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东南亚华侨最多的国家之一，华侨成为儒学传播的基本因子。新加坡开埠两百年来，一方面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法治，另一方面传扬东方的伦理和道德观念，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朝野同倡”儒学，儒家理念成为国家的“共同价值”，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新加坡老照片(资料)

　　新加坡原译“僧伽补罗”，意即狮城，因地处海路要冲，成为中国、印度和阿拉伯过往商人的集合地。14世纪中叶起，新加坡先后遭爪哇人和泰国人侵占，一片荒芜，历史自此中断了近五百年。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在英国政府支持下登上新加坡岛，正式开埠，将其建设为一个由移民重新组合起来的社会，华人纷纷移居并成为主要居民，新加坡开始了新的历史。1959年，新加坡在英联邦内获得自治、独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经济获得高速发展，步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

　　两百年来，儒学在新加坡得到了充分的传播与发展。1984年，新加坡建国二十五周年时举办大型展览，新加坡国立大学筹办了一项题为“儒学在新加坡”的展览，把儒学在新加坡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儒学在民间振兴的时期(19世纪至1982年);二是朝野同倡的儒学发展时期(1982年开始)。“民间振兴”和“朝野同倡”，概括了新加坡儒学传播的基本轨迹和主要特征。

　　1819年起，大批华人移民新加坡，带来儒家文化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后实施两大政策：一是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鼓励各国商船来此贸易;二是招募大批华人来此垦殖、定居。这样，新加坡迅速兴旺发达起来，一批批华人从福建、广东、海南、台湾来到新加坡。史料载：

　　1819年，新加坡约150人，其中华人占五分之一。

　　1853年，新加坡“全岛欧州人共400名，中国人4万，印度人、马来人和其他亚洲部族近2万。”俄国著名作家冈察洛夫到新加坡后作的详细统计。

　　1890年，全岛人已达25万余人，其中华人16万多。

　　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80万人口，华人约60万，占到百分之七十五。

　　现在新加坡626平方公里上地上，人口已超过300万，华人达到240万。

　　一批批华人移民到新加坡，成为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正是这种近代由移民造成的以华人为主体的多元民族社会的结构成为新加坡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移民，首先是“家魂”的永远伴随。移民来自儒家思想浸染了的各自家庭，在“祖先的阴影之下”生活，其成就和荣耀属于家庭，其羞耻和落败也属于家庭，“家魂”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一种不会枯竭的动力源泉。在儒家传统中，生者和死者都使某个人处于家庭、文化和历史之中，“齐家”与“家齐”都是在家和离家的华人终生思考的问题。儒家虽然强调“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仍然主张“自强不息”“四海为家”。华人移居海外是他变化、进步和向外发展的第一步—移民将开始履行他的“转变”职能，按儒家学者余英时的观点，“转变”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儒家伦理本身是积极的、乐观的、运动的。与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作者)的观点相反，儒家学说不仅仅是对生活和环境的调整和适应，它还努力寻求转变和改善生活。

　　移民不是去享受生活，而是要生存、创造生活。要生存和创造，就必须高度紧张、全心奉献，儒家伦理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勤奋”“节俭”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华人移民总是比新加坡其他移民更加勤奋、节俭、克己。儒家“勤奋”的价值观，体现了人的基本义务和尊严。“一日不作，一日不息”是鼓励勤勉的共同格言。“勤奋”与“节俭”又紧紧相伴，谁也离不开谁，华人移民都深深懂得这一道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儒家文化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规范和处理。新加坡有位企业家说：“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中国占代名人如何成功的故事。伦理教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待人，与人打交道。我对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相互尊敬，互惠互利，公平正直，忠诚友善，这些都是儒家规范的人际关系价值观，也是华人移民一直遵守的信条，他们在新加坡一代代传扬、播植。

　　总之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虽然很少读过儒家经典但他们生长在传统的儒家社会，思想文化、生活习俗充满了浓厚儒家色彩。他们来到新加坡既保留了儒家的仁义礼智、忠信勤俭、勇恕正直、慎终追远等美德，也带来了儒家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这就是他们的儒家精神因子。

