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民众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途径。民众教育有两个着眼点，一个是教育与社会结合，教育应主要解决本地的问题，重用本地人才，关注本地民生；另一个是培养新民众，将伦理本位的传统农民转变为社会本位的新农民。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

　　大约70年前的一个清晨，山东邹平许家道口村的村民唱起了“早起歌”：“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勤俭孝友，慈幼敬老，乡村风俗自好，力田而食，布衣亦尊，天下将太平了。”

　　这可以算作中国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中的一个剪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影响很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出现了博士、教授下乡现象。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陈志潜等人走到田间，探求中国农村积贫积弱的解决方案。

　　完全不像一名中学生 

　　“我的家庭，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中，没有在乡村生活过。我是怎样去搞乡村建设的呢？怎么起了这么个念头呢？这要从我的中学时代说起。”梁漱溟在《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这样写道。

　　中学时期，他经常阅读《国风报》、《民主报》、《北京日报》、《帝国日报》等大量报刊杂志，并且收集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整三年６大本和《新小说》全年１本，反复阅读，受益良多。这时的梁漱溟谈起时局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完全不像一名中学生。

　　梁漱溟1893年生于北京，其父梁济。梁漱溟小时侯体弱多病，还显得有些愚笨，却爱独立思考。虽非才思过人，但是天性忠厚，用心细密，精明能干。

　　梁家几代都是举人、进士出身，祖母、母亲也都读过不少书，是“书香门弟”，但梁自幼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梁济对梁漱溟十分疼爱，教育方式也开明而宽松。梁漱溟9岁时，他积蓄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了，到处寻找，并怀疑别人，吵闹不休。第二天，梁济在前庭的树枝上发现了这串钱，知道是梁漱溟自己遗忘的。他没有声张，只写了一张纸条：一小儿于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知其糊涂云云。并将纸条交给梁漱溟，梁漱溟看后省悟。

　　1906年，梁漱溟考入了顺天中学。他很少看中国旧书，国文讲义照例不看，国文课照例不听，但作文成绩却时常被取为第一名。他尤其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落俗套，有时能得到先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称赞。但有时却不为先生所喜，获得“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评语。

　　在梁漱溟的早期教育中，有两个问题时常困挠着他，一个是人生问题，另一个是社会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的探索使他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和东方儒学之间，成为一名著名学者；而对后一个问题的探索，使他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国革命，投身于乡村建设等社会运动中，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

　　困扰于人心问题和人生问题 

　　在人生问题上，梁先生选择儒家的生存处世方式和态度，即积极地改造社会，社会主义的部分思想影响了梁漱溟，使他突破传统的“伦理本位”达到“社会本位”。在实践领域，梁漱溟做的两件大事是：复兴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且以儒者的方式实践儒家的精神，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复兴中国；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和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政治运动，从社会政治角度复兴中国。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辛亥革命爆发。梁漱溟加入《民国报》，主要担任外勤记者。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没有解决梁漱溟所思考的社会问题。通过两年多的社会经历，使他对社会心生厌倦，甚至悲观厌世，曾两度自杀，幸好被朋友救起。

　　在对人生问题连续几年的探索之后，梁漱溟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了《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并凭此进入北大执教，而且与当时正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的毛泽东结下了不解的缘分。1938年梁漱溟赴延安，毛泽东说：“梁先生，您还记得不？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员，读到您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您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1920年秋，梁漱溟在北大发表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梁漱溟的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称赞的人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而诋毁的人则认为他是封建主义卫道士。从1922年开始，梁漱溟先后到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宣扬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抱负。

　　转向教育救国 

　　1922年爆发了直奉战争爆发。看到民不聊生的局面，梁漱溟痛心不已，和李大钊、蔡元培等人发起裁兵运动，并由蒋方震草拟了《裁兵计划》呼吁全面停止内战、废督裁兵、化兵为工、重建和平。此后又于当年5月，联合胡适等十多人又共同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组建一个好政府，为社会谋福利。但是这些呼吁根本无法改变手握军权的军阀们，梁漱溟开始意识到，政治主张并不能救国。他开始转归于文化问题，即从教育入手改造文化，通过改造文化来改造社会。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中国的问题自有中国的解决办法，“假令中国社会将来开出一个新组织构造的路子来，一定不是从国家定一种制度所能成功的，而是从社会自己试探着走出来的；或者叫做一种教育家的社会运动，或也可说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开出新构造。”

　　1922年秋，他在上海《中华新报》宣布，今后将致力于教育问题。

　　梁漱溟认为，由于所处时世不同，教育担负着不同的作用。平时（天下安定），教育的功能主要是“延续文化而求社会进步”；变时（社会改造），教育“要在能减少暴力至可能最小限度于其前，能完成改造达可能最大限度于其后”，意思是，社会变革时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减少社会矛盾，改造社会与新形势相适应。而教育之于社会改造，一方面是继承传统民族固有文化，另一方面是如何企及现代文明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偏于情智，讲的多是君子之道，而西方则注重知识传授。中西教育各有所长，他认为知识只是教人以方法，授人以工具，对生活起一种辅助作用，做人却是教育的根本。对比当时国内的教育现状，他认为当时的教育改革走得太过，只是刻意模仿西方，忽略了受教育者心理和生理各方面的协调。他主张教育应着眼于一个人的全面生活，领着他去走人生之路。作为教育者，必须和受教育者结成亲密的朋友关系，去影响、指导受教育者。

