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书》西行推动了汉语在近代西方的传播。十六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利用《四书》自学汉语；十七世纪，为更广泛地普及汉语，在华传教士完成了中拉双语《四书》节本的刊刻；十八世纪，《四书》成为欧洲学者研究汉语书面语的主要材料；十九世纪，一方面《四书》被化整为零应用于辞书的编撰，一方面随着汉学专业化，欧洲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国教会学校都将《四书》教学纳入到汉语教育的课程体系中。

　　关键词：《四书》；汉语； 欧洲传播

　　一、以《四书》学汉语之缘起

　　《四书》西行始于十六世纪。经由传教士传人欧洲的《四书》不但是近代西方人了解中华文化、认知儒学思想最重要的载体，也曾是西方人汉字启蒙与汉语学习的重要工具。《四书》西行从一开始，就肩负着传播汉语、汉文化的双重使命。

　　据现存史料记载，最早利用《四书》学习汉语的欧洲人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此二人也是首批进人中国内陆的罗马公教传教士。十六世纪，新教在欧洲的确立激发了罗马公教的内部改革，为开辟教区、扩充信徒，罗马公教乘“大航海”的东风前往东方开展普世宣教运动。1578年，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为首批到达澳门的传教士确立了“中国化”的传教路线，并告诫他们，试图通过教授中国人葡萄牙语来宣讲教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有熟悉并熟练使用中国话才是耶稣会士在华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罗明坚、利玛窦等人遵循范礼安的传教路线，在澳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汉字与官话后，方于1583年9月10日进人中国内陆开展传教活动。

　　到达内陆后，传教士们发现在中国民众中传播福音相当困难，巨大的方言差异给传教工作增添了沉重的负担。明朝十五行省语音大相径庭，所幸整个帝国通用的“官话”在读书人中较为流行，如果选择读书人作为传教的突破口，那么传教士只要学好官话便基本可以与之沟通。在中国，受教育阶层的社会地位较高，其言语模式与目不识丁的百姓差别很大，“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而官话中诸多的同音异义词常常使中国读书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所说过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据此，利玛窦推论“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太关心口语。”中华帝国各地民众所操口语差别很大，书面语却无一例外地沿袭着《诗》《书》、《论语》、《孟子》等先秦作品的体例和表述方法，并经历代文士不断丰富、完善，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文言文体系。口语随意、多样，而书面语标准、规范，且没有地域的限制，因此，首批赴华传教士将汉语书面语的学习视为在华立足的必要功课，也“是归化他们必有的步骤”。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积极研修《四书》，通过《四书》认知汉字，学习汉语的书面表达，体悟汉文化。利玛窦深谙《四书》之于耶稣会士的重要性：首先，“四书所述的伦理犹如第二位塞尼加的作品，不次于古代罗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它所负载的道德哲学是儒家最为核心、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其内在的价值理想与外在的行为规范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其二，作为古代中国人识文断字的蒙学读本，《四书》自明朝始即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第一要书，在文人士绅心目中占有至高的地位，熟读《四书》有助于耶稣会士与文人士绅交友，有助于传教工作的展开。因此，利玛窦以《四书》为自修汉语的教材，并向石方西和郭居静两位神父讲搔“今年一年，我们都用功读书，我给我的同伴神父讲完了一门功课。这门功课称为四书，是四位很好的哲学家写的，书里有许多合理的伦理思想，中国的学者，人人都热读这四部书。”在利玛窦的不倦教导下，两位神父的汉语水平迅速提高，以致着手用汉语写作。对传教士而言，写文言文章并非易事，作者既要具有汉字书写、词汇选择的能力，又要掌握古文体谋篇布局的基本规律“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利玛窦以中文撰写和译述之论著不下19种，郭居静神父也曾著有《性灵诣主》一书，由此可见早期耶稣会士读《四书》、习汉语、著文章的案例是成功的。