　　晚清政府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左秉隆

　　1881年，儒家文化自觉意识在新加坡开启

　　这一年，新加坡有两件大事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传播。

　　第一件事：中国第一次派遣驻新加坡的领事(后升为总领事)。第一任领事为左秉隆，左氏到任后首先兴办学校，传扬儒家文化。自此，新加坡岛内华人居住区，一时间弦诵之声相闻于耳，《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朱子家训》等儒家通俗读物传递于华人子弟手中，义塾、家塾(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东英书室、养正书室等)比比皆是。与此同时，左领事还倡设文会，比义塾、家塾提升了一个层次，其中“会贤社”，每月都开有“月课”，由左秉隆亲自出题课士。根据现存课榜名录估计，自1881年至1891年，新加坡会贤社呈交课卷的士子超过千人，每年平均一百人。从会贤社现存的课题来看，大都是关于儒家思想的，例如《人之行莫大于孝论》《人皆可以为尧舜》《致知在格物论》《有文事必有武备记》《政贵与民同好恶论》，《财散则民聚论》等等。左秉隆当时写了一首诗记其事：

　　欲将诸生换骨丹，夜深常对一灯寒;

　　笑余九载新洲在，不似他官似教官。

　　儒学“教官”左秉隆，在任十年，功勋卓著，开启了新加坡华人儒家文化的自觉意识。

　　1891年，黄遵宪接左秉隆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继续推行儒家文化。黄氏重组左秉隆离任后解散的会贤社，更名为图南社，亲任图南社督学，比左秉隆更进一步的是：除每月出题课士外，还捐银奖掖，阅文批稿，判别等级。据有关资料估算，黄氏在新加坡任内三年，呈交课卷的士子也有千余人，每年三百人，平均每天收到一篇儒学课卷。据当时新加坡《叻报》报道，图南社“每课收卷至百余本，其拔取前茅者，粤之《中西报》，上海之《沪报》，辗转钞刻，互相传诵，南国文明，于兹益信。”

　　三年后，黄遵宪离任回国，新加坡士子侨民赠以万民伞、德政碑，送行诗中将他比喻为唐代大儒韩愈。中国驻新加坡领事以传播儒学为第一要务，左秉隆、黄遵宪后接任者一如继往。

　　第二件事：新加坡第一份华人日报一一《叻报》于12月份创刊。《叻报》1881年由薛有礼创办，主笔为“南洋第一报人”叶季允。叶氏儒学根抵深厚，主笔《叻报》41年，以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价值观为己任。他似《叻报》上发表的文章有：《中国必强于广兴学堂，以储人才论》《论教子弟》《论诚实乃为人之本》《论傲字为处世大病》《论交友勿事戏谑》《论报恩》等等网。《叻报》至1932年停刊，历时52年，见证了新加坡的发展历史，记录了会贤社、图南社等儒学社团的重要学术活动，特别是重点刊载了许多优秀的月课课卷，对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新加坡儒学传播由华侨移民的遗传精神因子潜移默化，到华人士子自觉意识的培养，大大跨越了一步，1881年，是应该浓笔重彩描绘的一年。

　　20世纪前半叶，新加坡的“尊孔读经”与“儒学复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接连发生“维新运动”，自然波及到新加坡。明治维新和戊戌维新的原动力都是儒学，传统儒学有一个基本命题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派宣传按照孔子描绘的大同世界蓝图革旧政、迎新政，“托古改制”。他们极力倡导尊孔读经，纷纷成立“孔教会”。1900年2月1日，中国的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从香港来到新加坡。“他在华人中四处活动，传播他的尊孔保皇维新思想，在新加坡，他著成了《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书。”在他的影响下，新加坡成立了“中华孔教会”，祭祀孔子的活动也纷纷展开。接着，维新人物丘逢甲也来到新加坡传扬尊孔读经活动。一时间，新加坡形成儒学热潮。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从“孔夫子”一直延续到“孙中山”的。就在康有为抵达新加坡不久，革命派孙中山也于1900年7月9日来到新加坡，拟与康有为“合作救亡”，共走“民主共和”之路。孙中山在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鼓舞华侨，振兴华报，倡设华校，高扬儒家文化大旗。新加坡成了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的“避难所”和“讲台”。儒学也就随之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中自觉掀起了一场“儒教复兴运动”。历史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渐渐淡化了传统意识，“数祖忘典”的事自然发生。华侨们意识到，儒教必须复兴。儒教复兴，这是民间性的文化再生运动。当时，新加坡一批兼通中西文化的有识之士，深感处在不同文化夹缝中的华人移民面临着失根的危险性。他们在积极反思的同时致力追根溯源，试图通过振兴华语和儒家文化再现传统的价值，从而使华人移民的心灵固扎在传统文化的上壤上。于是，这批有识之士，办华语传习班，推广华语运动;举行各种儒学讲演会和座谈会，加强华人移民对传统文化的固本意识。新加坡儒教复兴的首领是：林文庆和邱菽因。邱菽因创办《天南新报》，这是维新派的机关报，后又承办《振南新报》《南铎日报》《觉华周报》，还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数十年。林文庆主办《海峡华人杂志》，旨在“促进海峡华人智力及指导当前混沌的公众言论，促其步上正轨”，接办《星报》(后易名《日新报》)，发起倡办“中华孔教会”，每逢孔子诞辰纪念日热烈庆祝，举办各项活动宣传孔子学说。林文庆等人还筹创了新加坡华侨女子学校，这是东南亚最早的华侨女校。办报，兴学，复兴儒教，尊孔读经，紧紧结合在一起。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华人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一样，“英勇保护中国固有文化，其基本原则自《四书》《五经》，此等书籍放中国受推崇为最高文化权威者。放此书中，可发现中国人民道德、社会及政治生活基础。此等书中包括中国占代圣贤之真理，若干世纪以来，几被目为尊严的法律。”华人教育，培养了大批热爱乡上、抵御侵略的爱国志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59年，新加坡华人和其他新加坡国民一起，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迎来了新加坡国家的独立。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日号，60和7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出现批林批孔运动。这些却并未阻碍新加坡的儒学传播。新加坡著名学者苏新鋈作了见证：“在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提倡尊孔的呼声更加强了此地(指新加坡)弘扬儒家思想的力量。但接下来，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风潮，对此地却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并未在广大民间引起附和之声，而只是对少数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影响。到了六十年代，中国文革风起，强烈地批孔十多年，在此地虽然偶有徐波，有些知识分子应和，但也只是如春水略被吹皱，并未出现翻江倒海现象。儒家思想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心中，仍然稳固地占据原有的地位。”[8]