　　1921年，梁漱溟曾提议在曲阜创办一所大学，但因缺乏经费和师资，生源和办学经验也不够，只好先办一所中学和一个学会。经过与政府的协商和朋友的多方努力，梁漱溟选定山东第六中学即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办曹州中学的同仁将作为日后办曲阜大学的同志，而曹州高中成为未来曲阜大学的预科。1924年夏，曹州高中正式成立，第一届招收两个班共80人。梁漱溟根据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并不规定收费标准，学生家长有钱的多出，没钱的少出，希望由此替教育界开出一条新路。同时，梁漱溟还在曹州开设了重华书院，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希望能够为将来创办曲阜大学做准备。

　　此次办学以懊恼和沮丧结束。1925年春，梁漱溟回到北京清华园，隐居两年。此次退隐，是梁漱溟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从他的《人心与人生》中可以看出，这种苦闷除了个人的不幸与困难外，更多则是因为看不清中国的出路。

　　从乡治立国到乡村建设 

　　1925年，当梁漱溟在人心和人生问题上苦闷之际，革命形势更为乐观，广东局面渐趋统一。梁漱溟的许多朋友都劝说梁漱溟也离开书斋，到社会上感觉那清新、活泼的时代气息。1926年初，他派弟子王平叔、黄艮庸、徐名鸿等前往广东实地考察。从此，梁漱溟彻底放弃了西洋道路，对中国传统的立国之道更加坚信。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中国的出路，那便是乡治立国。

　　对于乡治问题，梁漱溟早有所思考。早在1923年春，他在曹州中学讲演时就已提出“农村立国”的说法。直到1927年，梁漱溟才消除疑虑，并准备干出一番事业。

　　从1929年2月开始，梁漱溟带着冯炳奎、周用、马毓健、伦国平等人，先后参观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师范、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江苏昆山安亭乡徐公桥试验基地、晏阳初主办的河北定县翟城村试验区等地。通过对比各地经验，他认为中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解决问题必须从全局入手，统筹安排，协调并进。基于上述观点，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乡村建设理论。

　　梁先生的救国根本思路就是“从根本的乡村入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复兴为基础，引入西方的团体和科学技术，实现中国的根本复兴”。在实际操作方面，即以乡农学校为基础，通过“政教合一”的制度，来推动乡村自治组织的产生以及技术的推广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文化复兴和新结构重建。他在《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中说：“愚以提倡乡村建设运动，于某一意义上亦得说为民众教育”。乡村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么让人们去适应新生活也需要通过教育去实现。

　　他的民众教育有两个着眼点，一个是教育与社会的结合，主张教育应主要解决本地的问题而开设，重用本地人才，关注本地民生，教育应着眼于本地大多数民众，重视职业教育；另一个是培养新民众，着眼点就是将“伦理本位的传统农民（民众）转变为社会本位的新农民（民众）”。梁漱溟认为，“团体意识”和“公共意识”在完善村民们的义务观念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梁漱溟通过在邹平实验区建立了两级的教育机构：研究院和乡农学校，研究院负责全县乡村建设骨干人才的培养，乡农学校是针对县以下农民的，主要是成人教育。

　　研究院、乡农学校等教育体系建立之后，梁漱溟按照传统儒家的方式确立了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即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是建立在行政的基础之上，老师也是行政长官，负责教导民众的同时也掌握行政权利，全县的民众都是学生，是教育的对象。

　　研究院设有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卫生院和图书馆等。研究部的设立是为了普遍地倡导乡村建设研究，为学术界开风气并研究具体的建设方案。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是为了训练乡村工作人员，并且下设服务人员指导处，安排导师到各县巡回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社会调查部负责实地调查工作，并编写各地乡治状况的书籍。农场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培育优良品种并大力推广，从而提高农村技术与生产力水平。

　　乡学的主要事业是进行乡村自卫训练，组建民团，维持地方安宁与秩序，对民众进行组织纪律教育，灌输民族意识。

　　除了配合农场等开展的新技术推广，乡学和村学还极力破除一些旧风陋习。例如梁漱溟还支持在邹平成立了一些类似“乡村改进会”和“忠义社”的道德协会。这些组织是在乡学村学的鼓励下，村民们以互相劝诫和相互监督为目的组建起来的。目的就在于清除那些在当时部分乡村还颇为盛行的“落后而有害的习俗”，如缠足、抽鸦片、吵架斗殴等。有些村庄的协会还把道德劝诫编成歌谣，在这些村庄里，全村人每天被召集在一起“朝会”，通过朝会来培养农民积极向上的精神。

　　通过这些各种社会教育方式，梁漱溟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传统的社会文化，培养新农民。在乡学、村学之外，邹平还推行短期义务教育，利用在学的优等生来教育失学儿童。

　　基于自己在山东邹平的社会实验，梁漱溟于1933年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国民教育会议之后提出适用于全国的教育方案：《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遗憾的是，这套对于今天已经大部分实现的教育草案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

　　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与晏阳初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形成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民间运动，但是最终都因日本侵华而告终。梁漱溟在1935年10月25日的一次讲演中总结到：乡村建设有两大难处，第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在今天看来，尽管梁漱溟力图通过文化改造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注重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新知识灌输和新伦理建设，但毕竟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没有认识到农民的潜在革命力量，只把希望寄托在少数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家身上，使农民没有成为社会主体去参加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