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黎红雷 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

　　问:作为中国人，最该接触的文化典籍是那些？

　　黎红雷：中国传统文化，20世纪以后被称为“国学”，狭义上的国学主要指“经、史、子、集”四个方面的经典，其中核心的是经部和子部的思想经典，特别是儒释道三家的经典。依据这个认识，建议企业家学习国学，应该按照从核心经典再到一般经典的路径，首先学习儒释道三家经典，进而推及诸子百家，再进而推及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经典。我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起码应该熟悉《论语》、《老子》、《金刚经》这三部儒释道三家最重要的经典。

　　问: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者走出书斋，走向民间？

　　黎红雷：弘扬传统，有时会出现“瓦釜雷鸣，黄钟毁弃”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不能光怪“瓦釜”，更要问问“黄钟”们为什么要自甘放弃？孔子当年尽管志存高远，但也不会放弃与上到君主大夫下到农夫隐士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打交道，以教化他们，影响他们。“凡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我们学习孔子的教导，天下之人哪有不可以接受教育的道理？我相信，更多的“黄钟”鸣响，“瓦釜”们就没有藏身之地，更多人也就能受到更纯正的国学教育了。

　　问:您长期在商界精英中普及推广传统文化，对企业家群体比较了解。有的企业家，在研习国学时带着很强的目的性，对于这种心态，您如何看待？

　　黎红雷：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所谓“在商言商”，他们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来谋求企业治理之道，这种心态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从现代管理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治道智慧进行新的诠释，并使其与现代管理实践紧密结合，这就赋予了国学以新的时代价值。孔子主张：“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国学需要继承，更需要发展。企业家的上述需求，实际上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提供了一种动力。我们对此不能无动于衷，而应当顺应潮流，因势利导，积极推动。

　　问: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应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黎红雷：概括起来，无论是古代的商人还是现代的企业家都面临三个问题：需要赚钱、如何赚钱、如何花钱？第一个问题，用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话来说就是：“为人不可贪，为商不可奸，若要做善事，还是先赚钱。”第二个问题，用我的话来回答就是：“赚钱过三关，法律是底线，道德要约束，良心最值钱。”第三个问题，我的回答则是：“独善非至善，兼济方圆满，善心有善报，天地大循环。”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在处理企业赚取利润和行善之间的关系时，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赚钱行善’(do well to do good) ,另一种是‘行善赚钱’（do well by doing good）。”

　　企业应该有经济责任，但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责任；企业应该追求利润，但其利润应该是“最优化”而不是“最大化”；企业应该对股东（stockholder）负责，但更应该对包括消费者和社会大众在内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负责；企业应“赚钱行善”,但更应“行善赚钱”。这些，用中国传统商道的语言来说，就是“生财有道，富而后仁”。中国古代的“儒商”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所谓“经商不损陶朱义，货殖何妨子贡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