　　利玛窦的成功案例被后人继承下来，根据《中国智慧》的“致读者”记载，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郭纳爵向殷铎泽、恩里格、鲁日满、柏应理讲解《四书》，并以翻译《四书》的方法辅助语言教学、巩固教学成果。十七、十八世纪流布欧洲的有影响力的《四书》译本几乎都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合作或独自翻译的《四书》译本成为同期及后世汉学家、传教士研究和转译的对象。

　　二、中拉双语合刻的《四书》

　　为快速而有效地推进传教工作，1662年，耶稣会士郭纳爵和殷铎泽合译的《大学》（全文）及《论语》（前五章）在江西建昌出版，书名为《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该书采用中拉双语对照的形式，按照拉丁文书写习惯从左至右横向排印。书中经典原文依句读断开，小句后紧接拉丁译文。原文汉字的右侧均留有空隙，以手写体的罗马拼音填补；译文中用下划线标出直接对应原文字词的单词。除个别虚词如之、者、矣、焉等只标明发音无法标注释义外，其余字词均以形、音、义统一体的形式展现。双语刊刻的主旨即在于帮助文本的阅读者学习第二语言，《中国智慧》采用中拉双语合刻的方式，明确地表明了译者向西人推广汉语的目的。阅读《中国智慧》的过程，既是了解儒学的过程，又是学习、巩固、提高汉语的过程：它与罗明坚、利玛窦的《四书》译本不同，明显地带有汉语教育的色彩；它与《葡汉字典》（又名《平常问答词意》），罗明坚与利玛窦合编、《西文拼音华语字典》（郭居敬与利玛窦合编）等辞书不同，篇章语境赋予汉字以生命，更有助于西方学人理解和记忆。

　　《中国智慧》并非最早向欧洲展示汉字的文本，早在1577年，西班牙人埃斯卡兰特汇总来华商人、传教士之信息，出版《葡萄牙人东方各国各省航海及中国奇观消息记》。书中以图画的方式收录了三个汉字，不过这些汉字的收人是无序、随意的，完全出于作者的猎奇心理，与汉语传播全无关系。《中国智慧》将汉字作为形音义的统一体来展示，是欧洲人自为地、系统地认知汉字及汉语词的肇始。欧洲各民族自古就对普遍语言有着天然的需求，拉丁语因教廷的规定而肩负起通用语的角色。不过，文艺复兴后，拉丁语不断被文学家、语言学家诟病，加之大航海的拓展，人们开始探求一种更为理想的世界语言。弗朗西斯?培根认为汉字与语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如同数字一样，是通用的表意符号，一旦被认知，无论是操哪种语言的人，都能够明确地把握汉字的意义，是最好的世界语材料。当双语版的《中国智慧》到达欧洲，它最先是作为汉字读本而不是儒经被认知的，米勒、莱布尼茨等汉学家都曾在《中国智慧》中探索汉字的奥秘，寻找普通语言的关键。

　　几年后，殷铎泽再次将双语合刻的方法应用于他的译著《中国政治伦理知识》（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该书是《中庸》的中拉双语对照本，1667年、1669年分别于广州和果阿完成前12页和后14页的刊刻，版式与《中国智慧》相异。该书版心自然分为左右两栏，右栏是《中庸》原文，竖版，以“o”标点句读，除个别虚词外，每个汉字的右上方用阿拉伯数字编写流水号，右下方标以该字的罗马拼音。左栏为拉丁译文，自左至右横向排列，译文上方标有阿拉伯数字的单词与原文同序号的汉字——对应，无序号的单词（广州部分为斜体，果阿部分被置于括号中）是译者为帮助读者阅读，参照底本中的注而添加的自己的理解。相较而言，《中国政治伦理知识》不仅沿袭了《中国智慧》的优长，而且按照中国古籍的书写顺序引录原文，并保留了句读标识，向西方学人展示了中国古书的原貌。

