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中下旬，我应邀前往哈佛大学演讲，顺访波士顿几所高校。期间，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EdwardBRoberts)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据他观察，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改革开放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在他们创业的时候，基本上没受过什么现代管理科学的教育，没读过什么MBA或EMBA。那么，他们靠什么办企业？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回答了四个字‘文化资本”一指的就是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中国企业家的“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capitalculture)是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的概念。布迪厄认为，在当代社会，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跃居社会生活的首位。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已无法仅凭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现代经济也无法只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跃。假如没有文化的大规模介人，那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缺乏活力的。

　　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的积累通常是以一种再生产的方式进行的，而这种再生产主要通过早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实现。家庭无疑是文化资本最初也最主要的再生产场所，在充分反映父母文化素养和兴趣爱好的家庭环境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孩子们竭力仿效的对象。孩子们正是通过这种无意识的模仿行为继承父母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身体化的。通常情况下，家庭主要是培养“教养”和“规矩”等广义的品位及感性的地方，而学校则是一个传授系统性专业化知识与技能的场所。孩子们从学校获得的主要是系统性知识及社会技能等文化资本，这些知识与技能往往通过考试的形式正式获得社会的承认并通过颁发文凭的方式被固定与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是通过家风、家教、家训等形式的家庭教育，由前辈（包括父母、祖父母和家族中的其他长辈）经过言传身教而代代延续；另一方面是通过官学、私学的教育，并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制度化。前者可称为“小传统”，后者可称为“大传统”。进人近代以来，中国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明令取消读经，就制度层面而言，现代中国人与“大传统”已经睽违一个世纪。但为什么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依然默默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呢？

　　在当代中国学者李泽厚看来，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已无孔不人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换句话说，儒家思想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已经成为中国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内在文化基因，融化在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之中，成为所有中国人观事明理、待人接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近百年来，尽管其中的“大传统”中断了，但其“小传统”却依旧以口口相传、代代相续的形式而顽强地存在，持续地发挥着影响。

　　在民间，这种“小传统”被通俗地称为“老人言”，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些“老人言”，经过千百年的时间磨炼、亿万人的实践检验，蕴含着不少深刻的人生智慧。当然，它们有些已经陈旧，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有些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把握；甚至有些相互矛盾，令人无所适从。但从总体上看，它们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企业家们，就是看出了其中的“门道”，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些司空见惯的“老人言”，这些潜藏于社会底层之中的“小传统”，转化为自己开拓事业的“文化资本”，从而在没有接受过现代管理学训练的情况下，也能够把企业办起来，并且取得成功。

　　这里不妨举些例子加以说明。这些企业家们也许没学过什么“企业组织学”，但总听过老人言：“在家靠兄弟，出门靠朋友”。当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刚开始基本上都是家族企业，靠的是父子夫妻、兄弟姐妹抱团打天下，然后从家庭化组织到拟家庭化组织。现在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成员已经不是当初血缘意义上的兄弟姐妹，而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伙伴。但是老板都是把员工当成自己的“家人”，把企业当做一种“拟家庭化组织”。这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种企业组织的方式。

　　这些企业家们也许没学过什么“企业管理学”，但应该从小就看到自己的父母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管理。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传统的家庭管理是“严父慈母”，一个严，一个宽，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但都是着眼于对子女的教育，寓教育于管理，寓管理于教育。传统中国的父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特别是品德教育、做人的教育。老人言“生子不教如养牛，生女不教如养猪。”父母作为孩子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既要养还要教，既要教还要严。“生不养，母之错；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企业家们把它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就形成了教化与规范员工的宽严并济的管理模式。

　　这些企业家们也许没学过什么“企业经营学”，但中国有几千年的经商传统，即使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资本主义尾巴”也总是割不掉。中国古代商人如何经商？一句话“和气生财。”老人言：“人无笑脸休开店，说话和气招财多”一这里说的是经营的态度“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一这里说的是经营的品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一这里说的是经营的策略。这些前辈商人的“经商秘诀”，奠定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经营哲学的文化底色。

　　这些企业家也许没学过什么“企业领导学”，但总听过老人言“上梁不正下梁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带兵打仗，当将军的要身先士卒；教育孩子，当家长的要以身作则；教育学生，当教师的要言传身教。一个企业老板，实际上是集上述三种身份于一身：企业是军队，老板就是“军长”；企业是家庭，老板就是“家长”；企业是学校，老板就是“校长”。企业家既要有“军长”的威风，也要有“家长”的威信，更要有“校长”的威严。这些领导品质从何而来？全靠自己的修身养性和以身作则。这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的领导风格。

