总之，普及同提高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配合，以收相互支持、相得益彰之效。

　　我不敢提什么“寄语”。如果说非要说出一句话不可，那我就重复冯友兰先生当年引征的《诗经》上的说法：“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谓“旧邦新命”，大概能够比较好地表示我们今天的处境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