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氏家训》作者的家族文化底色、思想来源、作品主题、核心价值来看，《颜氏家训》的思想归属是儒家，而不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杂家。第一，从《颜氏家训》的“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学术追求与使命担当来看是儒家而非杂家；第二，从《颜氏家训》的“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宗旨来说，是儒家的齐家之道，不是佛家的出家之法；第三，从《颜氏家训》坚守仁义诚孝的核心价值来看，《颜氏家训》是儒家而非杂家。虽然《颜氏家训》有“曼衍旁涉”之处，只能说其博大，但这不能作为判断其思想归属的根据。

　　一 

　　《颜氏家训》问世以来，关于其思想归属，主要有两种观点：旧、新《唐志》《宋志》、晁公武《读书志》等都将《颜氏家训》列入儒家类；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始归之杂家，而《述古堂藏书目》及清修《四库全书》从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北齐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而其书崇尚释氏，故不列于儒家。”

　　既然陈振孙认为《颜氏家训》“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承认了《颜氏家训》属于儒家。自古至今，儒与佛的区别在于齐家还是出家——儒家是齐家之道，佛家是出家之道。用梁漱溟的话说，佛家是“出世间法”，儒家是“世间法”。《颜氏家训》是出世间法，还是世间法？是齐家之道，还是出家之道？陈振孙一方面承认它是古今家训之祖，另一方面拒斥其位列儒家，显然，他对《颜氏家训》历史定位的判定与学术归属的认定是矛盾的。

　　《四库全书》馆臣明确将《颜氏家训》由儒家“特退之杂”。《四库全书总目》陈述其缘由：“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第一条理由是“不出当时好佛之习”，与陈振孙的理由相同；第二条理由是知识太杂，“不专为一家之言”。

　　王利器在《颜氏家训集解·叙录》中明确将颜之推的学问视为“真杂学”，其代表作《颜氏家训》自然也应归类“真杂家”类书了。王利器的主要根据是：梁武帝萧衍好佛，又舍身同泰寺，颜之推“亦向风慕义，直至归心”；梁元帝萧绎崇玄，颜之推虽自称“不好”，然亦“颇预末筵，亲承音旨”。“他徘徊于玄、释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之际，又想成为‘专儒’，又要‘求诸内典’。”那么颜之推果真是“真杂家”？《颜氏家训》真是杂家类作品？我们的结论是否定的。

　　《颜氏家训》以儒为宗，会通佛老，可谓信奉周孔之教而包容佛老之道，这是《颜氏家训》思想的重要特点。颜之推是儒家人物，《颜氏家训》的宗旨在弘扬儒家立身治家之道，但颜之推是包容、开放的儒家，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儒家；《颜氏家训》是包容的作品，而不是儒家原教旨主义的作品。 

　　《颜氏家训》包容佛学，却并非如《四库全书》馆臣所说“不出当时好佛之习”，而是主张佛教与儒家相通甚至是“一体”的，不是矛盾的：“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颜氏家训·归心》。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这里的内教指佛教，外教指儒家。颜之推认为，佛教与儒家本为一体。这里的“本”既是本质之本，也是本来之本，即二教在本质或本来的意义上是一体的，差异在于思想表述上的深浅不同。

　　在《颜氏家训》看来，佛教的“五禁”或“五戒”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虽用语不同，本质却相通。仁就是不杀之禁，义就是不盗之禁，礼就是不邪之禁，智就是不酒之禁，信就是不妄之禁。颜之推主张归信儒家的人不必诋毁佛教、排斥佛学。包容而不排斥佛老并不意味着就是佛教徒、玄学家，更不意味着《颜氏家训》是佛学著作或杂家著作，合理的解释是颜之推是开放的、包容的，而不是封闭、排他的儒者。

　　诚然，《归心》不仅不排斥佛教，而且会通甚至崇尚佛教，但仅凭《归心》一篇并不能改变《颜氏家训》全书的宗旨。《归心》的确笃信因果，“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而论，安可不为之作地乎？”因果报应的前提是“形体虽死，精神犹存”，而何以证明“精神犹存”？《归心》说：“世有魂神，示现梦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饮食，征须福佑，亦为不少矣。”这些例证不过民间方术迷信而已，与佛教关系不大。