　　面对单音节占优势的文言语词系统，郭纳爵、殷铎泽等人很自然地将汉字与汉语等而视之，将汉字的研习置于汉语学习的首要位置。《中国政治伦理知识》和《中国智慧》皆采取直译的方式，明晰地标出每一个汉字的形、音与拉丁释义间的对应关系，并且只引录经典原文而不涉及注疏，更无进一步的哲理阐释与思想解读，试图以少量的拉丁注解辅助学习者在语境中准确地把握字义，可见，《中国政治伦理知识》和《中国智慧》传播汉语的意图极为明显，当为十七世纪传教士群体最具针对性、实用性的汉语教材。然而，《中国政治伦理知识》和《中国智慧》初版刻印数量不多，传至欧洲后，只有极少数东方学家有缘得见；又因彼时欧洲尚不具备刻制汉字字模的条件，无法实现双语本的排印，因此，《中国政治伦理知识》和《中国智慧》并未掀起一场汉语热潮。但从米勒、莱布尼茨、埃斯赫尔茨等人的往来信札中可以发现，这数量不多的双语本点燃了欧洲学者探求“中文之匙”的热情，他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双语本来帮助“猜透其中某些文字的字源亦即发现掌握某些文字的秘密”。

　　三、语言学著作中的《四书》

　　出于生活与传教的需要，早期来华传教士编写了许多汉语学习的手册或介绍汉语的实用书籍，如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卫匡国的《中国文法》等，这些书籍或手稿主要用西方语言规则分析“官话”的语音、语法，后世称之为“官话语言学”。十八世纪，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由零星的认知、感悟上升到系统化、专业化的表达，欧洲本土也涌现出一批从事汉语研究的学者，如拜耶、傅尔蒙、弗雷莱等。在华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家书信往来、联系紧密，双方都秉承着西方人惯有的科学态度和研究自觉，对已搜集的语料进行深人细致的观察，找寻汉语本身的规则和学习汉语的规律，形成了西方最早的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专业文献。鉴于传教士与汉学家对《四书》的熟悉程度，《四书》往往是这些专业文献中引用频率最高的例证。

　　最先大量引用《四书》并“将中国语言的性质与其构造正确地传之于欧洲的专书”是马若瑟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或译《中国语言志略》、《中文札记》）。该书以欧洲通用的拉丁文写成，为的是“使汉语学习变得容易和轻松”，“只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就能使人们学会说汉语，读中文书籍，用通俗和古典的汉语进行写作”。

　　马若瑟从自身学习汉语的经验出发，反对单纯强调概念和规则，主张摆脱母语的束缚，通过反复模仿、操练通晓中文。该书全面地考察汉语，既对口语和常用文体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又对书面语和高雅文体详加例证，前者多引小说和戏曲，后者例文集中于《四书》等经典。在语料的选择上，马若瑟特别推荐《四书》，他认为《四书》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而被称作“经典”，也是西人学习汉语的第一步，有意学习中文的人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学习中国的‘四书’就像中国的学童从小就用心学习那样”。基于上述原则，《汉语札记》收录了大量《四书》中的词、句、篇章作例句、范文。例句从右至左横向书写，其后紧接该句的拉丁文释义，而范文则依中国古籍刻录方式竖版排印。马若瑟以讲解实例来阐释汉语语法的基本特征，研究内容也突破了“字”的层面，延伸到了词、短语、句子和辞章。例如讲到“连文”，书中引《中庸》之“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引《大学》之“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等；讲到“譬喻”，书中引述了《孟子?梁惠王上》之第三章、第七章，《梁惠王下》之第六章、《公孙丑下》之第四章的相关内容。

