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行年考（七）
来源：作者： 2007-05-20 14:12
周敬王37年 鲁哀公12年 戊午（公元前483年）
〇冉有为季氏聚敛，孔子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冉有不听孔子劝告，助季康子按田亩征税，孔子称“非我徒也”，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
【文献】《春秋经·哀公十二年》：“十二年春，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
〇孔子正乐，时年六十九岁孔子回到鲁国后，目睹统治者的荒淫无道，于是转而从事《诗》、《书》、礼乐的整理工作。由于乐与诗的配合出现混乱，孔子对乐进行了一番整理工作，使诗与乐得到它原有的配合、统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雅颂各得其所。”
【文献】《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八佾》：“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史记·孔子世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下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儒林传》：“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道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乐书》：“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世，犹莫之化。”
【考辨】《子罕》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故列于本年。
〇孔子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在正乐的同时，孔子对《诗》、《书》等古代文献进行整理。周予同说：“孔子根据自己的哲学、政治和历史的见解，对大量古代文献进行筛选，整理编次成《易》、《书》、《诗》、《礼》、《乐》、《春秋》，作为自己设教讲学的六种教本。这些教本，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使它们成为系统表达儒家学说的著作，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儒家学派地位的变化，而被封建统治者尊为‘经典’，这就是所谓‘六经’。”（《从孔子到孟荀——战国时的儒家派别和儒经传授》，见《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集》第371页，齐鲁书社1987年版）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 以一文一质。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 《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 《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下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注：《吕氏春秋·孟春纪第四·尊师》云 “颜浊聚，梁父之大盗也， 学于孔子……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颇受业者甚众。”《史记·儒林传》：“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道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乃至秦焚火，书散亡益多。”《礼记·杂记》：“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汉书·艺文志》：“《古礼经》五十六卷，《经》（七十）[十七]篇。注：后氏、戴氏。……《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士孰能注意焉！”《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更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书·儒林传》：“（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马王堆帛书《要》：“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赐]闻于夫[子曰]：“□必于□□□。如是，则君子己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昔□□□而不□以百王之□□□易也。夫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五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之自□□。予何□王事纣乎？’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赞而不达其于数，则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孔子家语·六本》：“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自益，自益者必有以决之，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已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故曰自贤者天下之善言不得闻于耳矣。昔尧居天下之位，犹允恭以持之，克让以接下，是以千岁而益盛，迄今而不成。满也，是非损益之征与？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如行则让长不疾先，如在舆而遇三人则下之，遇二人则式之，调其盈虚，不令自满，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又见《淮南子·人间训》、《说苑·敬慎》。《淮南子》文较简略，没有提及子夏。《说苑·反质》：“孔子卦得《贲》，喟然仰而叹息，意不平。子张进，举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而叹之乎？’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也，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夫质又何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
【考辨】孔子与六艺的关系，是学术史和经学史中的一个大问题，今文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创作，而古文学家则认为孔子只是对古代文献典籍作了一番加工整理工作。二者各执一端，笔墨官司打了近一千年。有必要做专门讨论：
关于《诗经》，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孔子删诗之说。但是孔子是否真有删诗的事，把三千多篇古诗，大量的删削，只留下三百零五篇，后代一直有人怀疑。唐孔疑达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现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宋代的朱熹也持同样的看法，有人问朱熹关于孔子删诗的事，他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朱子语类》卷八十）清朝的崔述说：“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由是观之，孔子无删诗之事。”（《洙泗考信录》卷三）魏源也说：“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诗古微》卷一，《夫子正乐论》中）应该说，这种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孔子自己就说：“《诗》三百。”（《为政》）又说：“诵《诗》三百。”