　　他要求子孙“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但也不过是告诫子孙“人身难得，勿虚过也”（《归心》）。可见《归心》虽崇尚佛学，但仍然坚持儒家“诚孝在心，仁义为本”的核心价值。“内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诚孝在心，仁惠为本，须达、流水，不必剃落须发。”（《归心》）

　　坚持了儒家推己及人的待人原则与处世方式。“世有痴人，不识仁义，不知富贵并由天命。”“但怜己之子女，不爱己之儿妇。如此之人，阴纪其过，鬼夺其算。”（《归心》）《颜氏家训》之所以推崇佛教，不过是教育子孙对佛教“勿轻慢也”，信周孔而不必背释氏而已。

　　一部作品的主题集中体现了作品的思想归属，王利器亦说：“颜氏此书，虽然乍玄乍释，时而说‘神仙之事，未可全诬’，时而说‘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而其‘留此二十篇’之目的，还是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这是古代时期一般士大夫所以训家的唯一主题。”“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非儒家而何？既然承认《颜氏家训》有“唯一主题”，何杂之有？

　　《颜氏家训》对于道家、玄学乃至道教多有涉及，但颜之推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去批判、否定玄学，而不是肯定或表彰玄学。《颜氏家训》明确指出，何晏、王弼等玄学家乃“任纵之徒”，都是将“周孔之业，弃之度外”的反面典型。当萧绎在江州谈玄说无、大畅玄风时，颜之推虽然也曾一度听受，但“虚谈非其所好”，终归《礼》《传》，这与道家、玄学何涉？

　　王利器以“徘徊于玄、释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之际”指证《颜氏家训》是“真杂学”，是对《颜氏家训》思想属性的极大误读，我们怀疑他在思想义理上是否真的搞通、弄懂了《颜氏家训》的大义要旨。当然王利器说颜之推“想成为‘专儒’”，这话不假。事实上，颜之推不仅想成为专儒，而且他以自己的人生实践确证了一位儒者的人生使命担当和家国责任。 

　　诚然，道家“保身全生”、惜生护生之学为颜之推所注重，这能否证明《颜氏家训》是“真杂学”呢？答案是否定的。《颜氏家训》对“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饮食”等道教的养生方法是认可的，但反对后世子孙“专精于此”，更反对后世子孙求道成仙。他说，学道之人多如牛毛，而“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而“为药所误者甚多”（《养生》）。

　　许多人为追求长生、成仙而服食丹药，结果为丹药所害，为求长生反而促使自己短命，此为《颜氏家训》所讥，怎能说他杂于玄、释呢？何况养生惜生并不是道家和道教的专利品，儒家人物同样强调养生治心。孟子讲养气、养小体与大体，荀子直接讲“治气养心之术”，非养生惜生而何？爱惜神明、重视生命是儒家与道教的共同点，只是作为理性主义的儒家不幻想肉体生命的长生，而追求道德生命、精神生命的长存，不追求成仙而追求成圣成贤罢了。

　　仅仅因为谈到道家与玄学，涉及道教，能够指证《颜氏家训》为“真杂学”吗？《论语》也讲了大量的饮食、养生的道理，也谈及“无为而治”，《论语》也是真杂学吗？因而我们认为，《颜氏家训》不属于杂家，当然更不属于佛家或道家，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大儒，《颜氏家训》是儒家类立身治家的经典著作。 

　　《四库全书》馆臣说《颜氏家训》“曼衍旁涉”，“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定典故，品弟文艺”，从而将其退为杂家，可谓不通之极！《杂艺》篇的内容十分宽泛，即使是普通家庭训导子孙也不可以不留意，文化传家的颜氏家族对这些领域岂可完全忽视？因为《颜氏家训》所涉面广博而被诬为杂家，是对“儒家”“杂家”界限与标准的误解。