　　《汉语札记》较前人语法著作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区分官话与书面语，是对汉语文字、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各方面知识的综合；其二，例句丰富，重视典籍，所引例句基本出于同期中国流行的文言或古白话作品，即使官话也多取通俗文学为例，而并非随意的口语；其三，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反对沿袭拉丁文文法的理论和方法，强调通过大量接触中国典籍，并对中文经典的模仿、感知、重复来创建认识、巩固记忆。由此可见《汉语札记》虽关乎汉语本体研究，但却是为了帮助学习者习得汉语，在内容编写和体例编排上更多考虑的是学习者如何在目的语环境中循序渐进地掌握汉语各语言要素，直到实现完整且文雅的篇章表达。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欧洲学者虽对这种撰写体例颇有微词，但在著述时又都沿袭了马若瑟的手法，如雷慕沙的《汉文启蒙》（Elemens dela grammaire chinois）、恩德利希的《汉语语法基础知识》（Anfangsgru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1845）、儒莲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的《汉语四字考论》（Examination of Four Chinese Characters）等。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汉语札记》被大多数学者定性为语法书，但作为耶稣会“索隐派”代表人物，马若瑟跳脱不出前人用基督教义裁剪儒家经典的窠臼。他所摘选的例文既要能够说明汉语的特性，又要能够比附基督教教义，“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引领读者一步步地接受‘上帝之真理早已存在于中国人远古之传统中’”。马若瑟在1733年10月写给傅尔蒙的信中明确表达了撰写《汉语札记》的深层动机：“创作这本书和其他作品时来自内心深处的动力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基督宗教的历史同世界的历史一样古老，创制汉字以及写作‘经’的那个或那几个人一定对基督有所了解”。与马若瑟不同，欧洲本土学者看待汉语与汉文化的眼光更加纯粹。他们不曾到过中国，成果主要来源于与访华者往来的书信和本土的中文藏书。虽然学者们无一例外地将西方的语法体系套用在汉语上，但在研究中他们可以不受宗教事务的影响，把来自《四书》等经典语句看做单纯的语料，真正回归到语言学层面。拜耶是欧洲第一位职业汉学家，他沉迷于汉语研究，终于在1730年由圣彼得堡皇家研究院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博览》（Museum Sinicum）。该书是对中国语言材料的汇编，同时也“是在欧洲印刷的第一部关于汉语语言的著作”。《中国博览》除第一卷中收录了少量《四书》译句作为语法、修辞分析材料之外，第二卷中专门设置了《孔夫子大学》一章。《孔夫子大学》实为《大学》原文节选，具体是从文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计203字。该书中文部分采用铜版雕刻印刷的方式，汉字书写有多处讹误，字体朴拙，猜测该版非华人刻工所制。原文竖版排印，汉字右下角均标注序号，共3个半叶：第一个半叶7行，每行10字；第二、三个半叶采用表格形式，7列15行。第三个半叶的表格中另有汉字67个，接原文顶格书写，为人名、年号、地名等29个专有名词，每个专名首字的右下方标有序号，依序对应下文作者撰写的拉丁注释中所出现的音译专名，不过有多处讹误。表格后紧接《孔夫子〈大学〉篇的哲学、释义及学术笔记》（Confucii Ta Hio fiue Philosophia Cum Interpretatione Et Scholiis Quibusda），包括：所录《大学》原文每个字音的罗马拼音及其拉丁释义（虚词有拼音而无释义），依顺序号横版排印；孔子学说现状及《孔夫子大学》之关键词注释。《〈孔夫子大学〉篇的哲学、释义及学术笔记》是作者对所见相关汉学资料的整合，关乎《孔夫子大学》篇所蕴含的语言学、哲学探讨，特别是他对深刻反映着中西文化差异的专有名词的关注与释读，以便为大多数中国文献研究者阅读、引用儒经清扫障碍。拜耶译注的《大学》“受到了德国学术界的肯定，读者面不大。但是，这位圣彼得堡的院士作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因为正是他首先将这部作品翻译成了欧洲学者所能理解的文字”。1733年，法国《学者报》择要刊登了该书内容，汉学家傅尔蒙、比丘林、马士曼等人也在各自著作中评点该书的得失，足见其在欧陆引起的反响。