　　这些企业家也许没学过什么“企业战略学”，但总听过老人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忧患才可能有准备，有忧患才可能有规划，有忧患才可能有奋起“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忧虑的是未来，着眼的是现&“勿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风雨是无常的，变化是永恒的，只有以变应变，方能永远立足于不败之地。经商办企业，要积极把握机会，主动求变；顺应时势，以变应变；拓展生意，以变求强。这些，就形成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战略思维。

　　进一步分析，这些“老人言”背后蕴含的是“圣人言”的智慧，这些“小传统”之中体现的是“大传统”的精神。比如“兄弟抱团”，我们会想到《论语》上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宽严并济”，我们会想到《孟子》上的话‘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至于“和气生财”，应该是《论语》‘礼之用，和为贵”思想在经商求利中的运用“以身作则”，则是《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思想的说明。还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直接就是孔子在《论语》中的原话“以变应变”，显然就是《周易》哲学的精髓。也就是说，这些“老人言”的内涵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儒家的经典。质言之，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文化资本”，实际上是通过“小传统”所体现的“大传统”，他们其实是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儒家的思想。

　　那么，这些企业家算不算是“儒商”呢？

　　二、“儒商”的前世今生

　　提到“儒商”，大家马上就会想起一个人，这就是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十大哲人中唯一一个经商的弟子子贡。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又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问孔子说‘富有而不骄纵，贫穷而不谄媚，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不过，不如即使贫穷却乐于恪守圣贤之道，虽然富有却能处事谦恭守礼。”另据《论语·子张》记载，有人毁镑孔子，子贡说“不要这样做！孔子是毁镑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像小山丘一样，还有可能越过去；而孔子就像太阳和月亮，凡人不可能超越他。”子贡作为孔子的弟子，既能成功经商致富，又能遵循儒家之道，还能坚定地桿卫孔子的形象，这样的人称之为“儒商”，确属实至名归。

　　与子贡同时代的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商人，这就是先从政后经商的陶朱公范蠡。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协助越王洗雪会稽被困之耻以后，便将治国之计用为治家之策，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被称为“富而好德”的君子。范蠡不是孔门弟子，但其“富而好德”与孔子的“富而好礼”精神相通，陶朱公应该也是具有儒家气质的商人。故后世经常将子贡（端木赐)与陶朱公相提并论，诸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损陶朱义，货殖何妨子贡贤”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子贡和陶朱公可以说是古代儒商的“双璧”。

　　实际上，“儒商”的称谓是后起的。据周生春考证，宋代以前，不见有人使用“儒商”或相近的“儒贾”等词。“儒贾”一词的出现和流行，当在明朝嘉靖、万历之际，如耿定向为程豪所作《儒贾传》（作于1598年之前。“儒商”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年间杜浚所撰《汪时甫家传》中，其时约在1671—1687年之间。“自嘉靖、万历起，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大批读书人弃儒而商，商贾而非士人成为社会的明星，人们对儒而贾行者批评增多，对商贾中之儒者的赞扬开始出现，且日渐流行。儒行的体现者儒商、儒贾越来越多的被用作褒义词，渐成以褒义为主的词语。这一现象表明，在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日益沦丧的同时，人们开始呼唤和强调士人，尤其是商贾的道德和商业伦理，以重建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据此，周生春提出“传统儒商是具有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底蕴，关爱亲友、孤弱，热心乡里和社会公益之事，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

　　关于当代儒商，学界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学者各抒己见，但基本上都是沿着上述传统儒商的特征而进一步发挥，强调其伦理道德属性。确实，当代中国，在“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日益沦丧”这一点上，与明清时期不无相似之处；人们在“呼唤商贾的道德和商业伦理，以重建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一点上，也与古人有许多共鸣之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代社会，企业家所面临的问题，与传统社会的工商业者相比，既有相同之处，更有相异之点。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经营、领导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技术上的手段，更需要文化上的智慧。管理技术固然可以向西方学习，管理文化却只能吸收本民族文化的营养。更何况如上所述，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企业家，他们基本上没有接受过西方管理科学技术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父辈口口相传、耳濡目染的“小传统”中汲取灵感，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去组织、管理、经营、领导企业，并且成功了。对于这些切实笃行儒家思想的现代商人，有什么理由将他们排除在“儒商”之外呢？

