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为地之则，乐为天之和。孔子是从音乐的德性本体立场来决定其审美价值取向的，乐教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一切的音乐并非只为耳目之享受，皆在于德性之养护与人格之提升。在《论语》的音乐世界中，孔子将理智与情感合一、道德与艺术合一，将音乐提升到人的“性情之正”的高度，肯定人与生而萌发的仁心。《孟子·万章下》就有对孔子“金声玉振”而“集大成”的赞誉。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音乐是心灵感受外物震荡后的自然表现，它以艺术的形式作用于道德教化。经由音乐的陶冶，可以将刚性的礼仪化为内心温煦的随性自适，进而可以成圣成德;而道德一旦渗透进音乐，则可以使音乐在“美”的基础上融合“善”，达到“美善合一”。音乐不仅是娱乐的方式和表情达意的方式，还是传递思想、道德、伦理主张的重要形式。

一、政治美学形态：思齐与教化的统一

　　礼乐文明强调通过教化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尺度。“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通过明教、守礼，达到社会久安和睦。音乐的道德教化指向于“和”，它具体显现在自上而下、由远及近、由外而内的人际关系中。乐有广泛的社会作用，所以“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面对礼崩乐坏，孔子把礼乐制度这种外在的形式与主体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行为联系起来，视仁为统领礼乐的灵魂，认为只有具有道德理性自觉的仁人，其行为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乐或合乎礼乐制度。孔子由此构建出中国诗学世界中的德性本体。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章》)。《易》以雷出地奋比象音乐，肯定音乐震动万物、催醒众籁的力量。‘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乐是辅助治国治民的工具，音乐可以起到化心、易俗的作用。乐冶心性，礼节行止，其结果就是使人内心和乐而无怨，行止庄敬有序而不争，究其根本，则是通过以礼乐治人，邦家士人陶然之乐，志气砥砺，达到国安民顺，内无萧墙之祸，外无寇仇凌侵。在周礼中，礼与乐是相辅相成的，礼不仅为等级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社会秩序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及其贵贱、尊卑都要由礼来加以区别。

　　《论语·阳货》记载‘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强调礼与乐不止于器物层面的功用，还有着超乎礼器和乐器之上的“道”的价值。玉帛是行礼时所用的物品，钟鼓是行乐时的乐器。人因为有敬心，所以用玉帛来表现，这就成为了礼;人心中有中正平和之气，用钟鼓来抒发，这就有了乐。如果不能发挥礼乐的这种作用，仅拘泥于钟鼓玉帛这类外物，所行之乐就徒有其表，流于浅俗。由此可见，孔子认为礼乐的社会功能在于辅助治国安邦。孔子对待音乐，既注重技巧更看重内容，既讲究艺术性又强调政治性，‘放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鳴嗷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史记·乐书》），所以才会“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即是说，郑声对雅正音乐的破坏，有伤风化的音乐对人是有害无益的。“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礼记·礼器》）。乐修内而明心见性，礼修外而德充广大，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人的行为总是受思想支配的，礼的作用只能规范人的行为，而乐的作用则在于规范人心，使人不产生悖礼的念头，乐教也就从根本上践行了礼。礼的本源就是人心之仁，所以如果做了悖礼之事，人心之仁就将丧失，行为就有违中道，伤身害己；而仁一旦丧失，人群间的相互关系也将发生混乱，从而必将引起社会的动荡。“八俏舞于庭’、“三家者以擁》彻”，孔子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鲁国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举行家祭，举乐歌诗以娱神。《雍》之篇为周天子举行祭礼临撤所唱之诗，三家亦唱《雍》诗撤祭馔，即为僭越。礼乐不仅可以显现为制度文明的层次，亦可以表达个体情感的喜怒哀乐。孔子认为季桓子属于卿，只能用四俏之舞，他却僭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俏之舞，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礼为阴，乐为阳，但乐亦有着批判乃至毁坏国体的强大力量《论语·微子》记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日“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车，欲与歌者相言，对方却“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凤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接舆以比孔子，而讥其不能隐也。该篇又载：面对礼崩乐坏，“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人于河，播鼗武人于汉，少师阳、击磬襄人于海”。乐师队伍瓦解之速，恐怕是当今《乐经》不传于天下的源头所在。

