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9～前104）　西汉政治思想家、儒学宗师。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专治《春秋公羊传》，今文经学大师，景帝时为博士。“为人廉直”（《史记·儒林列传》），“儒雅博通”（《太平御览》引何晏语），治学“专精一思”（《论衡·儒增》），被时人称为“汉代孔子”。武帝即位后，他以贤良身分三次对策朝廷而备受赏识，先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和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后辞职居家著书，仍受武帝尊重，朝廷每有大议，即派人就其家征询意见。董仲舒提出并被武帝采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以至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其政论载于《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董仲舒传》等书中。《汉书·董仲舒传》所载董仲舒三次对汉武帝策问的回答（俗称《天人三策》），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和政治主张。其余散见于史籍的资料，被后人辑为《董子文集》。

　　万物一体的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援阴阳五行思想入儒，并以其为理论骨架，贯通天地人，阐发了万物一体的思想。他着重从性状、功能上演绎阴阳五行，把阴阳五行作为划分事物类别的依据和不同行为的表征，使自然界万有不齐的事物、社会上林林总总的现象和人们纷繁复杂的情感欲望，都按阴阳五行而区别为不同的类别，具有一定的位置、属性和意义。进而，董仲舒采用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把天、人、社会连接起来，使之相互作用，成为一个巨大的自组织、自调节的系统，从而建立起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天人同类、天人相副，是董仲舒论证万物一体、天人相通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手法。董仲舒认为，阴阳二气贯通一切，“天道之常，一阴一阳”（《春秋繁露·阴阳义》）。“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天、人、社会，皆因阴阳的分布而存在、而连接。社会上的人伦政治纲常，都根据阴阳之道而决定：“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春秋繁露·基义》）因此，世界上的一切，在构成、属性和功能等方面，都是类同的，具有相互感应的内在可能性。同样，五行的运行次序是天、人、社会普遍遵行的规律，金、木、水、火、土相生相胜，具有推动阴阳消长、事物转换的功能，是在时间上继起、在内容上替换的次序和状态。依据这种阴阳五行理论，董仲舒沟通了世界万物，并利用同类相通、同类相动的观点，把宇宙万物糅合为一个整体，从而为他的大一统政治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见天人一类）

　　德主刑辅的政治论　董仲舒认定，阴阳有主次之分，阳为主，阴为次，“天”重阳轻阴。在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上，不外德刑两手，而阳为德，阴为刑，“天”重德轻刑，因此君主施政应当重德教而轻刑罚。董仲舒推崇孔子为素王，继承孔子的仁政思想，十分强调“德治”的功用。“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春秋繁露·俞序》），“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天之道，任阳不任阴；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顺天也”（《春秋繁露·执贽》）。根据这种认识，董仲舒提出了一系列“文治”主张：①以德教化民。针对秦王朝纯任刑罚而速亡的教训，董仲舒强调要用德教化民。他指出，“教，政之本也”（《春秋繁露·精华》）。君主要安定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因此，君主要把握“道”，运用仁义礼乐等工具，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和道德熏陶，以便稳定统治秩序。②更化政治。主要从经济入手，提出改良措施：“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③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明确要求建立文官制度。他提议创设太学，养天下贤士，“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个由董仲舒倡导并积极参与其建设的文官制度的确立，改变了先秦儒家私门传学和法家“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传统，集两家教育思想和方法之精华为一体，为大规模地培养人才开辟了道路。同时，它把政治教化的施行，家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读书致仕的制度结合起来，使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相结合，既有利于实现儒家的人文理想，更形成了中国文化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④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总原则。⑤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第三次对武帝的策问中，董仲舒明确提出，大一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当时的人们思想混乱，各有所宗，以致“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因此，“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便消灭“邪僻之说”，统一思想，彰明法度，使“民知所从”（《汉书·董仲舒传》）。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实现了思想统一。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开了用政治手段解决学术思想文化问题的恶劣先河，并在客观上妨碍了学术的独立发展，堵塞了学术争鸣的道路，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消极作用。⑥慎用刑罚。董仲舒并不反对使用刑罚，而是要求在德治的前提下，适当运用刑罚。阳德阴刑、德主刑辅的理论构架，本身就承认了刑罚的治国作用。在他看来，天意、教化、刑罚，都是君主治国的根本。赏功罚罪，德威并用，是固摄人心、协调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教化与刑罚，虽然内容和对象不同，但在巩固统治秩序方面，作用是一致的。董仲舒上述思想的提出，始终紧扣德主刑辅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反对纯任刑罚，鲜明地体现了儒家追求的“文德”政治的色彩。