　　颜之推的学问，涉及文学、文字学、音韵、训诂、书法、绘画、医学、历律、卜筮、算学、琴棋等，其学无所不包，乃当时最为博学者。博学，本来就是儒家传统，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因固陋而不能称儒者或有之，因博学而判断某人不是儒者，也只有《四库全书》馆臣这样的人才会出此妄语！颜氏家族世以儒雅为业，诗书传家，对各种学问皆学而通之是其本分。况且《颜氏家训》教育后世子孙，明确指出许多技艺“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杂艺》）。

　　我们认为，《颜氏家训》不是杂，而是博。博与杂有别，杂是没有主次之别、没有原则立场地将不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而博是博采众长，广泛吸收，为我所用。《颜氏家训》既不属于先秦到汉初的“杂家”，也不是对儒、释、道的拼凑。所谓“杂家”，依《中国哲学大辞典》的定义：“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颜师古注）。”

　　杂家对百家之学的贯综是无主体性、无价值原则的，可谓“兼而无魂”，从积极方面讲也可以说是“以兼为魂”。而《颜氏家训》坚持儒学的主体性立场，以周孔之教的忠孝仁义作为价值原则，“述立身治家之法，辨证时俗之谬，以训诸子孙”，“博而有要”“博而有魂”，博而不杂。由此可见，将颜之推归于杂家不合乎历史事实，《颜氏家训》更不是杂家类作品。

　　二 

　　《颜氏家训》号“颜氏”，必然与颜氏家族背景、文化渊源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颜氏家训》不仅是颜之推个人的人生经历、为学、仕宦、治家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更是颜氏家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历代治家经验的积淀。《颜氏家训》秉承了“素为整密”的颜家风教，传承数百年颜氏儒雅传家的门风，坚守儒家的文化理想，一句话，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以颜含为始祖的江南颜氏家族是以儒家文化为家族底色、文化背景的。

　　《颜氏家训·诫兵》说：“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这是对《颜氏家训》号“颜氏”的最精简的一段文字说明。这段文字首先追本溯源，说明颜氏得姓于邹、鲁，特点是“世以儒雅为业”，家族的基本属性是传承儒家文化。而“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这是颜氏的自豪与骄傲。

　　颜渊被尊为孔门七十二贤之首，三千弟子之冠，有“亚圣”或“复圣”之名，颜之推作为颜渊三十五代孙，以儒雅为业，以圣贤自期，是他的本分。颜之推在儒雅文化氛围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教化：“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序致》）

　　“儒雅”既是内在文化气象的外化，又是礼义规范的象征；既有诗书文化，又有礼仪规矩，从而构成颜氏家族的基本教养。颜氏“素为整密”的“风教”决非一两代人所能造就，而是经过若干代人乃至十数代人的建构、演进以及代际之间的行为模仿逐步形成。从颜含的“靖侯成规”“诫子侄书”到颜延之的《庭诰》，对《颜氏家训》所说的“素为整密”的“吾家风教”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靖侯成规”即东晋时期颜含所订立的家规。颜含，字弘都，琅琊临沂人。少有操行，以孝闻，是颜氏家族由琅琊迁江南的第一代人，为颜之推的九世祖。他的思想对《颜氏家训》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颜含是敦孝悌、崇正义、讲清廉、尚气节之家风的倡导者，更是这一家风的躬行者。

　　他的名言：“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龟。”（《晋书·颜含传》）以其深刻的哲学慧识及达观的人生态度受到后世名人雅士的激赏，王船山赞他为“知道之士矣”（《读通鉴论》卷十二至十五）。

　　当时权倾朝野的桓温欲与颜氏联姻，颜含以其盛满，予以拒绝，《颜氏家训》中关于婚姻的思想——“婚姻素对，靖侯成规”（《治家》）即由此而来。这里的“靖侯”就是颜含（谥号靖，曾封侯），历代颜氏恪守着这一“靖侯成规”。“先祖靖侯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吾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止足》）颜含的“靖侯成规”及“戒子侄书”皆以儒雅为训，这些思想全部为《颜氏家训》所继承。

　　颜延之是颜含的曾孙，其思想同样对《颜氏家训》之成书产生了重要影响。颜延之少孤贫，居陋巷，贫而好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著有《庭诰》。《庭诰》恰恰处于由“靖侯成规”到《颜氏家训》的中间环节，《颜氏家训》的不少思想直接出自《庭诰》。如“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宋书·颜延之传》）。

