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荀子的“后王”既非周之文王、武王，更非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在《荀子》中，“后王”不宜作具体而统一的理藤“后”在时间上既然是“与先、前相对，表时间较晚”或“未来、将来”的意思，那么，“后王”就不外乎是指“在历史上较晚出现而离思想主体自己所处时代较近的王者”，如“近时之王”、“当今之王”；或“在未来、将来某时期将出现的王者”，如“周后之王”、“后之王者”。如果采取历史主义的做法，把“后王”很局限地看作历史上具体的某王者,那荀子特别提出“法后王”来反对一意慕古地“法先王”其思想意义就不免被埋没了。

　　关键词: 荀子; 先王; 后王; 孔子; 儒

　　先秦大儒荀子，他颇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思想概念，除倡说“性恶”与“隆礼重法”之外，大概就是标举“法后王”了。而因为荀子“后王”一词的含义模糊，在20世纪的中国，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时至今日，学术界对荀子“法后王”之说，仍不时有所论争。相关的思想阐发和解说之所以众说纷纭，其关键在于对荀子“后王”的解释颇为分歧。检视前贤时彦关于荀子“法后王”的纷繁论说，重新辨析考论荀子“后王”的确切意涵，显然是颇有意义的课题。在过去的论著中，就笔者目力所及，关于荀子“后王”的意涵，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总结性的考论文章，当以廖名春《荀子“法后王”说考辨》和台湾陈礼彰《荀子“法后王”说究辨》为代表。两位先生论列颇为详尽，然而，其立论依据及结论却颇可商榷。因此，基于对《荀子》原文的仔细分析，结合廖、陈二位学者的分析和考证，笔者尝试重新考辨阐明荀子“后王”的确切意涵。

　　一

　　“后王”一词，在《荀子》的《不苟》《非相》《儒效》《王制》《正名》《成相》诸篇多次出现。为了显示其具体语境，以便解释分析，不妨罗列如下：

　　（一）《不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拱)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

　　（二）《非相》“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

　　（三）《儒效》“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是大儒者也。”

　　（四）《儒效》:“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道德(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夫是谓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也。”

　　（五）《王制》：“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

　　（六）《正名》：“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散名之在人者：……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

　　（七）《正名》：“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八）《成相》：“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

　　荀子“法后王”的“后王”具体含义是什么，解释多有分歧。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里，引述了“法后王”的说法，算是比较早的解释，他说“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唐张守节在《史记》此节正义说“后王，近代之王。法与己连接世俗之变及相类也，故议卑浅而易识行耳。”可见，司马迁是以“近世之君”或“近代之王”作为效法对象，来理解“法后王”的。具体说就是，他认为处在汉代可以效法战国时诸侯国乃至于秦的良法美政，而不必一意追慕上古。与司马迁以及张守节的理解大致相类似，唐代的杨倞注《荀子》时，曾分别用过“当今之王”、“近时之王”、“近世明王”、“当时之事”、“后之王者”这样的说法，来解释“后王”一词。不难看出，“后王”在杨倞这里的解释，似乎并不完全一贯，而是根据原文的语境有所调整。张觉《荀子译注》、王天海《荀子校释》，都与杨倞的注解办法相似，“后王”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