　　总览十八世纪，《四书》一方面充任着伏尔泰等哲学家求索“智慧之光”的古老文本，一方面导引着语言学家们更深层地认知汉语、剖析汉语。这种在《四书》经典中寻找汉语规律的做法为十九世纪汉学家所继承，并随着欧洲汉学的专业化而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典范。如伦敦会传教士马士曼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曾被伦敦皇家学院选用作汉学专业的教材。该书以中国文言语法为核心，引用大量中文例句作论据，语料来源于“孔子的著作”（指《论语》）、“孔子的弟子曾子（Tsung-tse）撰写的《大学》（Ta Hyon）；圣人的孙子子思（Tse^e）编辑的《中庸》（Choony Young）；最重要的是生活在圣人之后200年时的孟子（Mung）”，同时，也“涉及到了五经’、“朱熹（chyu-hee）及其他人的注疏”，以及很多晚清文人关于《四书》的讨论。马士曼希望能够通过这选自三千余年经典著作中的近500条例子展现出汉语的本质，使“汉语就像其他值得重视的东方语言一样，能更容易地为文明世界所熟悉”。

　　四、辞书与课堂中的《四书》

　　始自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礼仪之争”持续了近百年，最终导致清政府全面禁教，同时明令禁止国人教授西人汉语和将中国典籍贩卖给外国人。至道光年间，罗马公教传教士渐次离华“西儒”所努力促成的近二百年的文化交流趋于停滞。而此时，一股新的力量蓄势潜人中国一以伦敦会为主的新教传教士逐步成长为十九世纪中学西渐的中坚力量。

　　新教传教士对《四书》西传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编纂辞书，大量引用《四书》作为例句，以英汉对照的方式释义；其二，学院式汉学确立，《四书》被认定为海内外汉语教育与汉语研究的必读书目；其三，兴办外文刊物，以学术眼光对《四书》的文化精神作出观照；其四，重译《四书》，以新教徒的身份重新释读原典并翻译为民族文字。如果单从语言传播的角度考察，十九世纪《四书》作为辅助汉语学习材料的新成就，首要表现在辞书与课堂上。工具书一向在欧洲人的汉语学习中占有相当的分量。继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罗明坚与利玛窦合纂《葡汉词典》之后，在华传教士及欧洲本土汉学家都曾不遗余力地试图编著一部有效的中外字典，但这些过往作品因刻印条件的限制，通常只有单字是汉字形式，鲜有中文例句，且多数辞书将单字合刻一版附在最后，不能直接与释义对应，初学汉语的人查找起来极为困难。十九世纪双语活字印刷技术实现了中文单字与外语释义的紧密结合，而且词目下还能收录大量的中文例句为学习者提供参考。第一个将双语活字印刷应用于辞书出版的是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1801年至1822年，马礼逊在中国下层读书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编纂工作。《华英字典》的正文由三部分组成，加上前言、凡例、附录共计5千余页。正文的第一部分题名《汉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三卷，分别出版于1815、1822、1823年，以《康熙字典》为基础，采用部首检字法，收录单字4万多个。单字下，首为读音，次为据《康熙字典》的单字英文释义，次为中文例句、读音及其翻译，出自典籍的例句或以英文标注出处。该字典条目释例关乎史地、人风、天文、教育、艺术、人物传记、宗教哲学、神话传说等，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辞书。第二部分题名《五车韵府》（Chinese and English，arranged alphabetically），两卷，分别出版于1819和1820年，收录汉字12680个，依南京方言的罗马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第三部分是《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一卷，出版于1822年，该部字典参考十七世纪方济各会传教士巴西勒所纂《拉汉字典》（Latin and Chinese Dictionary）的体例，先列出英文单词及其英文释义，紧接其后的是英文单词所对应的中文词语及其发音。该部字典前，马礼逊用中文撰写了一篇《英吉利国字语小引》的短文，介绍了26个罗马字母，并用汉字标上读音，从而我们可以判定该部字典的初衷除了方便西人使用外，也将中国人学习英文考虑在内。《华英字典》涉及《四书》的中文例句有400余条，主要分布于《汉英字典》和《英汉字典》中。以《汉英字典》为例，引用《四书》主要有两个功能：

　　其一，解释字词含义。如词目“俊”下，“俊杰才德之异于众者Tseun kee，denotes one who is by talents and virtu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multitude.（Mang tsze Commentary）”，编者通过朱熹对《孟子?公孙丑上》中“俊杰”的定义而对单字“俊”作出解释；

