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篇

　　利国以仁义为本

　　【原文】1.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己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与货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忠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己矣，何必曰利？”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问：“老先生不远千里来见我，将会对我国有什么好处呢？”

　　孟子回答：“大王为何非要谈好处呢，只要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大王开口就是‘对我国有好处吗？’世家贵族大臣开口就是‘对我家族有什么好处吗？’平民百姓开口就是‘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吗？’这样从上到下纷纷追求利益，那么这个国家也就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了。在一个拥有万乘车的国家里，犯上作乱杀其君主的肯定是拥有千乘车的世家大夫；在一个千乘战车的国家中，杀君犯上的一定是拥有百乘车的大家氏族。在万乘国家中就能拥有千乘；在千乘国家中就能有百乘，富贵程度实在是够高了，但是处在先谈私利后讲仁义的情况中，不杀君夺权独占整个国家便永不会满足。讲仁的人决不会遗忘其父母亲人，有义的人不会做出不忠于君主的事来。大王只要仁义为本，就足以保国安民了，何必开口要好处呢？”

　　【解读】

　　孟子这节讲的是“利国以仁义为本”的哲学道理。治国以仁义为本，是儒学德政礼制之根本。孟子如此“崇德胜于好利”的政治思想，或许我们今天讲究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难以理解。但是孟子如此“崇德胜于好利”的德政思想文化却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传统文明。尚德胜于尚利以仁义为本德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故此，“利国以仁义为本”的哲学观念，必然其内在一定有他不可否认的哲学道理。

　　梁惠王，是战国时代魏国君王，“惠”是他的谥号。

　　梁惠王他之所以欲利而不尚德，这与他所处诸侯争霸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时代有必然关系。春秋战国长达几百年，自尧舜、夏、商、周两千年的传统德政文明，在这个时代己经丧失殆尽了。各诸侯国都处在个自为政，为争土夺利战争不息之中。在如此礼崩乐坏，道德乱伦的形势下，梁惠王一见孟子所问的第一句就是，你老先生能给我代来了什么利益了吗？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如此所言道出了孟子政治思想之本义。孟子认为治理国家之根本在于继承弘扬先圣时代“好善忘势”的仁政王道率人善本天性立道施教，以仁义来治国平天下。遵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政礼制，才能使百姓“有耻目格”从而人人崇德好礼，自觉自律，耻恶从善。孟子观念是人无不向善，无不好仁，唯有遵守仁义道德“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才能得人心，统民志，获民信。孟子如此以“尚德不尚利”的观念来劝谏梁惠王，仍然是继承孔夫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的政治观念。

　　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这是在赞扬尚德不尚力的仁政王道，得民心得天下的政治思想。百姓不可能以封销边界就可以固守住，国家也不是能以山川险阻就能保住安全。拥有仁义道德的政权，必获众助；失去了仁义道德的政权，得助必少。如此观念正是孔子言“德不寡，必有邻”（《论语·里仁》）的道理，意义在于得民心得天下。

　　以仁义道德治国为利，而不是以财富与国防实力为利的传统文治德政思想，其内涵哲理十分深刻。虽然如此尚德不尚利的政治不适今天之时尚，但是“利国以仁义为根本”的传统德政思想，其理论是完全与人固有善本天性相吻合，与“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人心无不向善，人心无不向仁的儒家仁本政治思想相契合，是亲人政治之道。

　　［王曰：‘何从利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庶人曰：‘何以利我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的这段论述确定了政权欲利不是利国，反而是害国的理论。孟子说如若国君，贵族大夫，平民百姓从上到下不崇尚仁义道德，互相争夺的都是为了利于自己，这个国家也就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了。孟子所要讲的道理是，全国上下都为了自己争夺利益，必然会消弱仁义道德的产生与发展。利益相争必将会产生“放于利，多怨”。（《论语·里仁》）欲利不崇德必会产生“为仁而不利，为利而不仁”人生价值观。全国上下丧失仁义道德，自然就会产生争权夺利的各种贪欲，贪欲是万恶之根。由于贪欲泛滥将社会秩序推向利益分争，社会就会丧失安定，上下交征势必会消弱百姓的扩大再生产的资源与力量，苛政与百姓争夺利益，其结果是杀鸡取卵，自毁长城。

　　儒家倡导的仁政王道政治思想，又是如何富民强国呢？孔子说：“先富，后教，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如此强国之道讲的是先让本国的百姓富起来，然后对百姓实行道德文化教育。本国百姓为自己国家文明进步而欢欣鼓舞，外国百姓必将慕名纷纷投奔而来。孔夫子如此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就今天而言不可否认。

　　孟子认为国家欲利于政权，仕大夫欲利于自己，这样必将会形成上下交征，百姓在层层的苛政盘剥中，就会丧失生存的衣食基本保障，从而消弱了百姓扩大再生产的物资力量。如此杀鸡取卵之苛政，破坏了先民富，后国强之规则，这样的国家能不岌岌可危吗。

　　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圣人讲的是治国安邦兵可舍，食可弃，唯民信不可失。无兵有民信可重建，无粮有民信再生产，如果这个国家丧失了仁政王道，治国如齐家的民信，就像大树坏了根，江河断了源一样，这个国家也就明存实亡了。周朝一统天下八百年，在这个朝代中有几十代人生死交替，靠的正是德政礼制广得民信。孔夫子的这段论述是对治国“不以利为利，以仁义以为利”政治思想最切合儒家思想的解读。

　　［万乘之国弑其君，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孟子这段论述主要讲的道理是，欲壑难填的贪欲之害。说的是贪欲是万恶之本的道理。这段论述所说明的道理是，舍弃仁义道德的政权，由上至下皆不崇尚道德，都以利益为目的，就会产生争权夺利，在欲壑难填的促使下，无所不用其及。孟子说丧失仁义道德的政治秩序，就会滋养贪欲盛兴，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比弱肉强食的禽兽更残酷，禽兽只求食饱，人的贪欲是整个天下。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如此所言讲的是，一旦丧失了仁义道德，贪欲无所不用其极欲壑难填。唯有将仁爱与羞耻之仁义道德发扬广大，形成社会风尚，全国上下崇德好礼蔚然成风，久而久之成为民俗化，世俗化，才能有效的树立“尚德不尚利”的社会风尚，才有益于建立不治而致的社会秩序。“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如此之言是孟子是警示欲壑难填其危害之严重性。如此之所言不仅仅是对治国而言，对每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同样很有广泛的学习价值，欲壑难填，害人非浅。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忠其君者也］