　　而清人刘台拱、汪中、王念孙等，都不同意司马迁和杨倞的理解。刘、王二氏明确主张说，后王指周文王、周武王。其后，冯友兰以及裘锡圭先生，都继续阐发刘、王之说。裘锡圭详加推衍此说，解释道：“对《荀子》的‘后王’前人多有误解。清儒刘台拱、王念孙、钱大昕等人都指出，荀子所谓‘后王’就指周之圣王文、武，这是正确的。荀子有时也像其他人那样，把文、武称为‘先王’，‘因为他们距离战国时代有七八百年之久’，所以又称之为‘后王’，则是为了强调‘他们是三代之王中的最后之王’。这跟孟子在以文王与舜对举时，称文王为‘后圣’相类。钱大昕认为‘法后王’与孔子的‘从周’之义不异。这是很有道理的。《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后来的先秦儒家也莫不如此；‘宪章文武’就是‘法后王’，就是‘考后’。‘祖述尧舜’就是‘归先’。‘考后而归先’可以说是先秦儒家的共识。但是在究竟如何‘考后’如何‘归先’的实质性问题上，儒家中的不同派别是有不同的主张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在指出荀子有时也把文、武称为‘先王’之后，进一步说‘所以荀况批判孟轲，并不是说他法先王而不法后王，而是说他“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非十二子篇》）。意思就是说，孟轲仅知先王的枝叶皮毛而不知先王的精神，不知先王的根本意思。’这是很精辟的见藤《唐虞之道》竭力歌颂尧舜禅让，并说‘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此文作者心目中的‘归先’，其主要内容无疑就是恢复尧舜的禅让之制。荀子虽然也主张尚贤，却并不支持禅让制。他在《正论》篇中，甚至说尧舜禅让是‘虚言’，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如果荀子能看到《唐虞之道》，一定也会骂此文作者‘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裘先生看到了荀子与孔子思想的一致之处，看到了荀子“法后王”与“法先王”不矛盾的一面，却忽略了荀子与孔子所处时代的不同，没能从荀子批驳当时学人的鼓吹先王禅让等方面，看到荀子倡论“法后王”的深刻而特殊的思想用意，这当然是很遗憾的。后文对此再具体分析。

　　与上述二说不同的，是认为“后王即有位或无位的圣人、王或素王，是一位虚悬的期待中的将来的王天下者。此说源自章太炎，后经梁启雄阐发，也颇有影响。”廖名春将几种不同的说法归为一类，虽不算错，却并不确切，不妨详细比勘几种具体的说法。梁启雄《荀子简释》注解《非相》篇“后王”一词，曾有详细解释“后王，未详；似是指总汇‘百王’‘圣王政教’之迹的‘君师’，是一位理想的_‘德才兼备’的、有位或无位的圣人一王或素王，或者就是《解蔽》《劝学》中的‘其人’。”这个表述所存在的问题，是很明显的，比如“其人”在《劝学》里一般认为是指贤师，不适合直接解释成“后王”。而20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的《荀子新注》，则似乎是糅合了杨倞的解释和梁启雄的说法，说“后王，当今之王，荀况理想中的封建统治者。”而章太炎在《訄书·尊荀第一》明确说，荀子“后王”既不是指文王、武王，也不是指秦始皇，而是指素王，也就是指孔子，并且“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至于主张荀子的“后王”应理解为“虚拟中的理想君王”，详细的论述和表达，可以徐克谦《荀子的“先王”“后王”说与辩证道统观》作代表。很显然，这些说法并不相同，笼统归为一类，只不过是因为它们都不同于前两类说法。

　　关于以上三类说法孰是孰非，暂按下不表。批评这三类主张而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前述廖名春先生的文章，他说道：“‘后王’既非‘今日之君’，也非虚悬的期待中的王天下者，当然也不应是周文王、周武王，而应是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当今之王以前的周代贤王。进一步说，周文王、周武王为开创之君，故称‘先王’，成王等西周盛世之贤王，后于周文王、周武王，故称‘后王’。廖氏之考说虽看起来言之成理，却颇有矛盾。比如，说“后王”是“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当今之王以前的周代贤王”，则明明是承认了有“当今之王”，那么，为什么“当今之王”就不能是荀子所说的“后王”，为何一定要上溯至周成王、周康王？可见，廖氏此说，明显就是论述不确。而陈礼彰在《荀子“法后王”说究辨》里则从另外的角度，提出质疑说：“廖说之矛盾来自已将文、武划归为‘先王’，在‘今日之君’实无粲然者的情况下，只好上溯成、康为象征周道的‘后王’，问题是成、康与文、武时代相近，若成、康算是‘后王’，文、武为何是‘先王’？”如此看来，廖氏之说便需要再斟酌推敲。