　　其二，阐发相关文化。如词目“事”下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A Prince should treat his minister with politeness；and a minister should serve his Prince with fidelity.（Lun yu）”、“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He who is able，in serving his parents，to exert his utmost ability; who, in serving his Prince，can sacrifice his person; though called uninstructed, I will denominate him well instructed.(Lunyu)”，从中可见，编者通过“事”的对象性展现了儒家一贯强调的“忠孝文化”。马礼逊借助双语活字印刷技术，将《四书》化整为零，《四书》语句直接与目标语词对应，既大大地帮助了学习者认知汉字和熟悉汉语结构，又将汉语词汇本身所蕴藏的文化密码展示出来。

　　《华英字典》是汉英/英汉双语字典的嚆矢，“开启了19世纪包括其他传教士在内的西方学者编纂类似辞书的风气，从而为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华英字典》出版后，在“欧洲大陆流传极广”，不但有助于即将来华的传教士学习汉语、了解汉文化，而且前往中国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从中受益，连鸦片贩子们都会“打着手势或借助马礼逊所编的词典”来做生意。《华英字典》的普及使得《四书》不再是神职人员、知名学者、贵族阶级的专享对象，具有了走人欧洲寻常人家的可能。随着中西商贸、文化、外交、军事往来的不断深人，西人学习汉语的热情日渐高涨，一方面聘请中文家庭教师依旧是欧洲人进行汉语学习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继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CollegiodeiCinesi）后，十九世纪，法、俄、英、德等国高等学府纷纷设置汉学系，开设汉语教学课程。二者教育模式虽全然不同，却无一例外地看重并沿袭着自利玛窦以降的“以译经学汉语”之传统。例如，马士曼在写给Dr.Ryland的信中详述了他与家人在中文老师指导下通过翻译《四书》学习汉语的过程；1814年，法兰西学院开设“汉文?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由傅尔蒙讲授《大学》；继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之后，在华教会学校也将《四书》列为翻译课教材；汉语教材《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的第三章建议读者文言文的学习可以从朱熹之《四书章句集注》开始，并在第八章中选编了12篇文章作学习者翻译材料，其中一篇出自《孟子》等等。

　　然而，此时的汉语学习者并非完全按照前人足迹亦步亦趋，对于如何合理使用《四书》等经典，他们提出了先语后文、循序渐进的原则。1838年8月，《中国丛报》上登载了编辑特雷西关于开展汉语学习方法讨论的倡议书，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大多数参与者表示“经”较日常口语与俗文学学习难度大，应置于学习者具有基本的汉语听说能力后开展《四书》作为汉语常规教材，不仅要求学习者能够阅读、翻译，而且要求反复练习，达到背诵的程度。

　　五、结语

　　世纪变迁，中国语言的传播活动从未终止过，所不同的是输出方式变被动为主动，主体内容变文言为白话。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拉近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此后，《四书》作为语言学习材料的功能逐步弱化，以现代口语和经典白话文为教学材料的汉语教材渐次出现。特别是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实力迅猛上升，西方关注中国的眼光也逐渐地从古代典籍，逐步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历史、哲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新时代必然有新需求，日常口语与浅易小品文因其更利于西方人速成汉语而成为当下汉语教材的不二选择，《四书》则逐步回归到它“经”的本质。语言传播归根结底是为文化传播服务的，汉语学习是显性效用，其实质是民族文化的隐性传播。进人二十一世纪，孔子学院作为域外汉语推广的平台在全球多个地区生根，继而，达拉斯德州大学孔子学院举办儒学沙龙，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在金色大厅唱诵《大学》，读经学堂在法德等国兴起，囊括多部国学经典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系列教程”走向海外，凡此种种，表明了儒学的魅力与儒经的价值并未消逝。“从当年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来看，他们直接的教材就是《四书》，他们的语言学习始终将文化作主体。”因此，今天的《四书》也许不再作为单纯语言学方向的汉语言文字传播工具而摆上外国学生的书桌，但这部古老的中国典籍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不应当被国内汉语教材的编著者们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