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新于我，只知他是诗人、作家、企业家。当这部《现代企业文化研究》摆到我的案前时，我有几分木讷了。

教授们、博士们、专家们的这类书我见得太多了。引经摘句旁征博引笔下万言不知何物。依我理解的李永新，怎么会操笔去写这一类的大作专著呢？

我心中有话想说，永新，你何必要如教授们那样给自己脸上贴金呢？

但是，我们毕竟是老朋友了，永新的前几本书我都是细读了，并作了点评的。不管这本书是不是教授级的煌煌大著，我总是要读上一遍。再说，我认定李永新绝对不会死在西方人机械的逻辑架框中（中国大批专家学者就是这样死的）。

正如永新事后对我说的，论文总得有个论文的样子。这本书的前半截基本是学者路子，水平虽然不低于大教授们，但我仍是不喜欢。

李永新就是李永新，他是一个任何一种现行的人们熟知的思维方式都罩不住的奇才。一到联系实际，讲起他的“鹤煤”来，马上就是自己手中的笔的主人了。

认识永新好几年了，透过他这本书第三章之后的文字，在我面前又重生了一个生气昂然的李永新。他极力想摆脱这本书前半截他自己为自己构造的所谓企业文化理论，如数家珍般讲起了他与他的企业十年艰苦改革之路。

十分可惜，这本书的专论架框局限了他，如果改换一个角度，按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写他的煤矿、他的部下、他的工人、他的奋斗，鹤煤人一串串的艰辛的脚步，如此成文，大概这篇文章不会次于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对人心的震动。

我相信对这一点最了解的，应该是鹤煤的十余万员工家属。他们太了解他们的老局长是怎样带领大家走过这十年漫漫长路的。

望着今天的鹤煤，辉煌的迎宾馆，办公大楼；温馨优雅的福田小区，鹤壁俨然是座现代化城了。一座座现代美的矿井，一栋栋高楼大厦，一个个花园小区，我似乎看到了李永新与他的战士们十年来的泪、汗、血……争吵、苦恼、烦闷……

“俱往矣”，这句话对于今天生活在福田小区中吟诗作画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轻松啊!但对于李永新和他的战友们来说，就只是在大大喘了一口气后的一声长叹?

当我们今天听到欧美各国叫嚷着“中国威胁”的时候，人们大概忘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3年，中国经济，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大改革大振兴，经历了一个多么可怕的曲折。李永新在他的这本书中反复提到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冲击。事实上又何止是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在转型中，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经历着任何民族都不曾经历的剧疼。不健忘的人们，一定会记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把这个历史时期比喻为“地雷阵”。

全国是如此，煤炭企业更是灾上加灾，鹤煤也几乎是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李永新正是在此时临危受命的。其艰难、其艰苦不是亲历者是无法与之言的。

可惜的是，永新现在这本书是一部专论，必须把那活生生、气昂昂的生命运动割裂为条文。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李永新，对于鹤煤人，对于我们这些老朋友，仍然可以从书的字里行间读到那泪、那汗、那苦闷、那担惊、那奋斗、那艰辛……

此时我们才能在书中又找到了李永新，是学者的李永新，是实干家的李永新，也是诗人的李永新。

我坚信，那时的李永新，西方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编成理论对他只能是个梦。面临十几万人张着咀嗷嗷待哺之时，我更相信李永新身上的中国人的豪气、诗情、义烈、勇敢起了更大的作用。

当然，如果要用西方人的管理理论硬套这一历史阶段，鹤煤人的挣扎，也不是不可以编成条条理论，但那确实是有几分落于滑稽了。

我这样说，不是说李永新的这本书有什么不妥之处。文章是人做的，这样的文章也只能这么做。我只是提醒人们在读李永新这本书时，一定要透过它的外在的西方的论理的逻辑的死框子，看到李永新骨子里的诗人魂。

正如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对一个文士讲的，李永新的实践既不是什么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也说不上是什么东方企业管理模式，而只能是地地道道的诗人加实干家李永新模式。