　　这在《颜氏家训》中表述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治家》）颜之推完全秉承了颜延之的治家观念，求子女孝敬，父母必先慈；责弟悌，兄长务为友善，良好的家风源于自上行于下，自先施于后，这是代代相传的颜氏家风。

　　《庭诰》又言：“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芷兰之室，久而不知其芬。’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与之变矣。是以古人慎所与处。”《颜氏家训》则说：“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慕贤》）《颜氏家训》思想不少是顺承颜延之的《庭诰》而来，足见《颜氏家训》之训家就“颜氏”而言是渊源有自，这是《颜氏家训》称“颜氏家训”非“之推家训”的重要缘由。

　　“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文心雕龙·时序》）王、袁、颜、谢世代传承的是文化香火，颜氏家族成为江南四大文化世族之一。“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是其使命、责任与担当，这些都为颜之推创制《颜氏家训》提供了客观条件。

　　《颜氏家训》与一般士大夫家训不同，一般士大夫家训主要以立身处世之道与齐家从政之术训导子孙，而《颜氏家训》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导子孙为学之道、治学之方，以传承儒雅之业，因而《颜氏家训》处处有学问，篇篇有思想，有些篇章如《音辞》《书证》《文章》等非研究学问的人读不懂，“世以儒雅为业”构成了《颜氏家训》的文化底色。

　　总之，《颜氏家训》的文化渊源是儒家文化，而“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是《颜氏家训》的使命、担当、责任、义务，这种追求就是儒家的追求，最终目标是成就儒雅世家，所以《颜氏家训》的思想当然属于儒家。 

　　三 

　　以上对颜氏家族的家风及承袭之而来的《颜氏家训》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若仍要定它为“杂家”，需面对以下三问：

　　第一，判断一个思想家或一部学术著作思想归属的标准是什么？若没有明确的标准，只是想当然地根据自己的感觉去理解，或仅仅在枝叶上做文章，往往会陷入是非无定之局。我们认为，判断一个思想家或一部著作的学术归属，首先应看他或作者坚守的是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 

　　《颜氏家训》以仁义为处理一切事务的准则，恪守的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由此我们认为，颜之推不是杂家，更不是佛家或道家，而是正宗的儒家。他明确主张：“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省事》）

　　仁义是《颜氏家训》衡定、处理一切问题的标准，也是颜之推的核心价值观。《颜氏家训》虽然同情佛教，包容佛学，却从未以佛教宗旨为人生追求，没有要求自己的子孙超越生死轮回得证无尽涅槃而成就佛陀，更没有号召自己的子孙“出家”，而是反复讲齐家、治家的问题即每一个生命在现实世界无穷延续中如何实现生活的安适。诚如沈揆所言：“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至辩析援证，咸有根据；自当启悟来世，不但可训思鲁、愍楚辈而已。”

　　说到底，《颜氏家训》不啻不悖《六经》，而且是儒家思想在立身治家方面的具体运用，至于“旁贯百氏”，不能因而称之为杂家，只能说颜之推不是闭塞、僵化的儒者，而是对百氏之学包容、开放的儒者。

　　第二，判别一个思想家或一部作品的思想归属，应观其思想主旨，察其主要倾向，而不能拘泥于只言片语，纠结于细枝末节。 

　　《颜氏家训》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序致》）这是颜之推创作《颜氏家训》的主观动机，他要效仿圣贤，“教人诚孝，慎言检迹”。

　　此类著述，魏、晋以来，虽然已经“理重事复”，“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颜之推仍然坚持创作《颜氏家训》，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整齐门内，提撕子孙”，这八个字就是《颜氏家训》的主旨。《颜氏家训》七卷二十篇，全都是围绕这一主旨展开的，没有片刻脱离。

　　当然，无论什么学派的思想家，只要他有家庭和子女，他想过正常的家庭生活，都面临着“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问题，而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教育子女、整齐门内决定着家训作者的思想归属。《颜氏家训》以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子女及后世子孙，要求子孙居家尽孝，为国尽忠，待人以诚，学以成忠，修善立名，显亲扬名等，这一切无不说明，《颜氏家训》是以儒训家、以儒提撕子孙，既非杂家教子，更不是佛教徒教子、道士教子，它所传承的是儒家文化，而不是杂家文化，更不是佛家文化、道家文化。