　　再看陈礼彰在《荀子“法后王”说究辨》里的详细总结。他认为，历来关于“后王”的解释可以分为十类，分别是：（一）周道；（二）文王、武王；（三）文王、武王、周公；（四）文、武、成、宣等王；（五）周公、成王；（六）成王、康王等；（七）（后世历朝的）开国君王；（八）素王孔子和《春秋》）；（九）理想中者（理想君王）；（十）周末天子。这些不同表述，细分起来有十类，但总体来看，仍可仿照廖名春的总结，将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指历史上的西周王者或圣人，像（一）至（六）基本都可包括在内；而廖名春所主张的观点，不过是从这里再细分出文、武与成、康的不同。一类是指西周之后距离荀子时代比较近的君主或圣人，像（十）周末天子，以及（八）素王（孔子和《春秋》）等，还有像杨倞说的“当今之王”、“近时之王”、“近世明王”、“当时之事”，皆可包括在内。一类是指将来的、虚悬的王者，如（七）和（九）的后世历朝的开国君王、理想中的统治者，或者《正名》“后王”注杨倞的“后之王者”、王天海的“周后之王”，都可涵盖其中。陈礼彰在评述或驳斥这些意见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综上所述，并由《儒效篇》的‘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看来，笔者认为荀子心目中的‘后王’，当即如刘台拱、王念孙所主张的‘文武（王）’。至于‘先王’，若与‘后王’对举时，则指汤、禹、舜、尧，或上溯至伏羲的历代圣王，但以尧、舜、禹、汤为主；若单独言之时，则文、武亦含括其中。”更明白地说，“荀子的‘后王’非与‘先王’截然对立，而是意味后期的先王，即指唐虞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中殿后的周文王与周武王。”不难发现，陈礼彰之说，与前文所引裘锡圭先生推衍过后的主张，是颇为一致的。其说虽跟廖名春之说看似不同，而按照三大分类来说，却都可分在同一类。

　　二

　　看到如此莫衷一是的论说，要想判定其是非得失，必得按照《荀子》原文来仔细推敲，庶可得其确义。首先，我们不妨把“后王”指周文王、周武王，或指周成王、周康王等西周贤王这样的说法，代人上文所列《荀子》原文进行检核，看是否可以完全贯通而毫无矛盾。

　　先看（六）和（七）《正名》的“后王之成名”。假如“后王”指西周的文王、武王，那么下文明明有“爵名从周”，这似乎就有了矛盾。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说“既然‘爵名从周，文名从《礼》’，那么，周文王时，尚为殷商之世，制爵名‘从周’，有没有可能呢？据说周公时方制礼作乐、礼或《礼经》的规范化肯定是在周武王以后。如果‘后王’是周文王、周武王的话，制文名从《礼》，有没有可能呢？其结果必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如前所述，廖氏认为这个“后王”指的是成王、康王等西周的盛世之贤王。不过，廖氏这里为了反驳“后王是周文王、武王”之说，把“成名”解释成了“制名”，如他所说“制爵名”。而等他主张“后王指周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时，却又不得不把“成名”解释为“即‘旧名’，并非当今之‘奇辞’、乱名。如果‘后王’即‘当今之王’，那么，将其名称为‘成名’就不可理解了。”不难看出，廖氏认为不能将“后王”解释成“当今之王”，而这却主要是因为他用了不同的意思来理解“成名”。假如把“成名”统一理解成“制名”，即“制定名称”或“制成名称”，那么，说“‘当今之王’制定或确定名称”而“爵名从周，文名从礼”，那就没有任何“不可理解”的了。当然了，有人或许会问：假如抛开“爵名从周”的争论，把“成名”全理解成“旧名”（现成旧有的名称），是不是就可以证成廖氏的说法呢？对此，我们只要把“后王指周成王、康王等贤王”、“成名指旧名”，分别代人《正名》的三处“后王之成名”原文，仔细体会琢磨，当不难发现其扞格不通、难以条贯之处。进一步检查可知，廖氏的误解，还在于他基于对“成名”的误解，然后认为“‘后王之成名’是已然之事，‘王者之制名’为虚悬之事；‘王者之制名’是‘若有王者起’的理想，是‘王者之制’的内容之一。创新必须鉴古，所以，荀子认为‘不可不察后王之成名’。”不管怎么说“后王之成名”只能理解为“后王要确定、制成名称”或“后王现成旧有的名称（后王已确定、制成的名称）”，而要想把《正名》三处“后王之成名”统贯起来理解，前一种理解才比较可取。尤其是《正名》篇“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说的是一种普遍情况，算是一种概括性的抽象论述，并不是讲什么“虚悬之事”，而是讲：王者制定名称，让人言行有所执守，统一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而对于那些乱名的人才可以有所惩治。如此便“迹长功成，治之极也”，而这正是“谨于守名约”所得到的功效。与此正常而普遍的情况相反“今圣王没，名守慢”，所以大家的言行“亦皆乱也”，这样就需要“王者起”来端正名实。而“若有王者起”，他将不得不“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要“有作于新名”，对于名称及制名的相关原理，那就是要“不可不察也”。如此解释，方显得文从字顺。