（《子路》）墨子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儒墨读的诗都是三百，可见三百是《诗》原有的篇数，并非孔子删减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观于周乐”，为他演奏的就是国风、小雅、大雅、颂，与今天《诗经》的编次相同，十五国风排列先后的次序也基本和现在《诗经》差不多。当时孔子还是七、八岁的小孩，可见《诗经》的编次在孔子以前大体上就是这样，孔子并未删减，也没有做多大的改变。《诗》是周朝奴隶主贵族学校学习的重要课程，古代各国之间的来往，政治上、外交上都要应用它。春秋时代的朝聘，常常“赋《诗》以见志”，这方面的材料，《左传》里还保存不少。孔子很注意《诗》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所谓‘授之于政”和言辞专对都是指政治、外交活动而言，可见《诗》确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孔子对《诗》究竟作了什么工作呢？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这句话许多人都误解了，认为三千多篇都是不同的诗，孔子删除了将近十分之九，只选取了三千零五篇，所以才产生后来的删诗之说。而孔颖达、朱熹、崔述、魏源等则认为孔子不会把古代的诗绝大部分都删去，并且今天所见的逸诗寥寥可数，也证明孔子不会删去十分之九的诗，因此他们都怀疑或否定有删诗之事。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孔子对《诗》的确做过搜集整理的工作。“三千余篇”是说搜集了《诗》的各种不同抄本的总数量；“去其重”是说经过整理把重复的除去，只剩下三百零五篇。王充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所谓‘删去重复”就是《史记》上说的“去其重”；所谓“正而存三百篇”就是经过校勘订正的本子是三百篇。这证明孔子对《诗》是做过搜集、整理、校勘工作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即是经过孔子的整理。
关于《尚书》，司马迁说：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汉书·艺文志》也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史记》说“编次”，《汉书》说“篡”，都说明孔子对《尚书》做过编辑整理的工作。孔子以前，已有《夏书》、《商书》、《周书》等散篇流行于世，并经常为人们所引用。如《左传·文公七年》晋郤缺对赵宣子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隐公六年》陈公子佗进谏陈侯说：“《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左传·宣公六年》中行桓子对晋侯说：“《周书》曰：‘殪戎殷。’此类之谓也。”孔子对这些流传的文献进行广泛的搜集，并加以排序、编辑整理，形成了最早的《尚书》版本。据说孔子编篡的《尚书》本来有一百篇，秦始皇焚书时济南伏生把《尚书》藏在壁中，到了汉初亡失了几十篇，只有二十八篇，以后又加上民间所得《泰誓》一篇，共二十九篇。这就是今文《尚书》。鲁共王坏孔子宅，从孔壁中得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多十六篇，是为古文《尚书》四十六篇。由此可见，孔子所编篡的《尚书》分量是很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说孔子“序《书》传”，可能是指对《尚书》一书进行排序，至于《书序》是否为孔子所作，学界则有不同看法。
关于《仪礼》，司马迁说孔子“修起《礼》、《乐》”，又说“书传、礼记自孔氏”。今《三礼》中有《礼记》，内容较为复杂，其中有些为七十二子弟子的作品，不可能是孔子所作。故学者认为上一句当断作“《书》传、《礼》记自孔氏”，指孔子对礼作了记录和整理。《礼记·杂记》：“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说明《仪礼》中的《士丧礼》当即孺悲来学时所编。但《仪礼》成书应经历较长一段时间，不可能出于孔子一人之手，有学者推测，《仪礼》撰写的上限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时，即鲁哀公末年鲁悼公初年，下限是鲁共公十年前后，“它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15、16辑）
关于《易传》，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唐张守节《正义》：“序，《易序卦》也。”说明后人多将“序”理解为《序卦传》，《汉书·艺文志》也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孔子作《易传》成为汉唐时期的定论。但自宋代欧阳修以来，人们不断对此提出怀疑，清代的崔述断言，“《易传》不出孔子而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者无疑。”康有为甚至认为《史记》中“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八个字是汉代经古文学家加进去的，不是《史记》的原文。当代学者多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中晚期，作者并非一时一人。马王堆帛书《易传》出土后，其中《要》篇提出孔子“晚而好《易》”，于是有学者有重新审视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如李学勤肯定孔子写过《易传》，虽然不一定与今本一致。郭沂认为《史记》所说的“序”有“排序”和“作序”的意思，《彖》、《象》及《说卦》、《序卦》、《杂卦》的一部分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孔子曾为其作序。今本《易传》实包括早期《易传》、孔子的《易序》以及以“子曰”形式出现的孔子《易》说等不同部分。参见“周考王15年 乙卯（公元前426年） 《易传》约形成于此时”条。
〇孔子传《易》于商瞿孔子五十岁以后，《易》学观发生变化，不再从占筮而是从“德义”来理解《易》，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弟子所继承，其中较突出的有商瞿。汉人记叙的《易》学传授系统，可能附会了后人的观念，但基本反映了事实。
【文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特好《易》，孔子传之志焉。”《汉书·儒林传》：“自鲁商瞿子木授《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
【考辨】孔子传经之事，前人或有怀疑。钱穆说：“孔子以前，无所谓六经也。孔子之门，既无六经之学，诸弟子亦无分经相传之事。自汉博士专经授受，而推以言先秦，于是曾、思、孟、荀退于百家，而孔子之学乃在六艺，而别有其传统，而孔门之于儒学，遂划为两途。”（《孔门传经辩》，《系年》第83页）汉代以前，确实没有博士传经的制度，但不等于没有学术的传受，相反，在通讯、印刷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学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传授系统，钱氏的说法是因名废实，不足为取。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中有《周易》经传，年代下限是文帝初，有学者指出：“这一《易》学流派是孔门《易》学在楚地的支派，似可以定论。”（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99页）孔子一生并无到过楚国，但其学说能传播到这里，很大程度上要即是依靠了孔门内部的学术传授。《史记》、《汉书》记录孔门《易》的传承略有不同，《史记》说“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而《汉书》则说商瞿“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据学者考证，《汉书》误以“子庸、子弓二名互易”，（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二十）当以《史记》为准。
孔子传《易》的时间不可详考，大概应在其晚年，暂列于此。
〇孔鲤卒孔鲤，字伯鱼，孔子之子。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考辨】孔鲤（伯鱼）生于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活了五十岁，正好卒于本年。