　　孟子如此所言讲的是“孝悌政治”与上行下效的“絜矩之道”政治规则。讲的是“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与治国如齐家的理论。“孝悌政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论之根本，是治国如齐家仁政之基础。

　　《大学》中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梯”。说的是在上位的领导人能做到孝悌之道，百姓们就会学着去做。在家能尽其力孝敬父母，亲爱兄弟，把如此亲情转移到社会上，就能做到忠君敬长，天下皆兄弟。如此所言讲的正是“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忠其君者也”之规则。

　　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君正天下平”（《孟子·离娄下》）如此上行下效的絜矩之道，讲的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儒家倡导上行下效的絜矩之道正是为天下树立“道德王”的形象。身居高端的君王应当以身作则成天下百姓的表率与楷模，这才是仁政王道政治规则。所以孟子最后说，君对天下仁，天下对君忠，君对天下义，天下就不会违背你。大王只要以仁义为利，遵守“孝悌政治”治国平天下才能富民强国，何必开口就要“利”呢，“利，不是利国而是害国”孟子如此之结语就当时诸侯分争而言，是有道理的。

　　乐民所乐

　　【原文】1.2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麇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之亲。王在灵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鸟鹤鸩。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麇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时，正值惠王在宫苑囿中，环视着飞雁驯鹿，洋洋得意的问道：“那些贤士们也有这样快乐的生活吗？”

　　孟子回答说：“先有高尚的品德，才会体会到这种豪华生活的乐趣；品德达不到的人，即是有享乐的生活条件，也不会感到快乐。《诗经》上说‘开始构筑灵台的时候，细心劳作，百姓们齐心协力，没几天工夫就完成了。文王并没有催促，百姓们都踊跃参加。文王来到灵囿游览，看到了群鹿安逸憩息，白鸟羽毛光洁。文王去水塘，成群的鱼儿欢腾畅游’文王使役百姓为他修楼台，挖池塘，百姓们欢乐而倍感荣幸，尊称楼台为灵台，池塘为灵池，并且因为其中充满了鸟兽虫鱼而高兴。像文王这样的古代贤人，能够与民同乐，所以能体味到拥有楼台池塘的乐趣。《尚书、汤誓》里说‘夏桀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死去，我们宁愿与他一起死亡！’像这种让百姓怨恨到宁与他同归于尽的君王，即是他有再多的水榭楼阁，鸟兽鱼虫，又怎么能独享快乐呢？”

　　【解读】

　　孟子与梁惠王这节论述其核心是论这个“乐”字是与非的问题。什么才算真正的快乐？梁惠王与孟子的观念是不相同的。梁惠王以物质享受为快乐；孟子认为快乐的根本在于道德修身至善，获得内在欣慰，心安理得，无忧无俱，身轻心净为快乐。讲的道理是，快乐与人生价值观有必然的直接关系。梁惠王以物质享受为乐；孟子是以道德高尚心安理得为快乐，两者谁是谁非读完此文可见分晓。

　　［贤者亦乐此乎？］

　　梁惠王得意洋洋的问孟子，那些圣贤也能像我一样享受快乐吗？显然，梁惠王如此所言带有讥讽之意。那些道德修身至善的先贤们也能像我一样，享受天堂仙境一样的园林吗？梁惠王如此所言，有所不诚服古代那些受人尊敬的先贤之意。

　　梁惠王在这里所说的贤者，应当是指尧舜、夏、商、周德政文明时代那些先贤。从梁惠王如此之言来看，他的思想是代表战国时代诸侯那种“尚武不崇德”崇尚霸道的思想意识。在梁惠王的心目中，已经丧失了周朝传统德政礼制，“好善忘势”的思想观念了。他之所以说“贤者亦乐此乎？”明显的代有藐视不服德政文明时代的先贤之意，暴露了他那专权暴政，丧失了仁义道德的嘴脸，所以才引出了孟子论乐的这篇论述。

　　［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孟子如此之回答所要讲的道理是，人生欲达精神安然快乐，首先注重修身至善。唯能修身至善的君子才能使自己道德意识上达“仁者无忧”的至高境界。然后才能悟懂人生，舍弃各种贪欲，获得心境坦然，心安理得，无忧无虑，泰然安康，身轻心净，这才是快乐与幸福。反之，如果道德不能修身至善，就是有快乐的条件，也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与幸福。难道不是吗？由于堆积在自己内心诸多忧患、恐惧、怨仇、憎恨、等等心不净扰乱着你，幸福快乐从何而来呢？

　　忧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孟子认为只有乐民之所乐，才是与人同乐，这才是有道德的君子，才会真正感到内心安然快乐。“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如此两句十五字，充满着仁义道德，与中华民族传统信仰。具体而论，孟子认为贤者必须把快乐建立在仁义道德的基础上，建立在与民同乐的基础上，贤德领导人的快乐不能建立在民众痛苦之上；损害了百姓，幸福了自己，贤者认为这并非是快乐的享受，反而是痛苦的自我内疚与惭愧。之所以产生如此发之内心的感情，都是由于人固有恻隐之心之仁，羞耻之心之义之天性所致。所以孟子说先修德，而后自己内心才会感到问心无愧无疚，坦坦荡荡，安然自得，无忧无惧，身轻心净的快乐幸福。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孔夫子将君子与小人用内心坦荡与内心惶恐不安来划分。孔子认为君子为了追求快乐，应当先以自身道德修身为根本；小人他不管道德只知贪欲享乐。君子怀德怀刑，所以无忧无惧心安理得；小人弃德忘刑志在怀权欲利，所以患得患失，惶惶不得安宁。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之来］

　　这段论述是孟子拿《诗经、大雅、灵台》赞称周文王造园来说事。讲的是“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的周文王，当他想建圆林的时候，天下百姓都自愿来亲自参加施工，自以为是为周文王修园林而感到光荣。在造园工程中也无人催促，百姓们都齐心协力，没有几天美丽的园林就大功告成了。孟子引用《诗经》记载称赞周文王造园来说事，其目的是在教化梁惠王那种傲满与狂妄。用周文王的仁政王道，与天下百姓如此肝胆相照，荣耻与共的品德来说明“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的意义。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孟子这段论述是在赞扬周文王与百姓情同一家，与民同乐的情景。人人都为了周文王建园尽心竭力，工程产生了神速之效，所以将台说成灵台，将池也说成灵沼。其本义这是对百姓齐心造园之神化，其实，这是民心赋于这座园林之神乎其神的灵气而己。