　　这里，其实关系到我们如何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的问题。我们知道，儒学发展两千多年，北宋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经典儒学主要是以“周孔之政”的面貌出现，人们看重的更多是其中的治国理政之道。从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谈的“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到北宋初年宰相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就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在此之后，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到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经典儒学则主要是以“孔孟之道”的面貌出现，人们看重的更多的是其中的修身养性之理。从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上述传统儒商的定义，就多多少少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治国理政之道”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管理智慧，“修身养性之理”则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伦理智慧。至于管理还是伦理，哪个才是经典儒学的本来面貌？我们今天纠缠于这个问题，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因为在经典儒学那里，修身养性与治国理政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即《大学》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任何人对于经典的诠释，都有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对于继承了以往所有传统的我们，只能说儒家的智慧既是治国理政之道也是修身养性之理，今人无论从中汲取管理智慧还是伦理智慧，都是对经典儒学的传承与弘扬。当代中国企业家主动地汲取经典儒学的管理智慧，我们当然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儒学之外；既然他们是运用儒学（包括其管理智慧和伦理智慧）经商办企业，我们当然就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儒商”之外。

　　在我看来，所谓当代儒商，就是尊敬儒家先师孔子、践行儒家管理理念、弘扬儒家伦理精神、承担儒家历史使命的当代企业家。

　　首先，要尊敬儒家的先师孔子。孔子是万世师表，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导师。也是儒商的精神导师。儒商鼻祖子贡就是他老人家耳提面命培养出来的。尊敬孔子，就是尊重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就是尊重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首，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HannesAlfven)说过“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今天，孔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名片，遍布全世界的500所孔子学院就是一个标志。当然，尊敬孔子，并不是将其当成神祇来顶礼膜拜，因为孔子是人不是神。今人尊敬孔子，敬仰的是他的精神，接受的是他的教导，笃行的是他的学说。

　　第二，要践行儒家的管理理念。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是周代以前的文物典章制度，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王鼎《近思录集注序》）。这就表明，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与管理结下了不解之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与思考，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智慧。治理国家与治理企业，其共同点都是对人类群体的组织、管理、经营和领导。把传统儒家的治国之道，转化成现代管理的智慧，并运用到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去，这对于提升当代企业家的管理水平，创立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的中国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要弘扬儒家的伦理精神。孔子当年办学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在孔子之前，‘君子”本来指有位的管理者；从孔子开始，则赋予了“君子”有德的内涵。道德修养是中国式管理者的重要标志。汉儒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学说。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其中的“绝对服从”显然来自法家的思想，“作出表率”则为先秦儒家所主张。所谓“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精华，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企业家作为社会精英不应随波逐流，而应带头“复五常以提升道德”。具体来说就要：修仁道以培育爱心，守道义以保持节操，明礼仪以和睦待人，求智慧以行为有度，本信诚以成就事业。

　　最后，要承担儒家的历史使命。北宋儒者张载有一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为社会确立精神信仰，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一这是一代代儒者包括儒商在内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社会信仰缺失，没有共同的精神信仰，大家只信一个字一钱，那很可怕。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虽然自古以来就没有全国统一的宗教，但是却存在着全民共同的信仰。先秦儒家荀子提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到了清朝初年，正式确定“天地君亲师”为全国民众的共同信仰，每个家庭都供奉的“神主牌”。辛亥革命以后，人们把君主赶跑了，‘神主牌”变成“天地国亲师”（至今民间社会特别是农村依然存在，其中祭拜祖先更是普遍流行的信仰仪式)。如何转化这一传统社会的精神遗产，使之成为重建当代社会精神信仰的宝贵资源，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为此，我提出以下五点：尊天道以心存敬畏，亲大地以保护环境，爱祖国以振兴中华，隆祖先以继承传统，敬师长以传续文化。现在有的企业在公司内部竖立孔子像，设立“祖宗堂”，供员工集体祭拜，既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精神需求的关心，更反映出企业家对传统精神信仰的自觉继承和当代转化。