　　总而言之，说后王指周文王、周武王，有矛盾；而认为后王指周成王、周康王，也不妥当。正如前文所说，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仍代表的是周，而且是继文、武而起，要把他们硬性分开，是没有确切根据的。同时，成王、康王相对荀子来说，已经是历史上受到公认的王者，而只有在荀子的时代，诸侯国争霸，才不存在天下公认的圣王，所以《正名》后文说“今圣王没……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这“若有王者起”对应的自是“后王”，而“有循于旧名”明显承《正名》开篇的“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而“有作于新名”则启下文“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在《正名》下文紧接着的，就是对这“不可不察”的三者分别进行了解释，也就是说，要“有作于新名”，对此三者便要“不可不察”。解释完了这三者的基本含义之后，紧接着用一句“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来总结了上文的论述，而“后王之成名”恰恰对应着“若有王者起”而“有作于新名”这一点。

　　由此可以说《正名》的三处“后王”，比较确切的解释，应该是指“当世想成为王者的君主”或“未来将出现的王者”，而杨倞注解为“后之王者”张觉《荀子译注》理解为“现代圣王”王天海《荀子校释》注为“周后之王”，比起其他具体解释，明显更为可取。尤其可以联系《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来看，孔子明显预见到王朝代有更迭的问题，肯定了将会有代替周代而起的王朝。荀子对此想必也是极为熟知的。如此检核一番，基本揭示出了，主张“后王指周文王、周武王，或指周成王、周康王等贤王”，明显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因而并不可取。带着我们目前得到的这一初步结论，再去检核《荀子》其他几处“后王”概念，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后王”的内涵，同时还可以揭示出各种误解产生的原因。

　　首先看（一）《不苟》的“后王”。荀子在此处用了一组类比性修辞，其目的是用来说明君子“操术然也”，因而能具备“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等君子德性。从《不苟》这段话，不难看出，“此‘百王’与‘后王’相对，‘始’与‘今日’相对”，二者处在逻辑推理的同样位格上，有相对等的逻辑关联，但是，廖名春由此推说“可知在时间上，‘百王’应属于‘始’，‘后王’应属于‘今日’”，则属于过度推理，因为这两者不具备完全对应的时间关系“先王”才是属于“始”，而“后王”也在“百王”之中，荀子在这里不过是在举例说明如何“操术”而已。否则“千人万人之情”岂不也应该说它属于“始”，而认为“一人之情”属于“今日”？当然，廖名春说“前言‘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远’指‘天地始者’、‘百王之道’，‘近’指‘今日’、‘后王之道’”，却又是正确的。严格说来，这里“后王”的确切所指，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如果硬说是文王、武王或者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便显得非常武断。杨倞将其注解为“当今之王”、张觉理解为“当代帝王”、王天海注解为“总言后继之王”，他们的解释虽然不一致，但这样的模糊语言大致是说得通的。