　　［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段论述是孟子拿《汤誓》来教化梁惠王只求自己快乐，而不崇尚道德的思想行为。《汤誓》是商汤王伐夏桀之檄文。夏桀暴虐至极，大臣们对他劝谏，他不但不听还自以为是的说自己是天上的太阳，太阳不会毁灭。恨其入骨的百姓们说，我们宁愿与太阳一起毁灭也在所不惜！由此可鉴，天下百姓对夏桀深恶痛绝到了极点。

　　孟子之所以引用《汤誓》说事，是以此为例教化梁惠王。“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乌兽岂能独乐哉？”孟子如此所言其本义是说夏桀呀，夏桀！民众对你怨恨之情，已达到了与你同归与尽的极点了，面对如此恨之入骨众愤，你还有什么幸福可享吗！即是你有富丽堂皇的宫殿，仙境之园，心怀众人之愤，惧众心皆怨自己的生命都难保，欢乐也就不存在了。梁惠王听了《汤誓》如此两言，不知他会做何感想？

　　尚武不会富民强国

　　【原文】1.3（本章分三个单元分别立目详读）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曵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食不可胜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材，材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治国家，很尽心竭力吧？河内发生饥荒，就把那里灾民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当河东发生饥荒时，我也照样做。看看邻国君王办理政事，没有像我这样尽心竭力地。可是，邻国百姓并不减少，而我的百姓并不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答道：“大王好打仗，我就以打仗来做比喻吧。战鼓咚咚，交战十分激烈，战败的士兵丢盔弃甲拖着武器逃跑，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下来，有的跑了五十步停下来。跑了一百步的人因此而讥笑跑了五十步的人，你覚得行不行呢？”

　　梁惠王说：“不行，他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同样的是逃跑。”

　　孟子说：“大王即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必去希望你的国家增加人口了。只要不违农时，粮食就吃不完；捕鱼不用过细的网，鱼鳖水产就吃不绝；砍伐木材有定时，木材就会用之不尽。粮食和鱼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使百姓供养活人，安葬死人不致感到有什么不满足。百姓养生送死无遗憾，这便是王道的开始。”

　　【解读】

　　以这节孟子对梁惠王评论来看，梁惠王应当是一个拙政好战的君王。梁惠王自以为是治国安民而尽心竭力，黄河以内遭饥荒，他就将灾民移到河东，又将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当河东遭灾他也照样实施救济。尽管如此的尽心竭力勤政，自己国家的人口并不增加，看看邻国的国君，并非像自己一样的尽心竭力勤政，但是他国的人口也并没有减少，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解读此文之核心问题。

　　孟子对梁惠王如此的尽心竭力勤政济民救灾，并没有给予赞称，而以他好战做比喻来说事。之所以梁惠王尽心竭力治理国政人口却不得增加，孟子认为，究其根本在于他好战，与其小恩小惠不知为政所致。

　　孟子说：“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是如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如此劝政于梁襄王所言所要讲的道理是，如果有不喜欢杀人的君王，天下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着他。如果真能做到仁政爱民，百姓顺从他就像水向低处流，谁又能阻挡的住。孟子的这段论述，正适宜教化梁惠王。梁惠王如此勤政为民，之所以人口不能增加其根本在于好战。由于好战必误农时，又伤害生命，故此他的人口才不会增加。

　　［王知如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孟子问梁惠王，兵败而逃有快有慢你当如何评定？惠王回答说慢者虽后也以逃兵论罪。孟子断然说“王知如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孟子如此的断然之回答，我们又当作何解读呢？孟子这是因为梁惠王好战；与士兵厌战之不同心同德才说这番话的。儒家一贯认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是有区别的。以仁伐暴的正义之师，士兵就会勇往直前而势不可挡，不义之战才是糟踏生命。之所以士兵临阵而逃，显然这是打的非正义之战，正义之战仁义之师，他的士兵是不会出现临阵脱逃的。梁惠王虽然勤政为民，人口却不能增加，是由于他好战，打的是无义之战，所以得不到天下百姓的诚服，士兵才会临阵而逃。

　　怎样才能令民诚服呢？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孟子这段论述说的是，欲得天下在于得到百姓；得到百姓的道理就是得民心民信；如何来得民心民信，就是尽可能的去满足百姓的需要，不去用政权强施于百姓服从。

　　百姓最厌恶莫过于无正义的战争，百姓的愿望是天下太平，安居乐业。孟子认为惠王好战这是人口不得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好战而违背了民心，故此，才有“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孟子如此之断言。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

　　以孟子如此所言来看，这是孟子在责备梁惠王用政治手段来调济灾民，是在行施小恩小惠不知为政。明知仁道的施政者，他知道农时刻不容缓，误农一时，丧失百姓一年的口粮，民以食为天不可不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说的是国家用兵或使役民工，一定要避开农时，百姓才能通过个人的创造力，来抵御灾荒之年。

　　［数罢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如此所言所要讲的道理是，对水产品养小食大，不违自然法则才会使鱼虾食之不尽。这段论述中包含着维护生态平衡的科学观念。

　　［斧斤以时入山林，木才不可胜用也］

　　如此之言所要讲的道理是，维护山林木材生长规律，采伐有序采大育小，才能使木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也是志于维护自然生态，内涵天人和一生存法则。孟子说农、鱼、林得到了有序的平衡发展，人们才会生者有养，死者有葬。孟子说这才是为王之道的开始。孟子所说的这个“王之始也”仅仅是对人民的生存基本要求。这与孔子所说的“先富，后教；近者悦，远者来”的政治思想其中这个“先富”相契合，说明了行施仁政王道，前面任重而道远。

　　之所以惠王尽心竭力勤政济民，国家人口不得增加，除了好战以外，梁惠王他并没有英明的政治能力，只会调济不知开发百姓潜力，实属是拙政。以孟子来看，虽然你尽了很大的努力来调济粮食救济灾民，这只能算是小恩小惠不知为政。英明的政治家志在不误农时，崇仁不尚武，维护自然生态，给百姓自由与自食其力的创造空间，才能使家家户户有足够的储备衣食，才能有足够的抗灾能力。政权只知道救灾调济，靠小恩小惠来救济百姓又怎么能富民強国呢？