　　1982年开始，新加坡“朝野同倡”儒学

　　新加坡建国后大力发展经济，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富足的小康社会。西方的文化思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渐渐占据了新加坡社会。在新的形势面前，新加坡总统黄金辉清醒意识到，“我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有了改变，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这种传统亚洲价值观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9]面对日趋严重的西化倾向和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自然而然将其重心倾斜到恢复、保持和弘扬儒家价值观及其传统思想这个主要命题上了，“朝野同倡”儒学的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

　　1.政府推行儒家伦理课程

　　新加坡的华侨子弟自幼在家里接受儒家文化薰陶，进入学校后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二年级开设有综合道德教育课程一一《好公民》，其中包含了许多有关儒家的思想和道德教育。中学三、四年级是人生观成长的关键时期，新加坡政府决心施行“儒家伦理课程”，以“培养具有崇高品格的人”。

　　1982年2月3日，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增设“儒家思想”科目，在中学三、四年级选读。同年6月，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率团赴美国若干学术中心会见华裔儒家学者，齐询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原则和实施计划。同年7月至9月，先后有八位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杜维明、熊价、唐德刚、许悼云、吴元黎、伍振慧、陈真爱)应邀到新加坡访问、演讲，对设计实施儒家伦理课程的步骤提出建议。同年7月28日，新加坡“儒家思想伦理委员会”成立。1983年8月，儒家伦理课程“师资训练”启动，分中文、英文班。1984年1月，《儒家伦理》教材三年级课本初版刊行，并选定15所中学试教。1985年，《儒家伦理》三、四年级课本正式出版，新加坡全国各中学通用。

　　《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新加坡给她赋予了新的内涵：“忠”——忠于国家，要有国民意识，即把新加坡看作自己的乡上而扎根于斯，增强群体意识，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孝”——孝顺长辈，尊老敬贤，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仁爱”——有怜悯同情心和友爱精神，尊重关心他人，在处理种族、宗亲、劳资及新老两代之间的关系上，坚持和谐至上的人际关系原则;“礼义”——接人待物不仅要以礼相待，而且要坦诚守信，养成良好的公德心;“廉耻”——秉公守法，清正廉洁，杜绝贪污受贿和裙带风。

　　政府实施儒家伦理教育，社会各界予以关心支持，“朝野同倡”。新加坡《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联合早报》《南洋学报》《新社学报》《南大中文学报》等，都参与了报道和专题评论。孔教会、福建会馆、广东会馆、琼州会馆、华北同乡会等社团都参与了儒家伦理教育的“推助活动”。总之，新加坡儒家伦理推广宣传活动，已经大大超过课程教育的范围，变成了一项全社会的“活动”。