我们这么立论不是没有依据，你真读懂了李永新这本书，你就会觉得我是对的。如果你对李永新这本专著摸不着头脑，便请看看这本书的附录《念好二十八字经，走活鹤煤发展一盘棋》。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精华浓缩。

所谓二十八字经者，李永新又称它为老板二十八字经。到了这里，李永新管理思想的中国气派、诗人气派就展露无遗了。

依中国人看来天下事并没有西方人说的那么复杂，无非三个层次：

第一，因缘范围。

第二，所发生之事。

第三，生命主体在此范围此事中的“用心”。

在这里，生命主体的“用心”是决定一切的。孔夫子的《大学》、《中庸》，老子《道德经》的后半截，庄子的《应帝王》篇，全讲的是这种“用心”。一部《论语》就是孔子在实践中“用心”的实录。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说的这种境界。这里能有可规范的东西吗？有，也没有。说完全没有规律是胡说，以为完全有规律可循就又是愚人了。

李永新是有创造力的中国人。在鹤煤的多年磨难中，他的中国人的主体精神起到了根本的作用。现在有许多管理学家大讲要“法治”不要“人治”。企业管理要依赖制度，不能依赖某一个领导者。这些话有他的道理。“人”，当他还没有真正的生命自觉时，的确要用制度来约束一下。但是说到底，任何企业文化的精髓都不能是制度而是人，尤其是企业的领导人。企业基本规章定下来之后，领导人的基本素质、对生命的觉悟是决定的因素。

教授诸君在学习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时，当他们想把这一套传授给中国人时，大半都忘记了他要面对的是中国人。中国人与西方人是有极大区别的。近一百年来我们在学习西方时，往往忘记了我们全心全意学习的西方所谓“科学”管理体系，包括科学技术，都是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的东西。如果人类只有功利，没有审美和道德，不管你如何管也是管不了的。法律和制度都不会起多大的作用。西方文化之所以成功还有他的另一面，即他们浓厚的宗教信仰。

西方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功利的科学加极端迷信的宗教的文化混合体。我们当然要淘汰他的宗教迷信，但这样也破坏了他们文化的内在平衡。教授们转述来的西方的管理体系就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正如毛泽东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一样，西方管理体系如果不大加改造，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比如，人人都以为西方人是追求民主的，但没有人仔细考察过西方人恰是最没有主体精神的。一旦走上了一个岗位，就真能成为企业全部机体的一个部件一个螺丝钉。可是中国人不行。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人的最深处都有着强烈的主体精神，一旦有时机非爆发不可，任何人压不住。过去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那是从反面去描述的。

东西方人文的区别是个巨大的课题，不是在这篇小文中可以讲透的。我们强调这一点只是为了要强调李永新管理思想的创造性及其中国特色。

首先在于李永新批判的吸收了西方管理体系中的可以吸收的部分。

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天下事无非三部分。

第一，因缘范围。在确定这一点上，李永新运用了“两战略、一把握”“指方向、分利益”十二个字。

前六字是空间定位中照顾时间，后六字是时间定位中照顾空间。人们不要小看这十二个字的现代意义。中国的古人也懂得确定因缘范围，但那只是恍恍惚惚的东西。在李永新这里条理化了明确化了。“超前半步战略”，就是要把自己团队在形势空间中的位置找准了。下一个是“图钉战略”，实际上说的是在超前半步中自己团队的战斗序列。一内一外，清楚明白。“一把握”说白了是把握当下社会文化和经济两种动态。在这里团队运作便进入了时间态的把握，还是落脚于老子的恍恍惚惚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把握，并且不断调整在这种状态下领导人自己的心理定位，实现生命自觉，“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大大避免了西方管理理论上机械性的弊病。

其实这里已经包涵了李永新对毛泽东战略思想，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学习，没有标语口号，却把他们都融合运用到了自己的企业管理实践中。