　　紧接着我们看（二）《非相》的“后王”。这一节的“后王”，与（一）《不苟》“后王”的相关性，看起来是比较紧密的，比如“天地始者，今日是也”，与“欲观千岁，则数今日”等，明显是同类型的类比性举例。不过，虽然杨倞注解此节的“后王”，却有些不同于《不苟》的解释，他用的是“近时之王”或“近世明王”而非“当今之王”这样的说法，而王天海《荀子校释》则赞同杨倞的注，张觉《荀子译注》则理解为“后代的帝王”，但是，他们的理解其实也是一致的“近世”或“近时”是指从现在往之前看的离自己所处时代的较近，“后代”是指从远古往现在来看的离之前时代的较晚或较后，二者的所指是一样的。廖名春的看法，当然与此不同，但他解释的理由却颇可商榷，他说“‘后王’在‘圣王’之中，是其迹‘灿（粲）然’之‘圣王’，是在位的‘天下之君’。从时间上而言，‘后王’属于‘今日’，属于‘近’；从与作者同时代人的关系来讲，是‘己之君’；从‘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来看，‘后王’又是‘周道’，即周朝治国原则的代表。”廖名春此处解释所犯的错误，跟在解释（一《不苟》时一样，都是对于荀子的一组类比性举例，把其中所处逻辑位格相同的话，直接当作内容基本相同的话了，同时，把“天下之君”这样一种“后王”必然具备的德性特征，当成了判断是否是“后王”的标准，尤其是添加了“在位的”这一限制词，明显是不妥的。然而，他却径直说“‘后王’又是‘周道’，即周朝治国原则的代表。”其实，根据（二《非相》的原文，我们只能说，“圣王”、“上古’、“人之君’、“千岁”、“亿万’、“上世’、“欲知周道”的“周道”，是属于“远”、“万’、“明”所包含的具体例子，它们在逻辑位格上的位置是一样的，但具体的思想内容并不一样；而“后王”、“己之君”、“今日”、“一二”、“则审周道”的“周道”、“其人所贵君子”，是属于“近”、“一”、“微”所包含的具体例子，它们在逻辑位格上的位置也是一样的，而具体的思想内容也不一样。如果非要像廖名春那样比类推理，那么，就不能忽略了“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这句。也就是说，“欲知上世”看似与“则审周道”相对应，其实，它更是与“则审其人所贵君子”相对应，“周道”只是过渡性中介，而不是究极的表述。对比（1）《非相》“舍后王而道上古”的“后王”与“上古”的对应，那么可以说“上世”则是与“其人所贵君子”相对应。

　　而陈礼彰的解释也可拿来进一步分析，他在反驳韦政通等人以“周道”等同于“后王”时说：“然而‘周道’毕竟只是抽象概念，要以之为人们学习效法的对象，究竟不若历史人物具体明确，所以有必要进一步确认其外延指涉。否则前引《解蔽篇》所谓的‘以圣王为师……以务象效其人’将成为空言。”很明显，陈礼彰的解释，一方面是承认了通常用“周道”指“后王”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是认为这个所指不够具体确切，所以，他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认为“后王”指“周文王、周武王”。其实，陈礼彰引述《解蔽篇》的话，并没有说服力，因为核诸原文，我们可以看出，“以务象效其人”的“其人”代指的是“圣王”，同时荀子还强调“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这说的是一种普遍情况，尤其是荀子还根据效法的程度不同，把学人分为了士、君子和圣人。因此，我们不能将獬蔽》的“圣王”直接等同于这里的“后王”，尽管“后王”算是“圣王”之中的。同时，根据我们上文的分析，径直把《非相》此处的“后王”说成指“周道”，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进一步认为这里的“后王”就是指“周文王、周武王”或“周成王、周康王等贤王”，那更是没有确切根据的。不惟如此，宋代的叶适曾经就说过“荀卿屡言为治当以后王为法，后王者，周也，意诚不差。然周道在春秋时，已自阙绝不继，自一鲁外，诸侯视之皆如弁髦。孔子尽力补拾，其大者十仅得七八，而小者不存多矣。况至荀卿，王法灭尽之余，暴秦大并之日。”如此看来，廖氏认为荀子的“后王”，不仅指周道，而且更具体说是指周成王、周康王等贤王，这是不大能让人信服的。

　　比叶适对“后王指周道”的质疑更进一步，俞樾针对《非相》此节“后王指文、武王”的清人注解，曾评述说‘刘（台拱）、汪（中）、王（念孙）三君之说，皆有意为荀子补弊扶偏，而实非其雅意也。据下文云‘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事而事人之君也。’然则，荀子生于周末，以文、武为后王可也。若汉人则必以汉高祖为后王，唐人则必以唐太祖、太宗为后王。设于汉、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谓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岂其必以文、武为后王乎？”很显然，俞樾揭示出了把“后王”具体解作西周初王必将面临的理论困境：孔子距离文王、武王还比较近，荀子距离他们就更晚了两三百年，假如荀子提出“后王”之说，只是为了效法执守很早的西周初王，那荀子跟他批评的那些一味是古非今的学人，就没有太大区别了，他自然也就没必要在主张“法先王”的同时，却又极力倡论“法后王”。