　　我们通过梁惠王遗憾的自述勤政，再看孟子对他解答阐述，孟子认为之所以惠王勤政不获人口增加，是好战与不知为政所致。如此尽心竭力的勤政，不如确保农时，减少服役，避免战争，然后给百姓自由的发展空间，这才是富民强国之政。人民有了足够的抗灾能力，又减少了国政之负担，这才是富民強国之仁政。

　　梁惠王只知调济灾民，实施小恩小惠，却不知连年争战给百姓造成误农时，以及妻离子散的痛苦。如此不平安的社会局势，百姓文不得学，德不能修，如此文明落后，物质贫穷的国家，也就无人愿到这样的国家来了，国家的人口当然不会增加了。

　　得民心得天下

　　【原文】1.3（承上文之继续）

　　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从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孟子说：“在五亩地大的院子里，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丝织的衣服了。鸡狗和猪等禽畜，不错过配种的时机，七十岁的人就都能吃上肉了。一家人有百亩耕地，不要妨碍他们生产，几口之家可以不至于挨饿了。认真办好学较，向百姓讲孝悌尊父母亲兄弟之道，须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头上顶着肩上背着重物奔波在路上了。七十岁以上的人穿着丝织的衣服，还能吃上肉，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解读】

　　此节仍然是继续上文，孟子劝政于梁惠王。通过这节论述来看，于两千五百年前孟子对百姓的生活之规划，迄今令人也有那种自由幸福之感。实现与否，我们不出管他，孟子的如此志于爱民，与得民心得天下的政治思想，不容置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脉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以这段对民生规划来看，充满了自由与幸福。五亩大宅中种桑，环境优美，又能穿上丝识之衣。饲养家禽供自己父母食用，如此自耕自食，实属是幸福美满生活水平了。在这段论述中，突出了穿丝食肉皆以家中老人为先，这是孟子对孝悌之道关注与倡导，是孟子在推崇上尊下卑，长幼有序的家庭观念。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无饥矣。］

　　此段阐述之核心讲的是“勿夺其时”之言，这是孟子对梁惠王提出的警惕，民事不可缓。由于国家急欲使役百姓误农之一时，就是误人一年之口食。民事刻不容缓是政之要务，这是儒家一贯思想。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自者不负于道路矣］

　　孟子这是劝政于梁惠王，要以立学施教为政务之要，“善政不如善教”正是孟子思想观念。施教之重点是遵守孝悌之道，以此来培养百姓崇尚仁义道德，这正与《大学》中所言“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基本教育。然后将孝悌亲情介入政治，才能君仁，臣忠，官兵如兄弟；移于社会就能相互亲其亲，长其长亲如一家。我们可想而知，如果这个孝悌道德风尚于天下，你敬我父母，我尊你父母，是多么美好和谐幸福的社会啊。

　　［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这段所要讲的核心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能将国家治理的百姓都能丰衣足食，人人皆能做到尊老敬贤，长幼有序，本国的百姓欢心鼓舞，外国的百姓必将纷纷慕名投奔而来。在如此天下归心之下，你想不当这个国王也不行了。梁惠王能否听从，能否如实做到我们不得而知，孟子如此思想是至诚无息的，因为人心无不向仁，人心无不向善。

　　失民心失天下

　　【原文】1.3（承上文之继续）

　　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剌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译文】

　　孟子说：“猪狗吃着应该给人吃的粮食，而不知检查限制；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知给百姓发放粮食救济。百姓饿死了却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由于年景收成不好。’这种说法，和用刀杀死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是兵刃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大王你不把罪过推给收成，而实行仁政，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都来投奔你了。”

　　【解读】

　　此节是承上文之继续，还是孟子劝政于梁惠王。孟子的论政理论充满了爱民、痛斥暴政两种不同之情感。孟子此论可谓是直言不讳，与他敢正君非心之胆量正大光明的气质，表现了他“敢正君之非心”那种自身固有与人不同的浩然之正气。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

　　这段话是在痛斥那些手握政权视人命如草芥不道德的残暴专权。“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讲的道理是政与民的残酷之差别。有权得势的人家喂狗的食物百姓都吃不上，如此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却是视而不查，若无其事不行施救济。“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如此所言讲的是，路途旷野遍地因饥饿而死的人，当权者却是视而不見无动于衷。如此令人惨不忍睹的景象，这应当是孟子对当时天下争雄战国时代的纪实。

　　［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

　　这是孟子用比拟说事的方法，来讽刺那些不承担政治责任，不仁不义的当权者。缺粮无食之人生不如狗的百姓，尸体遍野当权者不但不自我内心愧疚，反而说是由于年景不好所造成的自然灾难所致，用如此强词夺理来推脱责任。

　　［是何异于剌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孟子这段论述与上述一样，又是用比拟的方法来讽刺不负责任的当权者。孟子说那些面对饿死人而不设法施救，将责任推给年景灾难的人，就如同似他用刀杀了人，凶手还说是怨这把刀。孟子如此之讽剌权势不承担责任，实是令人耻辱，痛恶！

　　［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最后孟子如此两言，是在劝说梁惠王，你不要做那种将饿死百姓怨天灾的人。应当心怀天下百姓，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心系百姓爱民如子；才会换来百姓与你同心同德，成为政乐而民乐，政忧而民优，他国百姓自然而然慕名投奔而来，何忧人口不增。

　　斥责以梃为政

　　【原文】1.4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乎。”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佣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译文】

　　梁惠王对孟子说：“诚愿乐意接受你的指教。”

　　孟子回答：“杀人用棒子与刀剑有什么不同？”

　　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问：“用刀剑和政治手段杀害人，有什么不同？”

　　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说：“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肥马，百姓却面代饥色，田野里有饿死的人。野兽相互残杀，尚且人们为之而憎恶，那些号称百姓之父母官，行施政务时，不免干出些类似驱赶野兽吃人的勾当来，那么，为人父母的意义何在呢？孔子说：‘发明造俑殉葬的人，大概会灭绝后代吧！’因为用了像人形貌的木偶去殉葬。照这样看，执政者又怎么能如此使百姓饥饿而至死呢？”

　　【解读】

　　孟子与梁惠王这节论政之阐述，是孟子在斥责“酷刑厉法”暴虐的政治。孟子所要讲地本义是，酷刑其性貭相当于用刀杀人一样，这是孟子对当时暴政酷刑的揭露。通过孟子之阐述当时社会酷吏之情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同时也使我们对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仁政思想，反对酷刑了解的更加深刻了。