二、和美之境：涵养情性的伦理核心

　　音乐者，譬犹“药”也，雅乐可以正心养性，情合于中。孔子所谓的有益的音乐已超越了音乐情绪等外在表现，而直接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它可以涤除私欲，利于德性的养护。音乐直接作用于心灵并调和精神，与音乐交互融合推动人性的细密与轻盈。“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礼记·乐记》）。由于声音是由人内心与外物相感应而形成的，因此它就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人盲目地跟着外界的诱惑向前发展，果如此，那么其天性中的善性就会被削弱，就不免被引导到邪恶的道路上去，干出种种违反人伦道德的事情来。故而孔子一再标举和推尊雅乐的正统地位，痛斥郑卫之音。他对谐和与中庸的诉求反映了强烈的精英审美趣味，与这种精英审美趣味相关，孔子对雅乐与淫乐的拣选原则反映了强烈的精英与大众划界意识以及反大众文化意识。玉帛象征着礼的意义，钟鼓表达着乐的内容，孔子把这种音乐观贯穿在其“克己复礼为仁”的中心思想中，主张音乐要为仁服务，配合礼起到教化目的。“仁者爱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算是合乎真正的乐。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一书中指出：“‘礼乐’不在外表，非外在仪文、容色、声音，而在整套制度，特别是内心情感。”显而易见，孔子重视的，不仅是音乐本身的美，而且是音乐所要传达出来的东西，是音乐的内核，即“音乐的善”。

　　对于音乐，孔子有着高超的造诣，曾“问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论语·泰伯》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述而》则有这样的记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表明在中国音乐史上，孔子第一次使用了联类通感的方式表达对雅乐的快感体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表达了孔子对于高超音乐技艺的赞叹之情及谦逊的态度。孔子一方面重视音乐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很重视音乐的形式，主张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论语·雍也》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把音乐内容称之为“质”，把音乐的形式称之为“文”，认为质如果超过了文就显得粗野，形式如果超过了内容就显得空疏，文质应美善谐和、相辅相成。在音乐美学的发展史上，孔子对艺术内容美和形式美的区分，其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主张，以及将“善”作为对音乐艺术作品进行评价的最基本的标准，强调音乐所具有的伦理道德使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雅、颂是音乐中礼教的核心，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正乐”的目的就是使“《雅》、《颂》各得其所”。从卫国返回鲁国时，孔子已是67岁，使雛》乐、《颂》乐得以合理的分类，让它们各自回到理所当然的地方。民间音乐虽不断流传并一直对雅颂之乐形成一定影响，但众多民间音乐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能全部被执政者接受，因为“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音乐的目的在于教化，郑卫之声、桑间濮上之音之所以成为排斥的对象，就是因为“郑声淫”，不符合人道之正的要求。孔子认为《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说明它的采集符合中和思想，契合礼义，无伤风雅。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可见，《关雎》是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和”标准的。故北宋思想家周敦颐说“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炎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通书·乐上》）。