　　三纲五常的道德论　董仲舒提出并系统地论证了作为封建道德的总原则。这个总原则，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为依托，继孔孟道德修养论之余绪，折中荀子、韩非的治国方略，使教育培养方面的强制灌输与自我反省熔铸为一。董仲舒宣称，人间的道德规范来自天意。“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天意的要求和体现。阳贵阴贱、阳尊阴卑，而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因此，前者处于尊、贵的地位，后者处于贱、卑的地位，后者必须绝对服从前者。与三纲紧密联系的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仁是五常的核心，其基本内容是“爱人”；义，指适宜，适宜于匡正自己思想行为的道德规范，就是义；礼，即是区分上下尊卑等级的社会原则，也是个体应当自觉遵行的道德修养；智，指认识事物的能力；信，指诚实、信义。就思想渊源而言，董仲舒宣扬的三纲之说，来自先秦孟荀儒家和韩非法家；五常之道，来自孔孟儒家。孟子提出五伦观念，荀子、韩非提出三纲思想（尽管没有明确使用“三纲”一词），董仲舒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中提取父子、君臣、夫妇三伦，利用阴阳理论，铸造了“三纲”的人格规范，将彼此关系规定为决定与服从的关系，并且绝对不变、永世长存，从而确定了封建社会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为建立和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制造了理论根据。五常之道是董仲舒的创造。在中国儒学史上，董仲舒是将仁义礼智信连提并论的第一人。五常之道的提倡和实行，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的滋长，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正谊明道的价值论　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孔孟儒家重视精神追求的思想传统。“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是董仲舒价值观的集中表述。董仲舒继承儒家“人禽之辨”的传统，强调人性之可贵，在于人行仁义而鸟兽只是“为生”“为利”。他宣称：“利者，盗之本也。”（《春秋繁露·天道施》）人的本性便是追求义，不能追求义者，是因为被“利败之”。他主张“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春秋繁露·玉英》）。董仲舒这种强调道义、贬抑功利的思想，是对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典型功利思想的批评和匡正。但是，从总体上看，董仲舒并不绝对反对功利，而是有所选择，既主张义利兼施，更强调义重于利。他肯定，利养体，义养心，但是心贵于体，义重于利，这是通过对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论证，反衬义的崇高性和神圣性。董仲舒这种正谊明道的价值论，对于后世中国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极为深远而复杂的影响。（见明道正谊不计功利）

　　性分三品的人性论　董仲舒人性论是以性善情恶为理论根基的性三品论。这种人性论，以性情的善恶二元对立为事实认定，以人性三品为价值区分，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归依，在继承孟荀人性论的基础上，把人性纳入阴阳两分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中，明确提出了性情二元、质分三等的理论，从而既从“天意”的高度肯定了统治者的“善性”的神圣性，又为礼仪法度师法教化的合理性和至上性做了论证。董仲舒对人性类别的区分，是以“中”为度的。根据教化的需要和可能，董仲舒认定，人性分为不教而善的圣人之性，教而不善的斗筲之性，待教而善的中民之性。人的本质具有性和情两个方面，好比天有阴阳，阳善阴恶，天佑阳贱阴，因而性善情恶。要为善去恶，就必须依靠“王教之化”。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是为其教化论张目的，而其教化论又是以君主至上、政治第一为归依的，它体现出中国古代学术、教育、政治混而为一的特色。

　　三统循环的历史观　董仲舒受阴阳家“五德终始”理论的影响，采用三统三正的学说论证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三统三正理论源于公羊家为论证“大一统”的合理性而创立的“三世”说。“三世”，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世”的治乱兴衰有内在规律和秩序，分别是太平、升平、衰乱社会。而由衰乱到升平再到太平，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董仲舒发挥《公羊春秋》的三世说，提出了“三统”“三正”的理论。三统，是夏商周三代的正朔的合称。夏正建寅，以农历正月为岁首，称为人统；商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称为地统；周正建子，以农历十一月为岁首，称为天统。每一统崇尚的颜色不同，夏商周三代分别崇尚黑白赤，故三统也是黑统白统赤统的代称。三正，是古代历法周正、殷正、夏正的合称。三正分别以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月的朔日为岁首。董仲舒的三统说认为，天道终而复始，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朝代迭相转换，因而“新王必改制”。改制的首要任务和显著标志，便是改“正”“朔”，以表明新王是“受命而王”，新统取代旧统，具有“天意”方面的合法性。董仲舒三统循环的历史观，是要维护既成的社会秩序，以“奉天法古”为旗帜，在“守成”的前提下，因时应变，实行改制不易道的改良。同时，更是要“为汉制法”，将汉代政教制度纳入儒家理想的正轨。

　　地位和影响　董仲舒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代宗师，是汉一代思想文化模式的设计者，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形态的奠基人。他利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铸先秦儒学，以儒为主统合诸家，把儒学发展到新的高度，是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一流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仅“为汉制法”，成为汉代文治政府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后世统治者和知识阶层行动的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