　　［寡人愿安承教］

　　我们从梁惠王如此所言态度来看，他虽然算不上仁政王道之贤人，但是，他很尊重孟子，愿得到他的帮助，听从他对自己的政治劝说。通过一连几篇梁惠王与孟子的交谈来看，显然，两个人可谓是有所情投意合比较默契。

　　［孟子问“杀人以梃与刃，有异乎？”惠王回答“无以弃乎”］

　　孟子如此所言其本义讲的是，刀是杀人的专用器具，难道木棒就不能杀死人吗！显然，这是孟子在责备暴政使用酷刑之意。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倡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善养则养天下的政治思想。孟子身置战国混乱时代，此时，是礼崩乐坏，周朝德政礼制己经丧失殆尽，这时，随之产生了酷刑厉法政治主张。之所以孟子质问“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所言之意应当是反对斥责当时弃仁政，尚酷刑的政治思想。“以刃与政，有以异乎？”孟子如此两句八字之问，一针见血的谴责暴政酷刑，就是以刀施政的残暴行为。

　　孔夫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这是孔夫子论施政四大害之一。如此所言之意讲的道理是，对百姓不实行文化道德教育，百姓由于失教，难免有些人就会在不自觉中触犯刑律而遭严惩，甚至被杀。孔子所说的四大害中这个“虐”正是谴责“以刃与政”的行为。儒家推崇的德政礼制，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文治德政（《论语·为政》）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君王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表率天下的絜矩之道。孟子将暴政酷刑称其谓“以梃施政”是以杀戮来强治天下。如此“以梃施政”为本的暴政思想，正是春秋战国时代之时尚，违背了宽柔以教的德政礼制。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之所以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这是在责备诸侯政权，为了先军政治，征兵打仗苛敛民财之佐证。“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这是揭示暴政为了称霸于天下，对百姓横征暴敛所造成的惨不忍睹之景象。由于苛政与连年不断的战争，饥饿死伤的都是百姓，说这是“率兽而食人”不是很合情理吗？通过孟子对战国时代现实社会的描述，揭穿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丧失了传统德政礼制，天下混乱无道相互争霸，致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率兽而食人”，孟子如此之言是对以上四句话的一个总结。由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来看政权与百姓如此之差别，说明了当时人伦道德己经丧失殆尽，这时，必然下层百姓会群起造反。即有造反必行镇压，死的都是老百姓，故此，孟子用“率兽而食人也”来揭示当时暴政之残忍很恰当。

　　［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兽］

　　孟子这段论述是引用禽兽弱肉强食，来比喻那些争城夺地不道德尚武之暴政。禽兽相残令人惨不忍睹，名誉是百姓父母之官，为了扩充地域，争取更大的势力范围，却毫不惜百姓的生命，连年不断地发动战争。如此连年的征战比弱肉强食的禽兽不是更残忍吗！所以孟子说“为百姓父母之官，不免于率兽而食人”这是孟子对当时好战的痛恶与责斥。

　　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夺城以战，杀人盈诚，此之谓率士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孟子的这段论述，与“不免于率兽而食人”说的都是对当时尚武好战暴徒之谴责。

　　［始作佣者，其无后乎］

　　这是孟子引用孔子的两言来说事。以如此所言来看孔子思想，别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夺城以战杀人盈城”就是仿造人的形象做俑来陪葬，孔子认为这都是不道德的侵犯人权，何况是发动战争糟蹋人命不是更可恶吗！以孔夫子所言“始作佣者，其无后乎”来看，充分说明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文化，十分尊重人权，仁爱生命。之所以孟子引用孔子如此两言，是为了进一步揭示那些为了个人权势，不惜用人民生命去争城夺地尚武好战行为。

　　［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这是此文最后之结语。之所以孟子引用孔子所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如此两言，是在谴责那些尚武好战的权势，拿活生生的人命死活都不顾，其罪是何其之大！“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此言充满了爱弱民，斥暴政之情绪。

　　仁政无敌

　　【原文】1.5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于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能施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梯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挺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离子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译文】

　　梁惠王说：“晋国的强大，天下没有那个国家比的上，老先生你是知道的。但是我继位以后，东面战败于齐国，长子阵亡；西面丧失了七百里疆土给秦国；南面受辱于楚国。我对此深感耻辱，愿意替那些为国牺牲的人彻底雪耻报仇，怎样才能办到呢？”

　　孟子回答说：“拥有方园百里土地就能称王天下。大王如能对民众施行仁政，废除严法酷刑，减免苛捐杂税，督促百姓深耕士地，抓紧时间除草灭荒。青年人在农闲的时修习道德教育，在家里用这些事奉父母；出外用这些来事奉尊长，就能使他们用木棒也足以能打败秦楚的坚甲利兵。相比之下，那些侵夺百姓农时的国家，使百姓不能耕种来养话自己的父母，以及父母挨冻受饿，兄弟妻儿离散。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大王欲出征讨伐他们，又有谁和大王对抗呢？所以有句铭言‘夫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大王啊请你采用仁政吧，不要推迟了。”

　　【解读】

　　这节孟子所讲的其本义是“仁者无敌”的道理。说的是仁者没有敌人，仁者无敌于天下的哲学理论。

　　梁惠王满怀极大遗憾与耻辱之心情，来问政于孟子，求得孟子给以指导。梁惠王说晋国也曾经有过强大无敌于天下的辉煌时代，时至梁惠王之时，却是东败于齐国；西丧疆土七百里于秦国；南受辱于楚国，从强大无敌于天下的霸主变成了四面受敌。通过梁惠王的这段论述，使我们深刻的感到，为什么儒家说“春秋无义战”的道理了。从一个无敌天下的霸主，到四面受敌而败衰来看晋文公称霸天下，与周朝八百年一统天下相比，说明了霸道不会长久。这充分说明了仁政与暴政的性质之不同，充分说明了“仁政天下归心”的伟大哲理。

　　梁惠王怀念昔日晋国称霸天下之盛，痛憾败落之耻辱，来问政于孟子。我们从他问政结语“愿以死者一洒之”之所言来看，说明了他仍然欲图以战争来进行报复，以达为死者雪耻。尚德不尚力的孟子对他诚恳的说“仁者无敌，请王勿疑！”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孟子如此所言所要讲的道理是，国家不在于大小，其根本在于治国之王是崇仁还是尚暴。周朝居弹丸之地，却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一统天下八百年。这是讲得民心得天下，天下归于仁的儒家政治思想。之所以孟子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应当是赞扬周朝以仁一统天下的时代。