　　《礼记·乐记》日“礼者别宜，乐者敦和。”礼乐非外在强加的行为规范，而是体现为个人体仁践履时内心生出的愉悦情感。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回答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聪明，像孟公绰那样清心寡欲，像卞庄子那样勇敢，像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熏陶，则可以成为完美的人。儒家认为音乐与礼义、仁德关系密切，音乐应“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它要求“美善相乐”《礼记·乐记》)，“中和”思想中的善和美，最先体现在孔子学说之中。“乐而不淫”的音乐要受礼的节制，以礼约束放任无拘的感性欲望，用音乐来扩大人的人格力量，音乐表现做到了“思无邪”，思想感情才会中正无邪，使个体生命在礼乐中浑然无碍、尽得大方。音乐应表现仁德，《论语?八俏》云“人而不仁，如乐何?”充分发挥音乐“和”的特点，宣扬仁德、仁政，使关系和睦、国泰民安。孔子认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是音乐表现的最高形式。美是道德的象征，音乐艺术应该可以反映人们真实的痛苦和情感，一旦道德准则来对感性进行制约，那么在快乐之中就不会失去理智，不会因为过度滥情而形同禽兽。礼指的是人的身体原则，而乐则代表着人的精神向度。“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是君子进阶的几个层次。孔子认为，“乐”是教育完成的最后阶段。音乐并非只是发现万物本源的中间过程，而是万物之源的体现。音乐貌似无用，实乃大用，诗是性情的产物，在诵诗的节奏中人心受到鼓舞感动，意志兴发而不能自已。制礼作乐就是要仰观俯察、取法天地万物，然后知道怎样依本源而居。而礼以恭敬辞让为本，人若要卓然自立，不为外物所动摇，就必须立足于礼”“乐者，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学其俯仰疾徐周旋进退起迄之节，可以劳其筋骨，使不至怠惰废弛。束其血脉，使不至猛厉偾起。而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学者之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者，每于乐得之。是学之成。”学者通过习乐，达到义精仁熟、和顺于道德的境界，当习乐有得时，人就达到了问道化心、知乐闻性的人生境界。

　　音乐是孔子安放其思想的场所。孔子让人们掌握音乐的目的，不是“极口腹耳目之欲”，而是用来抒发人的思想感情，陶冶情操而爱人达人。音乐有修身养性、和乐家国之功能，是进行自我教育不可缺少的手段，是培养社会有用人才不可或缺的工具，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统治秩序的尺度。《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乐无关知识、技艺，而直接作用于心灵。孔子以后，“美善合一”的标准就成为儒家音乐审美的基本原则，而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正是遥接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三、仁为枢纽：观风易俗群治之能

　　礼的作用是分别亲疏贵贱，乐的作用是将亲疏贵贱的人群团结起来。礼乐的这种对立统一，形成了个人在身份归位的同时对于家族与国家的整体认同与归属感。有子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和”是礼的精髓，不能无原则地为和而和，而是要依于守礼。在孔子的思想中，礼乐是合而为一的，故孔子讲礼必兼言乐。《论语·八俏》记载“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为礼乐之本，礼乐是出于对仁的表达，无仁则无礼乐。何谓仁？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上》）。身心一体为仁，仁为万物萌发的嫩芽，需蒙养而致广大;有了仁，世间万物生意才可发展壮大。

　　《论语·阳货》载有孔子之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段话蕴含了孔子对于音乐之社会作用的基本观点。对于“观”，郑玄解释为“观风俗之盛衰”，意思就是通过音乐作品对生活中的体验来了解政治的得失。孔子认为通过对音乐活动考察风俗政纪得失，当政者对音乐选择的喜怒好恶可以反映执政之得失。《论语·微子》中有这样的记载‘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齐国赠送了八十名能歌善舞的女子，季桓子坦然接受，鲁定公连续三天不上朝，孔子于是离开了鲁国。这里反映的是孔子在鲁国任职时候的音乐行为，对于鲁国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群”的解释，孔子非常注重通过音乐活动来加强群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活动，使人亲亲而爱人《论语·述而》中有这样的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意思就是说通过展开音乐合唱这样的方式来起到情感交流和沟通的效果。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卫灵公》），这是说交流者之间必须有共同具备的“话语”这一音乐理念”“怨”的意思就是在社会音乐活动中，人们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好恶。在《论语·阳货》篇，孔子有言“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也”，鲜明的情感态度与言辞之间，通过音乐活动就可以表达出自己对于社会的不满。