　　2.《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新加坡不仅将儒学传播作为政府行为，而且将儒家思想注入国家意识。1991年1月4日，政府正式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新加坡公布的“共同价值观”是五条：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把社会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注意培养全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这是新加坡治国的一条主要经验);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新加坡政府认为，国以民为本，有国先有家，经常提醒国民对自己的家要负责任。由于新加坡重视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和训导，因而家庭比较稳固，为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三、社会关怀，尊重个人(这一条体现对人生意义的关怀和人生价值的肯定。社会重视全民教育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每个人在社会中享有的权利是不容侵犯的，是受到尊重的);四、求同存异，避免冲突(新加坡政府认为，团结是新加坡珍贵的历史遗产，要维护团结就必须具备忍让精神。新加坡人具有宽宏大度、谦让、遵纪守法、忍让友爱的美德，这使人们之间的冲突保持在很小的限度之内，即使冲突一旦发生，他们也用协商的办法解决);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新加坡政府认为，各种宗教都有一套相应的道德伦理观、美德标准和基本的准则，这包括仁爱、宽恕、谦卑、光明、正义和社会良知。宗教之间必须宽容，宗教与政治之间不可混淆，任何政党和教派都必须把政治和精神信仰分开，以免妨碍各族和谐共处)。“五大共同价值”是儒家“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总结和归纳。“五大共同价值”的核心是儒家的以德治国，基础是儒家的家庭维系，宗旨是儒家的和睦大同，这可以说是新加坡特色的儒学。

　　新加坡的华人领导者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与科学相结合，一定会兼备求真与劝善、修身与治国、推动社会与调节社会等双重功能。推广儒家伦理，建构共同价值，就会获得文化道德重建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双刃”。所以新加坡《联合早报》向新加坡政府和国民呼吁：儒家基本价值观应升华为国家意识!

　　3.朝野研讨儒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朝野研究与传播儒学十分活跃。

　　1983年6月，新加坡东亚析学研究所成立，积极开展学术活动，邀请大陆和海外华裔学者讲学，主办较大规模的国际儒学会议。1985年7月该所主办了一次国际儒学会议，会议论文都是欧、美、中、韩、日、港、台“一时之选”。1987年，该所主办了一次以英语为交流语言的“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的现代化国际会议”，会议论文以《三弦集：儒家伦理、工业东亚和韦伯》为题结集出版。1988年8月，该所又主办了“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国际研讨会”，弥补了新加坡的儒学发展‘在理论层次上的欠缺”。

　　1985年8月，新加坡儒学研究会成立，这是配合政府推广儒家伦理而成立的学术团体，其主要成员为教授儒家伦理课程的教师。该研究会出版了两种刊物：一种是通俗性的《儒学与你》，面向华侨大众和中小学生;一种是学术性的《儒学学报》，面向儒学伦理课程教师和理论界人士。

　　1994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汉学研究中心”成立，并迅速成为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的儒学研究重镇。该中心邀请国际著名学者(如戴连璋、王健、王赓武、柳存仁、牟钟鉴、杜维明等)来新加坡进行学术交流，还启动了两项儒学研究计划：一项是“早期儒家及相关典籍的电脑化多学科综合研究”，一项是“儒家思想的潜在动力与现代社会研究”，两项研究都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中心的学者还分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大学演讲儒学。1997年6月主办了“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2个国家及地区的210多位儒学专家学者与会，这是儒学国际传播的一次盛会。

　　此外，为了推动全社会的儒学研究，其它一些社团也纷纷成立，如“亚洲研究会”“南洋学会”“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宗亲会馆”等等。

　　晚年的李光耀(网络资料)

　　新加坡原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从政四十余年，一直钟情儒家伦理价值，成功地在新加坡实践西方民主法制与东方道德伦理相结合。1994年10月，他被9个国家和地区的团体会员一致推举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一届名誉理事长。1999年10月，李光耀被再次推举为第二届名誉理事长，唐裕(新加坡人)被推选为理事长。这是新加坡朝野‘共倡儒学”在国际上的荣誉与地位。李光耀在第二届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书面致辞中说：“技术将不断变化，但人类本性并没有这样。将经过种种检验的前辈智慧一笔勾销，等于是从零开始。儒教重视‘五伦’，即重视统治者与臣民、夫与妻、父与子、兄弟姐妹之间、朋友之间这五种关系。这些关系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性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有效。它们当中体现的核心价值，将有助于培育家庭内部、家庭之间、家庭与政府之间形成良好、和谐的关系，这是一个健康和稳定的社会的基础。”唐裕在第二届国际儒学联合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为了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人类特别需要有一种伟大的智慧把各国各族联系起来，指导国际社会摆脱危机，健康发展。我以为孔子和儒家的仁学可以为人类提供这样的智慧，国际政治迫切需要这样的智慧。当今儒学已经走向世界，被称为‘当代国际儒学’，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它正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一个儒学更加光辉灿烂的世纪。”

　　*本文摘录自《云梦学刊》2003年第6期，原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学国际传播追踪》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朱仁夫，湖南临湘人，湖南理工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发展史、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