〇冬十二月，孔子答季孙问螽冬十二月，蝗虫成灾。季孙氏问孔子为何冬季还有蝗灾。孔子认为，大火星下沉以后昆虫都蛰伏完毕，现在大火星还在西方，应该是司历官记错了。孔子好学，不仅“博古”，对天文历法也同样十分通晓。
【文献】《左传·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〇子思约生于此时。子思，名伋，鲁国人。孔子之孙。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礼记·檀弓上》：“曾子曰：‘小功不为位也者（注：小功，五服之一，其服轻于大功而重于缌麻。位，指哭位，哭位是根据与死者的亲疏远近关系排列的），是委巷之礼也。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礼记·檀弓上》：“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礼记·檀弓下》：“子思之母丧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子之庙？’子思曰：‘吾过矣！过矣！’遂哭于他室。”
【考辨】子思生卒，《世家》未有明确说明，只说“年六十二”，而这“年六十二”也是大有疑问。子思的父亲孔鲤生于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共活了五十岁，若以二十岁成婚计算，从成婚到卒尚有三十年，子思生于这三十年的那一年，无法确定。又根据《孟子》、《汉书·艺文志》，子思曾为鲁穆公师。鲁穆公元年，《六国年表》列于周威列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鲁周公世家》则列于十七年，但据钱穆考证，《年表》、《世家》有误，实际应为周威列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鲁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页）鲁穆公元年距孔鲤之卒六十八年。子思若“年六十二”，即使今年出生，也不及穆公之世。故有人说“年六十二”是困于宋作《中庸》时的年龄，又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作《中庸》时六十二不可信，因《世家》下面还说“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这里的四十七、四十五、四十六都是指实际年龄，为什么偏偏对子思例外呢？明显说不通。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误。但子思即使活了八十二岁，他也是在孔鲤晚年甚至卒年才出生的。因为既然为鲁穆公师，就不可能在鲁穆公一即位时就去世，而应该有一个过程，由此推算，子思出生时孔鲤已届暮年。
古人结婚较早，孔子十九岁成婚，二十岁即生孔鲤，而孔鲤为何这么晚才生子思呢？钱穆说：“《檀弓》‘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是子思有嫂也。子思既有嫂则知其有兄矣。伯鱼早卒，而子思有兄，则子思之生，不能甚前。”又，《檀弓》有“子思之母死于卫”，门人曰“庶氏之母死。”钱穆说：“谓庶氏之母者，谓子思非嫡出，故子思之母乃庶氏之母耳。”（《子思生卒考》，《系年》第173～175页）钱氏之意似说子思之母非孔鲤正妻，故出生较晚。按，子思生年已不可确考，大致在孔鲤暮年。古人晚年得子，也为常见。钱穆所举理由皆显勉强，不如付之阙如。因前人多列子思生年于本年，故从之。
周敬王38年 鲁哀公13年 己未（公元前482年）
〇孔子七十岁，总结一生，自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今年七十岁，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认为“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汤一介说：“孔子那段话可以说是孔子对他一生的生活道路的描述，或者说是他一生修养的过程，成‘圣人’的路径，也就是孔子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了解。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四十而不惑’可以说是他成圣人的准备阶段，从‘知天命’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说是他成圣人的深化过程。……‘五十而知天命’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层次，‘六十而耳顺’是达到‘情景合一’的层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实践‘知行合一’的境界。”（《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载《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第79～8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文献】《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〇颜回卒。颜回（公元前514～前482年），春秋时鲁国人，字子渊，亦称颜渊。孔子弟子。名列孔门德行科之首。天资聪慧，“闻一知十”。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笃信“克己复礼”。孔子称赞其德行和学问，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先孔子卒，孔子哭之恸。后被尊为复圣。
【文献】《论语·先进》：“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史记·孔子世家》：“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另见《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文辞有异。
【考辨】《公羊传》列颜回卒在哀公十四年，但据《世家》，颜回卒在“西狩见麟”之前，故列于本年。
周敬王39年 鲁哀公14年 楚惠王8年 庚申（公元前481年）
〇春，西狩获鳞，相传孔子此时作《春秋》春，叔孙氏的驾车人鉏商猎获一只麒麟，以为不吉利，赏赐给管山林的人。孔子观之，曰麒麟也。据今文经的说法，孔子这时著《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记十二公的历史，用隐约的笔法对历史事件、人物进行褒贬，致使“乱臣贼子惧”。
【文献】《左传·哀公十四年》：“（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公羊传·隐公元年》题疏引闵因《公羊叙》：“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注：薮名，今钜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 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士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 论史记旧闻， 兴于鲁而次《春秋》。”《汉书·董仲舒传》：“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后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〇齐国陈桓弑君，孔子请讨陈桓齐陈桓杀简公，孔子见鲁哀公，请求出兵讨伐。哀公让报告三桓，结果三桓也不肯出兵。孔子表示，自己是尽一个大夫的职责。
【文献】《左传·哀公十四年》：“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哀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论语·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桓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注：指鲁三桓叔孙、季孙和孟孙）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子后，不敢不告也！’”《史记·鲁周公世家》：“十四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于俆州。孔子请伐之，哀公不听。”
编辑：潘瑞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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