　　第三，判断一位思想家或一部作品的思想归属，重在考察其思想追求、理想目标，或者说他对子孙的期望是什么。诗礼传家的颜氏家族，其存在和延续的理由与根据在哪里？如果说思想主旨告诉我们《颜氏家训》因何而作的话，那么理想目标就是告诉我们《颜氏家训》为何而作。《颜氏家训》一再告诫子孙：“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勉学》）要求子孙“应世行道”“传业扬名为务”（《终制》）。

　　“先王之道”与“应世行道”的道是一个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即仁义忠孝之道，即中华文化之道，即儒道；“家世之业”即儒雅之业、文化之业。了解了《颜氏家训》的思想追求、理想目标，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颜氏家训》包含《文章》《书证》《音辞》《杂艺》等篇章。由此可见，《颜氏家训》的目标追求与佛无关，与道无缘，更非杂家，而志在先王，志在承续儒雅之业。如此看来，《颜氏家训》的思想归属不属于儒家，又能属于什么家呢？

　　诚然，任何家训都有两重性，即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公共性与私密性，《颜氏家训》也不例外。在普遍性、公共性上，《颜氏家训》教导子孙立身处世的原则与天下父母教育儿女立身处世的原则是相通的，其治家原则与天下人治家的原则是一致的，不论是立身，还是治家，其原则都以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为根据，故人人皆可引而用之，这是家训的普遍性与公共性，《颜氏家训》由颜氏一家之训转化而为天下人家共有的家训，不限于“颜氏”。

　　王钺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族毕竟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世以儒雅为业”，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为使命，这是它的特殊性与私密性。因而《颜氏家训》的诸如《书证》《音辞》《文章》《杂艺》诸篇，这是作为“世以儒雅为业”的“颜氏”教育子孙传承与光大祖业不可或缺的内容，因而其“兼论字画音训，并考定典故，品弟文艺”，不亦宜乎！

　　《颜氏家训》之不归类于杂家，而归于儒家，这是历史上与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旧、新《唐志》《宋志》及晁公武、司马光、沈揆、吕祖谦、王凤洲、于慎行、黄叔琳、赵曦明、卢文弨等，都认为《颜氏家训》是儒家类作品。

　　现代学者洪卫中指出：在漫长的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发展显得式微脆弱，由此引发不少士人为儒学的发展而宣传呐喊。颜之推就是这样一个文人，他不但谨遵祖训、精习儒学，在生活中以儒家思想为准则，还在人生后期结合自身体会和感悟撰成《颜氏家训》，在训教子孙“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同时，也将其作为坚守、宣扬儒学的工具。

　　《颜氏家训》“不仅从立身上修身齐家、做人上遵礼重孝、仕宦上忠君尽职、处事上仁义为怀、处世上中庸为本五个方面宣扬了儒家思想，还在这五个方面将儒家思想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论世俗化，从而使儒家思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当然，《颜氏家训》在儒门淡薄，佛、道势力甚为强盛的南北朝，守住了“家”领域，使家成为儒门传学的道场，而不是佛教、道教的精神阵地，这本身就有功于儒学。守住了“家”也就守住了儒门的主要精神疆域，因为人人都出生在家里，人人都在家里成长，人人都在家中接受启蒙教育、规范教育、价值观教育。

　　《四库全书》馆臣将《颜氏家训》“退儒归杂”只能证明这位馆臣有学问而无思想，懂文献而不通逻辑，如此推理，徒增后人烦扰而已。王利器顺馆臣之说而言之，判定《颜氏家训》为“真杂学”，考虑到其《颜氏家训集解》写于“激情燃烧年代”，在反孔批儒高潮的岁月里，诬之为杂，同样可以理解。只要没有学术成见、偏见且深入读过《颜氏家训》的学者，都会得出颜之推博而不杂、是儒门人物的结论，因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贯穿于《颜氏家训》的始终，落实于修身、治家、为学、从政等方方面面。 

　　作者简介：颜炳罡，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奇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