　　其实，对于俞樾的说法，进一步思考分析，就不难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假如在荀子那里，“后王”就是明确指“周之文、武”或“周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那为什么他不直接用“文、武”或“成、康”或其他具体的王者来直接言说，而去借助“后王”这一没有确指的词来表述思想？可见，“后王”即使不是完全不同于这些历史上具体的王者，也至少是有“这些历史上具体的王者”不能含括的意思，所以，荀子这才需要新造一个专门术语“后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廖名春和陈礼彰的解释，大概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所以，廖名春注解“后王”时，并不是将它简单等同于周成王和康王，而是认为“像成王、康王这样的西周盛世之君的代表，荀子称其为‘后王’……但是由于他们仅为守成之君，其功绩难与彪炳史册的先王相比，其数又不止一人，故荀子浑称之，不特意突出其名号。”陈礼彰的解释如前所述，他认为文、武既是后王，却也在先王的行列“至于‘先王’，若与‘后王’对举时，则指汤、禹、舜、尧，或上溯至伏羲的历代圣王，但以尧、舜、禹、汤为主；若单独言之时，则文、武亦含括其中。”不难看出，如果承认他这样的解释，那么，荀子不直接用“文、武（王）”而用“后王”这个词，大概可以认为是为了避免抹杀文王、武王还有先王的一面。

　　然而，即使可以这样来回护廖、陈二氏的说法，他们的主张也仍是难以成立的。正如徐克谦所说，这样的“各种说法，都试图将荀子的‘后王’具体落实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某个人或某些人，而这在《荀子》书中都无法找到坚实的文本依据。”①也就是说，他们都是采取历史主义的做法，试图把荀子使用的普遍性思想概念（后王），替换成具体的历史概念（文王、武王或成王、康王等贤王）。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把荀子的话语仅仅看作就事论事，仅以历史主义的视角把它当作当时的历史材料，而不是将其看做在表述一种普遍性的政治思想原理，那么，将“后王”理解为周代的某王者，并不能说完全不对。问题是，正如司马迁、杨倞、叶适和俞樾所揭示的，荀子“后王”的表述明显带有抽象概括性的普遍意义，而“《荀子》这部书，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如何，而不是真实地描述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在谈一种普遍性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原则，所以，那就最好按照“后王”字面的抽象意义来理解它，而不适宜把它进行简单的历史主义理解。否则，荀子倡说“法后王”，最终不免也将沦为一味“法先王”那样的泥古不化，那样的话，就淹没了荀子思想的普遍而深刻的内涵。概括来说，按照“后”通常的字面意思，它在时间上既然是“与先、前相对，表时间较晚（而离思想主体自己所处时代较近）”或“未来、将来”的意思，那么，“后王”的意思，也就不外乎是指“在历史上较晚出现而离思想主体自己所处时代较近的王者”（近时之王、近世王者、当今之王）或“在未来、将来某时期将出现的王者”（继周之王、周后之王）等。我们前文对《荀子》原文的分析，基本都在支持这样的解释，它显示出将“后王”做历史主义的具体理解，是不够有解释力的，尤其是将历史上具体的王者代人《荀子》原文，不免显得别扭难通。为了深人阐明这一点，我们下面继续分析《荀子》余下几处的“后王”含义。