“指方向、分利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西方管理学中的“激励”了。它包括了精神的升华和利益的分配。简单的利益公平分配在中国人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人的主体精神没有被宗教浸润，如果只有功利，个人的精神得不到升华，这个人就是流氓无产者。事实上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就是精神升华，而不是宗教感的培养。这种精神升华主要是审美愉悦的提升。鹤煤集团大搞社区文化建设，组织职工写诗写小说，其实都是从孔子的“诗教”中来的。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是“诗教”。子曰：“兴于诗，成于礼，游于艺”。这正是令中国人“文质彬彬”的基本方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正是大大忽视了这一点，才使得大量的中国人掉到了功利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李永新自己是诗人，他有这种文化自觉，才会在企业中大抓这种与企业经营看似不相关的精神升华，却又不是说教式的思想教育，而是普遍的审美教育。这里正渗透了李永新自己的生命自觉，这就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化对宗教的缺失，并且升华到一个比宗教更高的“审美人生”境界。

我为什么把这一切归为“因缘范围”呢？这是由于因缘不是固定的，终是在人的生命流程中体现出来的。如果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生命，上述的一切正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生命运动流程。所谓“人”，绝对不是抽象的个体，都表现为他的他们的生命流程。

“会挣、会融、会花、会管”八个字，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在“必有事发”中，企业的管理是一个美妙的交响，每个段落都表现为一个个的“事”。“会”就是吃透把握准，旋律美妙韵律十足。

这“会融”，当然是从现代资本运营说的。这是李永新融入现代经济，摆脱中国文化中小农经济的影响表现。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关键是这“四会” 的“会”字的提法是李永新对西方管理学体系的反撬。西方管理学虽然强调“培训”、“技训”，但这些东西往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其“管人”体系。西方管理学事实上还没有脱离最原始的资本主义的“泰罗体制”。李永新所强调的“会”，恰恰不是管出来的或上级分配的，而是自觉的生命体验。所以他在表述上用了“会”，而不是“培”、“训”这样一些抹杀人的非主体性用语。读李永新的文章一定要从他的用字用词中去体会他们的中国精神、诗的精神，因为他首先是诗人、中国诗人。

“会”的真正内涵包含着精神的骄傲，而不似“培”与“训”的精神的奴化。

李永新要求他的团队的一切人都要热衷于一个高扬主体精神的“会”字，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情。

把“感恩”与“纳言”结合在一起讲，又是只有李永新这样的诗人才可以得出的“不合逻辑”的衔接。在这里便牵扯到中国人的生命观。

西方人只认得肉身的个体人，把人的生命活动当成个体孤立的行为。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把这种生命观推到了极致，以致到今天成了西方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观。

面对黑暗的中世纪和西方几千年的奴隶制社会，文艺复兴的这种生命观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但从生命的究竟位上考虑说，这是极其荒唐的。在中国人看来，“人”永远只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当下”，离了这个“当下”，无人可说，也无“生”可说。而任何一个“当下”，都是无量因缘整体的结合，都是无量因缘的和谐运动，生命与生命，生命与它的外相，缺一因素，有一因素不和谐，这个“当下”就无法形成，既便形成，也不是“这一个”。

我们中国人一方面强调生命的绝对的主体性，这是从生命自觉说的，任何自觉都只能是某个生命个体的，别人无法替代。但是，生命一旦有了这种生命自觉就会知道，任何生命活动的“当下”都是无量因缘的整体和谐运动。

所以任何“成功”都不是自己的，而任何言论都不是“他人”的。在这样的生命观之下，“感恩”和“纳言”就是一回事了。感恩的本身就是纳言，纳言的本身就是感恩，感谢“言者”精神上的恩赐。李永新把这四字衔接起来用在管理学，也就和中央的和谐社会的提法相呼应了。