　　［王如能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耨］

　　孟子这段论述是劝梁惠王实行仁政的具体做法。“省刑罚”此言之意是废除严法酷刑，实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政礼制。以仁为本遵守“宽柔以教，以德化恶”创造“有耻且格”自觉自律，耻恶好善的社会风尚，以仁政来获得天下。

　　“薄税敛”，此言之意是对百姓克除横征暴敛。“薄税敛”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读《四书》关于“薄税敛”这方面的论述屡见不鲜。例如：“财聚民散，财散民聚”《大学》，又如：“上下交征，国将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又如：“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大学》如此之引句都是在昌导民富国强，家安国太平的政治理论。

　　“深耕易耨”，所言之意是说农耕不误时，拓荒深耕，减少养兵备战，才是富民强国之本。由于古代农业技术与生产器具落后，满足食衣并非易事。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兄弟，出以事其长，上下使梃以挞奏楚之坚甲兵矣］

　　孟子这段论述其本义是在倡导“孝悌政治”的教化，政权应当注重孝梯与仁道之教育。“孝悌政治”其意义在于从爱始于亲来培养仁义道德，才有益于实现治国如齐家的政治。

　　“教人亲爱，莫善于孝，教人礼顺，莫善于悌”《孝经》然后将这样的仁爱广移于社会中去，就会实现“教人以孝，敬天下为人父者也，教人以悌，敬天下为人兄者也”《孝经》的社会秩序。在家能孝父母亲兄弟，转移到治国就能忠君事长，转移到社会中就能“亲其亲，长其长”天下皆兄弟，这正是儒家所倡导“仁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这段论述是孟子在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如齐家的政治思想。

　　孟子认为治国如齐家的仁政一旦行施于政治，什么样的强敌也不可侵犯。在百姓同心同德，荣辱与共，情同一家的情况下，大家用木棒也可以打跨坚甲利兵。在这里孟子强调了政、民同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力量，唯有政权与百姓同心同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众志成城才能无敌于天下。这个道理正是不可否认的仁者无敌，仁道不可战胜的真理。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离子教。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孟子这段论述，是相对行施仁政反其道而言，是对暴政之谴责。不以仁道施政，不关心农时，尚武好战，战乱不断，这样就会导致民不得安生。儿子不能孝养父母，兄弟妻离子散，如此暴政肆虐百姓的政权，必将丧失民信，丧失了民信的政权不战则矣，战无不败。不得民信政权百姓战而不攻，退而不守，这正是失民信失天下，民无信不立的道理。

　　民心向仁如水就下

　　【原文】1.6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民归之，由水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译文】

　　孟子见到梁襄王。出来后，告诉别人说：“看上去不像个君王的样子，走过观其不出使人敬畏的地方。见了我后，突然问道：‘怎样才能使天下安定下来？’我对他说：‘统一才能安定’他又问道：‘谁能统一天下？’我对他说：‘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他又问道：‘谁会来归顺天下呢？’我又回答道：‘天下没有那个不归顺他的。大王你知道禾苗生长的情况吗？当七八月间遇上大旱，禾苗就会枯萎，一旦天上布满乌云，天降大雨，禾苗就会蓬勃的挺立起来，就是像这样，什么力量可以遏制住它生长呢？现在那些国君，没有不喜欢杀人的，如要有不喜欢杀人的，那天下的百姓就会伸长脖子盼望着他。真能如此，百姓归顺他，就好像是水向低处流，汹涌之势，又谁能阻挡住他们呢？’”

　　【解读】

　　这节是孟子劝政于襄王，所要讲的道理是仁政才能获得天下归心的哲理。梁襄王，是梁惠王之子，襄，是他的谥号。从梁惠王又到梁襄王向孟子问政中来看，孟子所答都没离开以“仁义”二字为主导，没离开德政礼制治国之道。孟子时代是天下大开杀戮的战国时代，在如此尚武争霸的时代，孟子所倡导的仁政王道德政礼制政治，并不适时势。

　　［定于一］

　　这是孟子在天下分争的乱世中所提出来的政治主张。这个“定于一”中这个“一”字，是指天下统一。这个天下统一与周朝一统天下八百年政治理念分不开，与孔子“克己复礼”恢复周朝德政礼制分不开。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天下统一，意义在于改正诸侯割居局势来实现以仁统一天下，实行以德治天下。

　　［不嗜杀人者能之一］

　　孟子说天下归于太平一定要统一，非不好杀人的仁政王道政权莫属。孟子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不嗜杀人的人，当然是崇尚“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政治家，这是指治国如齐家，以仁孝为本的德政。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稿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

　　孟子这段论述是面对诸侯争霸互相残杀，天下百姓渴望天下太平的一种比拟。孟子恰当的利用禾苗成长，久旱而逢雨来比喻百姓渴望天下和平之情景，来说明暴政如旱，仁政如甘雨的政民关系。连年不断征伐，百姓如同处于火热中如干旱之苗，这是形容百姓希望放下杀戮盼望和平。孟子说如果这个时候出现实施仁政的国家，百姓向往他就如枯萎之禾苗，获得及时雨一样。孟子作这样的比喻，说的是百姓厌战渴求和平那种强烈欲望。说明了唯有崇德不尚武的仁政，才是人心之向往，这是形容百姓盼求和平势不可挡。

　　［其如是，孰能御之］

　　孟子如此两言说的是，枯萎之禾苗，逢得及时雨蓬勃生长之势，是无任何力量可阻挡。民心向往仁政，渴望和平安定就如同枯萎之禾苗获汲及时雨蓬勃生长之势，是人力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是“天命”所归。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

　　孟子这段论述所讲的道理是，虽然仁政是人心所向，但是就当时而言，却没有一个诸侯国能弃战行施仁政。孟子说如果这个时候真能出现行施仁政的国家，天下百姓都会向他投奔而来，就像久旱逢雨的禾苗成长一样其势不可挡。孟子如此的劝梁襄王，鼓励他行施仁政，襄王会诚服接受他的劝说吗？面对相互侵犯混乱大气候，襄王弃兵而施仁合乎现实吗？孔夫子推行他的政治抱负“克己复礼”最后落了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百年之后孟子还是在战乱中又是老调重谈，恐怕仍然还是落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