　　三

　　接着看（三）《儒效》的“后王”。荀子在这一节，既区分了俗人与儒者的德性差异，又对儒者的德性层级做了区分，有俗儒、雅儒和大儒三类。概括来说，俗儒是“略法先王而足乱世”，他虽然知道谈学问、讲礼仪，外表上搞得很像个儒者，但他不知道效法“后王”而统一礼制法度，不知道尊崇谨守圣王制作的礼义而把讲诵“故而不切”的《诗》《书》放在次要位置。《非十二子》指斥子思、孟子“略法先王”“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与此处指斥俗儒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学者们多认为《儒效》这里的俗儒是指子思、孟子等儒者。不惟如此，孟子好讲诵《诗》《书》这是《孟子》一书早已显示了的，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荀子和孟子虽是都称儒家，而两人学问的来源大不同。荀子是精于制度典章之学，所以‘隆礼仪而杀《诗》、《书》’，他书中的《王制》、《礼论》、《乐论》等篇，可推独步。孟子通古今，长于《诗》、《书》而于礼甚疏；他讲王政，讲来讲去，只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等话，简陋不堪，那能及荀子的博大！”而《诗》《书》记载的则又是西周及其以前世代的历史情况，这是人所周知的。尤其是孟子尊崇并自诩继承了王者或圣人禹、文、武、周公(《孟子·滕文公下》等），是在在皆明的，不烦赘述。同时，孟子尊王贱霸，劝行文王的井田制（《孟子·梁惠王下》），力推夏、殷、周“其实皆什一”的税制，“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我（孟子）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倡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由此不难看出，荀子既说孟子“略法先王”“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那么，荀子“后王”自不应包括孟子所推崇的西周文、武、周公等圣王或圣人。尤其是荀子曾说‘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解蔽》）在荀子看来，孔子的德行修养可堪称王者、圣人，而足以与三王、周公等先王或圣人相并列。那么，说荀子所说的“后王”是指周代的文、武或成、康等贤王，就不大能成立了，毕竟处在西周末的孔子竟也是值得效法的，尤其请注意《非相》“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与此处说孔子“一家得周道”的相关性（章太炎说后王指素王孔子并非完全无据）。而且，再考诸荀子多次把子弓与孔子、周公、禹或舜一起论列的史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比孔子更晚的子弓都可算是值得效法的大儒或圣人，而效法孔子和子弓所能取得的功绩，甚至足以与圣王相媲美（《儒效》）。如此一来，非要言之凿凿地说荀子的“后王”就是指西周的某具体王者，明显是难以服人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在《非十二子》里曾说“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结合（四《儒效》和（五《王制》的“后王”进行分析，很显然，这里的话与“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儒效《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王制》），正有着某种结构和内容所指的相似性“上则法舜、禹之制”基本对应着“道不过三代”、“道过三代谓之荡”，“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基本对应着“法不贰后王”“法二后王谓之不雅”。而（八《成相》“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的话，也可以认为与此相关:“至治之极复后王”对应着“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或“法不贰后王”，“务息十二子之说”、“天下之害除”对应着“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这些形式的对应关系，是颇值得注意的了。

　　再进一步分析，（四《儒效》和（五《王制》两节，有一句相同的话“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贰）后王谓之不雅。”廖名春认为这“二句语意互足，‘后王’应属于三代之中，与《非相》篇的‘欲知上世，则审周道’对照，可知‘周道’确指周朝的治国之道，‘后王’为‘周道’之代表不虚。”大概也是基于类似的原因，陈礼彰说“综上所述，并由《儒效篇》的‘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看来，笔者认为荀子心目中的‘后王’，当即如刘台拱、王念孙所主张的‘文武（王）’。”正如前文所揭示的，廖、陈二氏的结论，问题不少。不难发现《非相》在“欲知上世，则审周道”之后，明显有一句“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由此可见，“周道”的代表不一定就要是周代的圣王或贤王。尤其是前文所引述的《解蔽》，竟明确说孔子“一家得周道”、“名与三王并”，既然如此，即使可以肯定“后王”为“周道”的代表，却不一定必然是指周代的贤王。

　　更为关键的是，仔细分析（四）《儒效》‘言道德(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和“故诸候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这两个句子，可以看出，“安存”、“士”都是未来有待实现的抽象概括性状态。既然如此，“后王”就不一定是指在过去的时代比较晚才出现的王者，也可以是指一种未来有待实现的抽象性理想状态，即表示的是“做成未来的王者（所要求的）”。所以，“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和“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这两句话，就可以理解为：谈论“道德”修养（为君之道）所追求的，要不背离（不下于“做成未来的王（所要求的）”；各家各派的学说，如果不上升到“如何做成未来的王（所要求的）”那种高度，就不听取它。尤其是，王天海采用于省吾的解释，根据这里句式对应整齐的情况，并参照古文字学上的知识，认为“法不二后王”的“二”乃是“下”之误，而〈王制》的“法不贰后王”的“贰”，乃是“下”讹为“二”后再写为“贰”；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后王”就更可以理解为“做成未来的王（所要求的）”。