最后四个字是“用人”、“决断”。这四个字常见于各种管理学文章书籍，但在李永新这里的阐解却是大大出人意料的。一般管理学著作都会为“用人”、“决断”定下大量的原则。“惟贤”、“惟才”、“惟时”“惟势”等等。其实在他们那里没有一个概念是可以不出反命题的。就“惟贤”这个命题来说，不是有内举不避亲之说吗？在李永新这里为“用人”“决断”提出了“惟道是从”的命题，这也就是说，在“用人”，“决断”这两大问题永远尊重“当下”的选择，因为脱离了活生生的“当下”无“道”可说。这就存在一个大问题，每个人在自己的“当下”，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吗？完全用诗人的思维能把握企业的正常运转吗？其实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当下”本身是否存在假相与错误的问题，关键是“当下”中的主体是否真正“心空”，即没有面子、架子、框子。如果没有这“三子”，“当下”就是智慧本身，如果要出错只能是主体判断的错，不是“当下”的错。

这样说太抽象了，不好懂。如果要用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来说，人们就好把握了。但是请人们注意，邓小平在讲摸着石头过河时，有两个前提，第一是不争论，即没有先入为主的框子；第二是发展是硬道理，如果把“用人”、“决断”当成一个生命流程理解，不武断，不专横，“慎独”，“不自欺”，“吾日三省吾身”，“日惕夕惕”，一切等待“道”的认可，就不会出任何错误了。你注意到了吗？在一个诗人作诗的时候，要多么耐心地等待“灵感”的到来呀，“灵感”正是“道”的显现。

李永新是诗人，也是企业家，他是把他的企业当作一首史诗来写作的。他也同时希望他的员工都成为诗人。在这一点上，他也许只是一种生命本能的爱好，未必达于孔子“诗教”思想的自觉。但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不断转换，构成了李永新独特的企业家意识，这种意识的最根本特点是使他有别于别的企业家，尤其是西方的企业家，不再会不自觉的陷入功利主义泥潭了。甜是美、苦也是美，成功是美、失败也是美，李永新永远活在审美的“当下”。这才是东方人的人生。

有人说企业的最主要的要求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要求恰可能不是李永新的真正追求。如果你要不相信，就请翻翻李永新的一本本诗集，除了这些字面上的诗，他也是把自己的企业当诗来创造的，审视的。

其实这正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根本区别。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时代起，主导的价值观就是功利主义的。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其社会每个细胞都充满了铜臭味。长期以来我们大讲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文化，万万没有想到，当没有宗教伴随时，这一种“先进”中包含着浓厚的纯功利主义的东西。这种功利主义的东西在今天恐怕已经深入了许多中国人的骨髓，我们这个走向盛世的民族时下文化中的最大障碍，正是这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泛滥。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员大大警惕的。李永新正是有这种自觉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的传统文明最根本的特点是文质而彬彬的书卷气，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审美第一的民族。看一下中国人的饮食吧，这种最具民族特色的风俗，它追求的是色香味的审美判断，而不只是西方人的吃饱养身。中国人的建筑服装，无不充满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中国的第一杰作《红楼梦》，其意义并不光在社会层面，而是它塑造一大批高层次的审美精灵。如中国由今及古的名家沈丛文的小说、八大山人的画、王羲之的字就都是诗经遗韵的“玉”，所以才被人们屡屡称誉；鲁迅的魂，事实上就是《离骚》魂，不然不会引起中华民族百年的社会震动。

一句话，中华民族无“宗教”却有“诗”，中华民族是一个诗化民族。

“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是把《诗经》列为第一课本的。

我们以为真正的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理解中国文化的这一精髓，即“诗教”精髓，不然是形不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的。

光看李永新的书面文章不行，我希望大家到鹤煤集团来好好参观一下。

鹤煤集团就是李永新的一首诗。

到了这里，人们大概可以理解我为什么给此篇文章定名为《中国企业中国诗》。

我可以断言，中国的企业家要建立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高绩效企业文化，不是到《孙子兵法》、《鬼谷子》、《管子》中去找智慧，而是要到《诗经》、《楚辞》中去找精神。

2006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