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8年11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已决心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

　　离开家前，碰到来与他讨论欧战新闻的梁漱溟，问道：“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的自杀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徐志摩在纪念文章中说：“梁济的自杀是一种特殊价值，梁济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随你叫它什么吧：天理、义、理想或是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甚于生’的那一点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这一行为具有用不可磨灭的精神价值。”

　　梁漱溟也是为某种理想而活的，并且坚信自己需要活着。

　　抗战时，因组建民主同盟，担心被当局迫害，他转移到香港。但香港很快被日军占领，他只好与一群难民乘渔船逃往澳门，途中有日军炮火，九死一生。后来有记者问其当时感想，他说：“我是要有大担当而尚未完成的人，倘若今天就死去，中国大地，山川将为之色变！”

　　梁漱溟以儒家道统自负，坚持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有三部主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文化要义》（1945）、《人心与人生》（1975）；实践上则倡导乡村建设，并在山东邹平进行试验，试图以教育农民，重建农村来发展中国，在当时的乡村建设潮流中，持续较久，成效也比较显著。

　　二

　　《最后的儒家》出版于1979年，是美国学者艾恺写的人物评传。本书出版前，作者没有见过梁漱溟先生，之后却有机会与他作两次访谈。主人公自己对这本评传是比较认同的。

　　作为评传，本书夹叙夹议，大体从四个方面对梁漱溟进行讨论：

　　1. 一是家庭，主要考虑梁济的选择对梁漱溟的影响；

　　2. 二是思想，主要围绕《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与它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

　　3. 三是乡村建设运动，比较了梁漱溟与其他乡村建设派的各种思路，并讨论在邹平的具体实践；

　　4. 四是抗战期间及之后的政治活动，主要评述梁漱溟的政治参与与疏离。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把梁漱溟的中国文化优越论与其它落后民族，比如印度和斯拉夫民族的类似思想作比较。

　　显然，面对自己落后的客观事实，各民族一方面都要求进步，另一方面也坚持自己在“精神”上的优越性，以及这种优越文化必将解决列强所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拥有光明未来的信心。

　　作者在副标题中所谓“两难”，主要即指此而言。用作者的话说：

　　当这些文化单位面对现代文明时，他们就把它理解成“异族文化”，于是就在“进程”和“道德”之间产生了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指出的那种张力。

　　为了坚持这种优越性，梁漱溟只能以他对西方社会的简单想象，和对西方思想家的一些言论的片面理解，来完成其阐述。当然，作者论及这个问题时，笔下是满含宽容与同情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直把梁漱溟和毛泽东进行比较，暗示中共的农村路线受乡村建设派的影响，甚至毛泽东的一些思想也是受梁漱溟的影响而来。就这个问题而言，大概我们读起来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吧！

　　照理说，作者也没有必要往主人公脸上贴金，只能推测，作者对中国农村发生的土地革命，以及后来的合作社运动，特别是其社会经济背景，可能了解不多。

　　三

　　以今人的眼光看，梁漱溟先生的思想固然包含一种“现代化的两难”，其乡村建设实践又何尝不是如此？

　　乡村建设实践一方面是梁漱溟先生思想的延续，期望实现一种“温情的儒家社区”；另一方面，也是他政治选择的延续。梁漱溟早期参加同盟会，后来感到政治肮脏而决意退出，希望从乡村建设开始，一步步实现中国的发展。

　　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这种乡村建设实际依赖于外部输血，无法持续，更难扩展，建设成果也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

　　比如当时搞得比较好的丝织业，在日本棉纺织业的冲击下瞬间覆灭。而日本侵华，更使这种乡村建设彻底失去可能。

　　许多人评价梁漱溟先生在政治上“天真”，一方面固然指其宁折不弯的气节，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用于评价他这种乱世之中避开政治，所谓“踏实做事”的选择。军阀纷争，虎狼环视，哪里容得下他慢条斯理的建设呢？

　　与需要外部输血的乡村建设运动相反，中共的农村路线是为了建立更高效的组织，提供更强大的动员能力，以支持革命斗争、抗日战争、乃至于后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

　　也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作者把农村路线与乡村建设运动进行比较，并暗示其相似性，可能并不合适。

　　这是乡村建设实践在政治上的矛盾，或者说“两难”。

　　而在思想上，梁漱溟先生所谓“温情”的儒家社区，历史上大概从来没有过，未来恐怕也不会有。他所期待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实践中当然是要碰壁的，那些接受培训，准备深入农民之中的学生，很快就变成新的官僚，在城市里面为了老婆孩子而积极钻营。

　　而乡村建设取得成功的部分，主要无非借助技术引进、使用新的农业品种，以及组织军事训练，减少匪患而已。与儒家精神的教育与倡导并没有直接关系。

　　这是乡村建设实践在思想上的矛盾，或者说“两难”。

　　四

　　历史的潮流浩荡，数十年后的我们，回顾当年先贤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具体事情而言，当然容易有不同理解，不同判断；而就精神意志而言，却不能不生出许多景仰，许多敬畏。

　　《最后的儒家》这本书，持论中肯，观点颇有启发性，语言明白晓畅，引人入胜，是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