　　既然这样，那么，廖名春在进一步考察（五）《王制》“王者之制”后，认为此“王者”“其一定在‘三代’、‘后王’之后。不然，其又如何能‘过’、‘贰’。《王制》为荀子理想国的蓝图，其‘王者’确属虚悬的期望中的人物。既然其‘法不贰后王’，那么，‘后王’绝非将来的王天下者”，就不免显得过于武断了。“王者之制”这一表述，有点类似于前文所举《正名》的“王者之制名”，廖名春在解释这两处时，都是把“王者”理解成“虚悬的期望中的人物”。然而，正像我们前面解释《正名》“王者之制名”所说的，这应理解为荀子是在谈一种普遍的抽象原则。按照《天论》所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贯之大体未尝亡也”来看，在荀子那里，“圣王有百”，虽有先王、后王之别，但百王之道却是一以贯之的。尽管一般人弄不明白圣王之选“王者之制”，但是，圣人或大儒如孔子、子弓，甚至还有荀子他自己，却都是通晓圣王之道的（《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其实，如果荀子不认为自己懂王制，他又如何谈“王制”呢），所以，荀子根据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本着《非相》“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的原则，其所说的普遍而抽象的“王者之制”就是：遵从的“道”即礼义原则是“不过三代”，即不超过夏、商、周去上溯至远古莽荒之世来一意求古；而实行的“法”即政令法度是“不贰后王”，即不低于或不背离“后王”来标新立异地妄为创制；追求的礼义原则其时代古远得超过了夏、商、周三代便叫做荒诞无稽，而倡行的政令法度背离了（低下于）“后王”便叫做邪僻不正。正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荀子说的“复古”，就有特殊的含义，完全不是开历史倒车地去主张重复古代，而是主张在有所沿袭中实现在社会上已普遍通行的礼制规定，“复古”乃是“归依古代”而有所损益，犹如文章开头引述裘锡圭先生所揭示的“考后而归先”的“归先”，即既不是一味慕古，也不是疯狂求新。这可以看作是坚持一种在历史连续性和变革性之间的因革损益原则，而不宜做一种历史主义的具体而简单化的理解。总而言之，在这里，不仅“王者”可以是“虚悬的期望中的人物”，而且“后王”也可以是“将来的王天下者”——表示的是“做成未来的王（所要求的）”。

　　当然了，因为我们没有更强的文本依据，不好轻易改动原文，所以，谨慎的做法还是遵从杨倞的解释，将“不二（贰）后王”理解为“师告而不以远古也，舍后王而言远古，是二也。”在杨倞的解释中，“后王”是指“当时之事”、“当世之王”（《儒效》《王制》杨倞注）这样抽象的意思，王天海对此没有表示异议，而张觉则统一解释为“当代的帝王”，看来都是比较稳妥的。由此可以说，我们前文按照“后王”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它，恰恰是更谨慎而妥当的做法，其解释在这里也是完全能够贯通的。

　　再看（八）《成相》的“至治之极复后王”。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辩驳，这里的“后王”明显不适宜用文、武或成、康等具体王者来代人。否则，就会引起我们所指陈的那些疑问或矛盾。“复后王”的“复”，犹如“复古”的“复”，也即《成相》接着说的“治复一，修之吉”的“复”，乃是“归依”的意思，而“复后王”即“归依于后王（而有所损益）”，正如前文曾提到“至治之极复后王”跟“法不贰后王”有明显的相关性。进一步分析，“不贰”恰是“归依”而不背离的意思，而《成相》这里的“辨法方”之“法方”，同样是与“法不贰后王”的“法”相近的表《儒效》《王制》的“后王”，其含义是模糊的，这里“后王”的含义，其实也并不是特别清楚，仍然最好也按字面意思解释。杨倞将其注解为“当时之王”，张觉翻译为“现当代的帝王”，都是“离自己所处时代较近的王者”的意思。而王天海因为把“复后王”的“复”解释为“覆”即“庇护”的意思，所以，他说“后王”指“后世之王，不必当时之王”。尽管在我看来，王天海把“复后王”的“复”解释错了，但是，正如前文分析“后王”所说“后王”又确实有“后世之王”即“未来将出现的王者”的意思。

　　综上所述，荀子的“后王”，在《荀子》不同的篇章中，有不同的含义，不宜作具体而统一的理解，尤其是不应解释为文王、武王等历史上的某具体王者。如果非得把荀子的专门术语“后王”用现代汉语进行注释，那么，最好按照“后”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后王”一词，如此才能较好地理解荀子特别提出“法后王”的重大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