　　孟子坚持仁政统一天下的思想观念，不可否认到任何时代也是人心所向，崇德不尚武的仁政，无疑是最美好的社会秩序。但是，政权往往不以爱好和平的百姓意愿为转移，欲扩势利的政权者个人意识，是很难与百姓达到共识，这就证实了为什么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价值之所在了。唯有治国如齐家的政治，才有益于达到政民同心同德，肝胆相照，克除战争和谐天下。

　　根据孔夫子所言“四时运焉，万物育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的天命观来看，孟子时代是礼崩乐坏的乱世时代。在这样的特殊时代来行施仁政，就如同置冬望春一样，虽然明媚的春光无人不向望，但是四时运转不到时节，大地不能回春只有等待。

　　孔夫子说：“大道将行也与，命也，大道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孔夫子如此所言，是在用中庸规则来看“天命”时势无常与变化。用孔子如此观念来解读，为什么行施仁政不能实现，其实是由于不适“天时”所致。仁道处在暴政强势下，就如同身置寒冬之中，这时对仁政而言虽然说是杯水车薪，但是水能灭火这个自然现实没有疑问，这是“天命”不可违的道理。孟子劝政于襄王虽然不可能成为现实，然而人心向仁，人心好善是不容置疑的哲理，因为这是“天命”。

　　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原文】1.7（本章分五个单元分别立目详读）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不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龅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畔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畔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知有诸？”

　　曰：“有之”

　　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孟子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成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孟子曰：“无伤也，是乃求仁也，见牛而不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说：“你能告诉我齐桓公，晋文公春秋争覇时候的事情吗？”

　　孟子说：“孔子门徒不讲齐桓公，晋文公之霸业，所以后世没有传说，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讲讲王道的事好吗？”

　　齐宣公问曰：“要有什么德行才能实现王道呢？”

　　孟子答道：“通过安抚，使百姓安居乐业，实行王道有谁能阻挡的。”

　　齐宣公问：“像我这样的人能安抚百姓吗？”

　　孟子说：“能”

　　齐宣公再问：“你怎知我能够呢？”

　　孟子说：“我听你的臣胡龅说，有一次大王坐在殿上，有一个牵牛的人由此通过，你问道：‘牵牛去那里？’答道：‘要杀它祭钟’你说：‘放了它吧，它无罪却往死地里送，看牛可怜我于心不忍’那人问：‘那么就废除祭钟的仪式了？’你说：‘怎么可以废除呢？换只羊来替代。’不知有没有这事？”

　　齐宣王说：“确实有这事。”

　　孟子说：“有这样的好心足能实行王道了。百姓都以为大王你是吝啬，我本来就觉得你是不忍心。”

　　齐宣王说：“确实有百姓是这样想的，齐国虽然是小国，但是我怎么能舍不了一头牛呢？只是不忍心看它可怜的样子，所以才以羊代之。”

　　孟子说：“你不要怪百姓以为你吝啬用羊替牛，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你的实际心意呢？大王可怜牛无罪不该杀，那么牛与羊又有什么区别吗？”

　　齐宣王发笑道：“我是真不忍心啊！我决不是吝啬惜这点钱财而用羊代牛的，怪不得百姓说我吝啬。”

　　孟子说：“没有关系，这正是仁德之道，因为你只见到了牛没见到羊。君子见禽兽活，就不忍心看他死去，见其鸣叫，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君子远离厨房。”

　　齐宣王听了高兴的说：“《诗》里讲过：‘别人想法，我都能猜中他’这就是对先生而言的。我己经做了这件事，囬过头来寻求它的意义，反而得不出，经先生一讲，我有所感悟了。如此之感，与王道仁政相吻合。”

　　【解读】

　　孟子与齐宣王的这节对话篇幅很长，其内涵并不是很丰富。这篇长论大体可归纳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儒家不评论春秋霸业。第二个方面，孟子知道了齐宣王有不忍心杀牛之恻隐之心，就此循徐渐进的教化他，行王道仁政。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齐宣王意欲通过孟子来了解春秋时代，齐桓公与晋文公称霸天下之事。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以孟子如此所言来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不认可齐桓公与晋文公，是可歌可颂的人物，儒家认为他们是没有褒杨价值的。因为儒家一直是把春秋时代看成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无道德的时代。诸侯争霸这是违背了德政礼制政治规则。根据礼制规则，诸侯之间不应当称王称霸，更沒有资格发动战争相互讨伐。

　　孟子论述孔子著《春秋》时说，由于天下丧失了德政礼制，残暴的争霸行为，各种的歪理邪说都产生发展起来。有子杀父的，有臣弑君的，在如此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孔子为之十分担扰，所以著作了《春秋》这本书。鉴于孔夫子对著《春秋》自己说：“知我的人是通过《春秋》这本书。这就说明了春秋时代，儒家认为这是中国最混乱无道德的时代。在春秋时代孔子的政治抱负“克己复礼”志在恢复周朝“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制度，结果是机不逢时，历经风险，无济于事，自己落了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春秋争霸时代虽然齐桓公，晋文公也成就了霸业，齐桓公结盟立誓维持周礼，但是不符合儒家政治思想理念，所以儒家不讲春秋时代的霸业功过与是非。

　　今天，却有些人认为春秋时代是人材倍出的时代。然而，根据儒家观念春秋时代的所谓人材，都是违逆传统德政文明，弃本舍源，适应乱世的思想家。其中有合纵连横的政治贩子，这些人挑拨诸侯国发动战争，自己从中捞得政治资本；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酷刑厉法创造者，儒家认为这些所谓的人材都是弃仁辅暴之徒，他们的作为反而助长了大开杀戮。这样的人材和儒家所坚持的德政礼制文化正好相反。儒家认为他们是对古代传统文治德政的叛逆，故此，儒家以“春秋无义战”给予定论，故不予评论。

　　这节中所论述的第二个问题，孟子认为恻隐之心是行施仁政王道的根本。孟子利用齐宣王可怜牛不杀之恻隐之心，来启发鼓励他行施仁政。孟子认为宣王即然有不忍心杀牛之情，就能以如此的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孟子来看人人都有恻隐之心，所以人人都能行施仁政，之所以不能施仁政，是由于自己的仁德还没有得到启动而矣。

　　［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如此所言讲的是，齐宣公不忍心杀这头牛，他是见到牛无故被杀而动了恻隐之心。齐宣公为了不误祭，所以他要用一只羊来替代这头牛。面对齐宣王的这种心理，孟子说大王可怜牛无罪不该杀；那么牛与羊又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无罪的生命吗？此言之本义是在启发齐宣公，他那颗还沒有启动的恻隐之仁性。

