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北京大学同事在北京中山公园，左起为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中国文化书院供图

　　1988年6月23日，儒学大家梁漱溟先生逝世，至今已经过去35年。今年11月12日，为纪念梁漱溟先生130周年诞辰，“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三讲“梁漱溟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在北京大学开讲。

　　梁漱溟是世界公认的现代新儒学开山者，他一生都在中西文化比较之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重新绽放光彩的机会。他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由“入世”到“出世”，再由“出世”到“入世”的变化。

　　可以说，梁漱溟毕生都在试图破解的思想谜题，其中一个是“中国问题”，另一个是“人生问题”。

　　将趋利避害看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少年时期的梁漱溟，曾是功利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善恶”，他曾把去苦向乐、趋利避害看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梁漱溟早期的人生观念，主要是受其父亲梁济影响。梁济以“有用处”三个字来评价世间一切事，认为有用即是好，无用即是不好。

　　梁济曾为清朝举人，但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最看不起读书人。梁济在家中说：“会做文章的人，就是会说假话的人。诗词歌赋以至八股和古文等等，其中多是粉饰门面的假话，全无实用。”他时常叹息痛恨中国事情为文人所误。

　　不过，梁漱溟慢慢发现，这种对人心的粗浅看法，存在很多疑问。功利主义中，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这种看法，最终被他否定了。

　　18岁时，梁漱溟不顾家人反对，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他毅然剪去发辫，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并做了同盟会之喉舌《民国报》的外勤记者。但不久，1912年，作为记者的梁漱溟对现实的态度开始变得灰冷起来。他看到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黑暗政治内幕，对民国初年的政坛感到极度失望。

　　受外部环境影响，年轻的梁漱溟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彻底怀疑，甚至两次想过自杀。1914年，他在写给舅父的一封信中说道：“所谓年来思想者，一字括之，曰佛而已矣！所谓今后志趣者，一字括之，曰僧而已矣！”

　　梁漱溟哀叹人生的无目的，认为世俗所追求的幸福和快乐都是有限的、相对的，并没有恒定的意义，所以通透的人生观只能取出世。

　　在困扰中，他完成了《究元决疑论》的撰写。可以说，这篇最能代表梁漱溟出世思想的文章，是他四五年来研读西方哲学对人生所作思考的一次小结。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也正是因为《究元决疑论》的发表，1917年10月，年仅24岁的梁漱溟受蔡元培邀请，正式来到北大授课。梁漱溟晚年回忆：“我是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忆往事，真可谓培育之恩没齿难忘。”

　　但彼时，梁漱溟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在场的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我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蔡元培犹豫了一阵才回答。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

　　由此可以看出，年轻的梁漱溟，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心安，更是决心入世解救世道人心。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父亲的去世，是梁漱溟思想转变的加速器。

　　1918年11月7日，父亲梁济问他，“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老人说完便离开家门。3天后，梁济穿戴整齐在积水潭投湖自尽。

　　事实上，这个回答对梁济来说，只是一种绝望。在梁济的世界中，他只能看到西方的强势文化，认为中国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旧观，生活只是苟且偷生，不具任何意义。但梁漱溟与父亲持不一样的观念，他认识到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既可以发挥西洋的未来精神，也可以挖掘中国文化的潜力。

　　在现实环境的刺激和催逼下，梁漱溟愈发从出世意念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位使命感极强的人物。他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4年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他全力发挥孔子思想，在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书中，他将人类生活的问题分解为三个阶段，即人对于物的问题、人对于人的问题、人对于自己的问题，由此三个问题演化出“三大系文化”。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之构想也因此而产生。

　　他认为，西方文化为“本来的路向”，代表入世的、向前的人生态度；印度文化为消解存在的路向，代表出世的、向后的人生态度；而中国文化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是积极的入世主义，也不是消极的出世主义，它“随遇而安”“调和持中”，不出不入，亦出亦入，恰到好处。

　　梁漱溟肯定了西方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并热情拥抱了中国文化，急切呼唤它的复兴。

　　此文发表后，梁漱溟迅速成为众望所归的新一代儒者的代表。

　　始终坚持对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思考

　　1924年夏天，当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华访问时，梁漱溟俨然以当代儒宗的身份前去与之会晤。境遇的改变，频繁的社会活动，以及日渐隆起的声望，俗世间的精彩，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梁漱溟的身心，充溢着他现实的生活。

　　梁漱溟用全部精神，在现实社会中一展抱负。在北大待了7年后，1924年他辞掉了北大教职，在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他看来，乡村建设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他的“思想家”身份大为褪色。十年乡村建设活动和十年“奔走国事”，使他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行动的儒者”，对终极性的思考也淹没在喧嚣的尘俗和杂乱的奔忙之中。不过，随之而来的“文革”，使梁漱溟在亲历人生况味后，不得不重新思考世间的意义。

　　“文革”期间，梁漱溟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隐遁状态，越来越远离了所追求的世间的中心。从喧嚣和奔忙之中逐渐落入淡泊和寂寥，世间的意义和现实的价值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小。他意外地向世人宣称，“其实我一直是持出世的思想”，将思想的指针又重新指向了出世。

　　梁漱溟晚年创作的《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代表作，明显地又接上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话题。他重提了人生三大问题之说，这虽是旧闻，但意义确已不同。他说：“人对自己问题的学术，是打通世间出世间的学问，即是彻究乎宇宙生命的学问”。

　　此时，梁漱溟更多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性和文化的终极意义来谈论这个问题。在《人心与人生》的结尾处，梁漱溟得出了以下结论：“世间法者，生灭法也；生灭不已，不由自主。” 就根本而言，他对出世思想做出了最高价值的认可。

　　纵观梁漱溟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复杂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他内心深处始终坚持对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思考。当社会和人生的关系较为条畅之时，他对世间意义的把握更多表现在有目标的、自觉的行动之中；而当面对社会显得无力无奈之时，如何来说明世间的意义，便成为他的主要关切。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落下，享年95岁。

　　（根据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三讲——梁漱溟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