　　那么，当代中国有儒商吗？如果这样问，估计很多人难以肯定；而如果问当代中国有儒商行为吗？估计很多人又难以否定。之所以难以肯定，是因为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如果仅仅用某种思想文化来界定某个人的身份属性，恐怕是不现实的；之所以难以否定，是因为在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如果完全忽视儒家思想对当代人行为的影响，同样也是不现实的。简单地说，当代儒商就是运用儒家思想办企业的企业家。而正如上节所述，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润，儒家思想已经无孔不人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企业家既然生长在这块土地之上，活动在这样的人群之中，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办企业，就不可能不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可能不运用儒家思想来办企业，只不过有的公开有的不公开，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有的系统有的不系统，有的有意识有的无意识罢了。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都是儒商行为的实践者。

　　质言之，儒商不是外界套给企业家的光环，而是企业家自己的必然选择。因此，儒商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承担。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毕竟是办企业的，在商言商，有用就学，活学活用。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企业家运用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来经商办企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孔子本人主张“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包含着先秦时期本土产生的儒、墨、名、法、道等诸子百家思想，以及从古代印度传人后被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思想。此外，孔子也早已走向世界，放眼全球，除了华人之外，许多非华裔的企业家也是孔子的信徒、儒家思想的实践者。而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儒商实践，不仅解决了他们自己如何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同时也为当代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三、儒商实践与当代管理理论的发展

　　自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发表以后，西方管理理论逐渐成熟，从科学管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到人际关系学说为先导的“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再进人“管理理论丛林”的奇观。进人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趋势，新的管理理论再次层出不穷。当代管理理论，从对物的研究转向对人的研究，从对企业本身的研究转向企业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从管理科学转向管理文化，从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从集权管理转向参与管理，从常规管理转向创新管理……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儒商实践，正好超越了上个世纪西方管理理论的教条，引领着当代世界管理理论发展的新潮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经营、领导等方面，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和深刻的启迪。

　　企业如何组织？西方古典管理理论以“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为出发点，强调工作效率而忽视了人的社会的、心理的需要，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人的组织”；行为科学管理理论过分强调个人的情感和需要，而忽视了正式组织的存在；当代管理理论则强调在企业组织内部营造愉悦的团体氛围，员工之间形成和谐、融洽、协调、友善的关系，每个员工都能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积极地参与到组织文化中来。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人们围绕着“家”衍生出人际关系和群体秩序，可以说“家”就是中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组织。当代中国企业家承续传统的家文化，把公司当作“家”，把员工当作“家人”，自己则当一名尽职尽责的“家长”。在这样的互动参与过程中，员工逐渐形成了主人翁精神，对企业产生了依恋和热爱，使劳资关系更为和谐，企业氛围更为融洽。这样的“拟家庭化组织”，既维护了组织的秩序，又满足了员工的情感需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企业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是需要教育的。传统的西方企业组织并不重视员工的教育，这种情况直到彼得·圣吉（PeterM.Senge)提出“学习型组织”（learningorganization)的概念以后，才得以改变。而在中国文化中，儒家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孔子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儒家看来，管理就是教育，管理者就是教育者，管理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当代中国企业家，将《论语》和《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经典引人企业，教育员工学会做人，学会做事。这种以德育人的企业教化模式，对于凝聚企业共同愿景，塑造同心同德、上下一致的企业组织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企业如何管理？在古典管理时代，管理者以“萝卜加大棒”的策略驱使员工进行工作。在行为科学管理时代，麦格雷戈（DouglasM·McGregor)提出“Y理论”，认为促使人们朝着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外力的控制及惩罚的威胁并非唯一的方法；人为了达到自己承诺的目标，自然会坚持“自我指导”与“自我控制”；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即可以驱使人们朝着组织的目标而自觉努力。当代管理的重心由此而发生根本转向，从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从单一的制度管理转向制度与价值观相结合的企业文化建设。

　　儒家主张“德治”，其道德教化的目的，就是激发人们的自我修养与自我觉悟。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但是儒家并不反对“法治”。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儒家则主张将宽和的道德教化与严厉的法律惩罚结合起来，如孔子所言‘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