　　“诗之失愚，乐之失奢”，而“愚”、策”都不是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温柔敦厚而不愚’，“广博易良而不奢”（《礼记·经解》），而通过音乐的教化，方可使人的性情柔和、宽广、善良、淳朴。道德教育高于知识教育，而音乐教育则又高于道德教育。音乐以中正平和为美，音乐中的悲伤与喜悦均不可过度，否则会造成心灵上的放荡无归。孔子认为悲哀和欢乐是人心所必备的素质，有仁心才能爱人，有悲悯才会同情万物，两者相通相容。音乐由外在的声舞之乐转化为内在的心理愉悦，声音之曼妙转化为心灵乐感”《论语》多处从内心愉悦的角度上使用“乐”字，并从道德含义上提倡这种内在体验。如《论语?季氏》载有孔子提出的“益者三乐”，即“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此“三乐”皆与德行有兔《论语·卫灵公》记载“师冕见，及阶，子日‘阶也。’及席，子日‘席也。’皆坐，子告之日‘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日‘与师言之道与？’子日‘然固相师之道也。’”仅有礼是不够的，单纯强调礼会造成等级间的距离和人际关系的冷漠，而乐的和群作用就是与礼相配合，起到调和冲突、融洽感情的作用，消解由礼所带来的等级差别感，以达致和谐的理想境界。

四、君子之“节”修束身体与心灵之旨

　　有五音十二律长短高下皆须有节制的说法。一首优美的乐曲需要各个音部之间的和谐统一，否则就是杂音噪乐“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郑声过于虚幻缥渺，令人听后失掉中正之气而惑性乱心。孔子认为把自己节制于礼乐中，这就有益;而恣放自骄、不知节制，就对人有害了。“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前一句中的“节”指节制。礼主中，乐主和，求得礼乐中的节制，继而可求得中正平和的乐；后一句虽不具体指音乐，然而骄乐、佚游、宴乐又何尝不包括音乐，倘若不加节制，就会对人有害。

　　孔子深谙音乐之机理《论语·八佾》记载“子语鲁大师乐，日‘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这番话，表现了孔子对音乐形态美的感性体验。他指出，奏乐的过程是可以知道的，开始演奏时，各种乐器合奏，声音宏亮而和顺，接着各自展开，音调和谐委婉，清晰流畅，余音如丝，袅袅不纸《孔丛子·杂训》载有子思的话“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从这个意义上说，乐教的本质，便是对于礼乐制度这种外在形式、仪式背后的追根究底，是对于礼乐典章制度理论基础的寻求，进而通过个体的自我约束，成为具有道德理性的仁人君子。音乐具有别等级、明人伦的内在规定性，“仁”是孔子音乐思想的核心。孔子将“仁”与“圣”并列，作为“成人”的最高境界。“礼”是人际的正常秩序，人不能确立公正泛爱的仁义道德“礼”就成了形式，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乐”用以陶冶人的情操、规范人的行为，人如果没有仁义礼智，“乐”也就失去了它的正常作用，不管多么好听的音乐也都无济于事”‘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在春风中沐浴咏唱，在自然世界中与大化流行，精神与天地相往来，这代表了孔子的赤子情怀。仁者之乐与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政治抱负和“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的治国三部曲都是吻合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通过修己完成的。“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孔子面对丧礼，为吊丧而哭泣，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便不再歌唱。

　　“颜渊问为邦。子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抛弃郑卫之声，疏远奸佞小人，因为音乐的淫乱和花言巧语的小人同样均为祸端。子游教当地人礼乐，“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论语·阳货》）。子游为武城宰，以礼乐为教化方式，故邑人皆弦歌也。当孔子对子游用音乐教化在民众所取得的成绩“莞尔而笑”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以乐化心之功已经实现了，故由衷地高兴。《论语·阳货》记载‘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孺悲是鲁哀公身边的人，前来求见，孔子称病不见。然而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即取瑟弹之，又自和而歌，故意让孺悲听见。程子日“此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朱熹《论语集注·阳货》)这显属将音乐表达为一种因材施教的教育行为。乐所强调的是个人体仁行道时的精神满足，而不在于生活中是否一定有音乐共在。孔子音乐以无声之乐为不言之教，消解外在刻板的制度、规则，将“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作为思想性情进退的出路，对文明史之演进与民族文化精神的构建可谓意义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