　　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当代中国企业家，将企业管理分成人员、制度、企业文化三个层面。在他们看来，管人就是管思想，制度就是管行为，企业文化则要营造扬善去恶的组织氛围。他们强调“以德治企”，始终不懈地抓住“德”这个做人的根本，组织员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他们又不会放弃制度的规范功能，凡是有损企业形象的事，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及时纠正。并且，他们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将惩罚也作为教育的手段。一方面让违规者知道，不能过这个槛，如果过了，就要付出代价；另一方面通过惩罚少数人而教育大多数人，“以霹雳之手段行菩萨之心肠”，把做人的规则作为第一道防线，而以制度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这种德主刑辅、宽严并济的管理手段，正是企业的健康成长之道。

　　企业如何经营？在古典管理时代，企业经营者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stockholder)谋取利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理论的出现，才真正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土壤一各类利益相关者才能形成社会表现的预期，承受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评价企业社会行为的结果。德鲁克（PeterF.Drucker)指出：在处理企业赚取利润和行善之间的关系时，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赚钱行善”（dowelltodogood)，另一种是“行善赚钱”（dowellbydoinggood)，而遗憾的是，许多大公司依旧停留在前者，他们从事公益活动要么是作秀，要么就是屈从于社会某一阶段和时势的压力。

　　儒家对于义利关系有着十分明确的看法。孔子指出：“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这一命题在儒家管理价值论中，处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所谓“义以生利”，就是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价值认识上的“见利思义”，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实际效果上的“先义后利”，以及价值评判上的“义利合一”等各个环节。

　　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当代中国企业家，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清末商人胡雪岩说过“为人不可贪，为商不可奸，若要做善事，还是先赚钱。”当代中国企业家一方面提出1!钱过三关，法律是底线，道德要约束，良心最值钱”；另一方面又提出“独善非至善，兼济方圆满，善心有善报，天地大循环”一这就将上述德鲁克所谓“行善赚钱”与“赚钱行善”两种思路圆满地结合起来。

　　当前，世界正在进人从IT(InformationTechnology，信息技术）时代向DT(DataTechnology，数据处理技术）时代的转型。当代中国企业家敏锐地意识到，这两者之间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技术上的不同，但实际上是思想观念层面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功者必须是利他思想。只有让你的员工，让你的客户，让你的合作伙伴比你更强大，只有让你的竞争对手比你更强大，社会才会进步，你才有可能成功。因此，他们秉持儒家“悦近来远”的理念，帮助员工成长，帮助客户成功，从而使自己的企业获得成功；他们秉持儒家“立诚讲信”的理念，为员工服务，为顾客服务，从而打造自己的营销品牌，使企业不断成长。

　　企业如何领导？以往的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从古典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再到“管理理论的丛林”，层出不穷，林林总总，但其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企业员工行为的管理；直到德鲁克提出“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理论，企业领导者本身的自我管理问题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事实上，人们不可能指望那些不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管理者去管好他们的组织和机构。从很大意义上说，管理是树立榜样。那些不知道怎样使自己的工作更有效的管理者树立了错误的榜样。”

　　领导者的“自我管理”，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正己”。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治国者把自己端正了，那么治理国政又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连自身都不能端正，那么又如何去端正别人呢？受此影响，运用儒家思想办企业的当代中国企业家，在管理他人之前总是首先考虑如何管理好自己，要求员工做到的自己一定要先做到。在他们看来，一个企业立下规矩是要求其全体成员遵守的，而全体成员遵守的关键是这一企业的领导者要带头遵守。领导者既是一个组织中发号施令的人，也是这个组织中的排头兵一所有的成员都向领导看齐。一个领导的执行力是下属执行力的上限。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这就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领导方式。

　　至于中国人所理解的领导行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拍板”，一个是用人。在“拍板”即战略决策方面，受儒家经典《易经》‘唯变所适”思想的影响，当代中国企业家主张“市场万变，你应该变到它的前面去”，企业应该主动颠覆封闭的局面，而不是被封闭的局面所颠覆。在用人方面，受儒家“德才兼备”思想的影响，当代中国企业家主张“价值观第一，能力第二”，对于能力强但其价值观跟公司不匹配的人，坚决不用。在他们看来，如果说一家公司失败了，这绝对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而是团队出了问题。只有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团队，才能保证企业的长治久安。

　　综上所述，当代管理学正面临着根本的“范式转移”（Paradigmshift)，曾引领风骚的西方管理理论，已经不能应对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背景下的管理实践要求，东西方管理理论的相互补充与不断融合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中国企业家的儒商实践及其理论升华，必将为当代世界管理学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