　　孟子用恻隐之心来启发鼓动齐宣王，其用心是在点化齐宣王到战场上去看一看，你为了扩充地域，战争中被杀的那些士兵和百姓，他们又有什么罪呢？这才是孟子的目的。孟子抓住齐宣王对牛产生不忍之心，其目的是潜移默化的引导他到战场上去看一看，想一想死伤的人难道不是都很可怜吗？你做为君王能对牛无罪被杀而动恻隐之心，对那些无罪而战死的士兵为什么不动恻隐之心呢？

　　孟子如此劝齐宣王的道理，和孔子所说的“身体力行近乎仁”有所契合。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懂的仁德，就应当到社会中去体会那些人生之苦难，只有自己感到人生苦难，才真懂得了仁德高尚，只有体会到劳作艰难，才知道关爱劳作的人，才知道“自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伟大之意义。你齐宣王有不忍心杀牛的心，就应当去看一看惨不忍睹的战场，你就会崇德不尚武，明知孰是孰非了。

　　［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的这段论述内涵深刻，说的是人都有恻隐之心，人人都有惨不忍睹之仁性，这是人固有的善本。人对禽兽都有同情之心，难道对人就不能怜悯他们吗？都是由于人们对仁德缺乏深造，所以才体悟不到自身固有存在的仁性。孟子他确信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人人都有惨不忍睹之情，之所以不去实施仁德，是缺乏身体力行的所見所闻，修身不至善所致。

　　［他人有心，予付度之］

　　这是齐宣王引用了《诗经》中之两言来说事。如此之两言应当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来解读。通过齐宣王和孟子对话，两个人有所达到了共识。这就说明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要用心去感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人与人之间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

　　不能与不愿

　　【原文】1.7（承上文之继续）

　　孟子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齐王曰：“否”

　　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齐宣王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孟子曰：“挟泰山以超北诲，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而折枝，语人曰，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诲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译文】

　　孟子说：“有人向大王说‘我有力量举千斤重，但举不起一根毫毛；我视力能看到毫毛尖端，’但看不见一车木材，大王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齐宣王说：“不会”

　　孟子接着说，“现在你大王一片仁心，使禽兽沾恩，而百姓却一无所得，这是什么原因呢？拿不起一根羽毛是因为不用力；看不见一车木材是因为不愿用眼力；百姓不被安抚，是因为不愿广施恩惠。所以大王没行王道统一天下，是不肯去做，并不是不能做”

　　齐宣王问道：“不肯做与不能做区别如何？”

　　孟子说：“要将泰山挟着过渤海，对他人说我不能做，这是确实不能做。所以大王不行仁政统一天下，不是属于将泰山挟持着过渤海这一类的事，是属于为年长的人按摩肢体之类的事。”

　　【解读】

　　此节论述是孟子继续劝政于齐宣王，其重点讲的是“能不能做到”与“愿做不愿做”的问题。是论仁政王道如何行施与认识辩证观念的问题。可举千斤，而拿不起一根毫毛；可以看清毫毛之尖端，却看不见一车木材；有挟山过海之力，不能为老人肢体按摩。孟子如此的比拟之阐述，说的就是“可与不可”与“愿与不愿”的道理。

　　［吾力足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

　　孟子如此所言是以比拟方法说事，对政治而论有一定的哲理。例如：崇尚武力的将帅，他可以率千军万马荡平天下，但是他做不到以孝悌之道轻而易举的善待百姓，这是愿做与不愿做的问题。反而言之，武夫能荡平天下，却不可得到民心的诚服，这叫做“匹夫之勇不可夺志”。如果用能举千斤则不能举毫毛来论德政与暴政，前者尚武愿做，但是难得天下；后者能以仁得天下轻而易举，他却不愿做。

　　［明足以察秋毫之未，而不见舆薪］

　　孟子用如此两言来问齐宣王，道理也不只是信与不信的问题，如此两言中包涵着政治辩证思想观念的问题。有的人他能在某种社会现象的一些枝末上找问题，吹毛求疵，鸡蛋里找骨头；但是却不知道事物之根本，只看树冠之技叶，却看不到根系水土。如此观察事物的行为，正是能看清毫毛之末尖，不见一车木材，这是知末不知本，知事不知因的人。

　　［今恩足从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孟子这段论述这是对齐宣王的发问。所言之意是说你齐宣王能做到不忍心杀一头无罪的牛，牛都能得到你的好处，你为什么不去看看社会上那些广大受苦受难的百姓呢？为什么不对百姓实施恩泽呢？孟子的这一问意涵着见毫毛末尖，却不見一车木材的道理，是愿做不愿做，愿看不愿看的问题。

　　［然则一羽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孟子这段论述所所要讲的道理是，之所以成不了一统天下的王者，因为恩泽百姓轻而易举而你不做；百姓的诸多苦难就在眼前而你却是视而不见。这都是由于王者不去做，而不是做不到的问题。

　　［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

　　以孟子政治观念而论，挟山过海如同是以暴强治天下，这是天怒人怨，根本做不到征服天下心悦诚服。因为这是违背“天命”的行为，是违人善本的行为，所以这是做不到的事。言外之意，春秋争霸数百年沒有一个能一统天下的诸侯国，这正如同挟泰山以超北诲做不到的道理。

　　［为长者折肢，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段论述中说的这个“为长者折肢”其本义是讲以仁孝来治天下，是讲仁德修身从爱始于孝父母，亲兄弟，然后来实行治国如齐家。这本来是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你不去做，这是你不愿做。以孝悌来治国无须挟山过海之难为。

　　［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是折肢之类也］

　　这是孟子这篇论述之结语。孟子说之所以成不了一统天下的君王，根本不需要挟山过海的能力，只需要把孝悌从自身做起，在全民教育中推广开来，成为社会风尚，以仁孝治天下就会轻而易举的办到。这其中内涵“教人以孝，敬天下为人父者也；教人以悌，敬天下为人兄者也”《孝经》的道理。如果全社会都能相互亲其亲，长其长，治天下能不令人心悦诚服吗？这正是孟子所说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运于掌上”的道理。

　　孝悌治国

　　【原文】1.7（承上文之继续）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运于掌上。《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达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致于百姓者，独何与？”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其。王请度之。”

　　【译文】

　　孟子对齐宣王说：“尊敬自己的老人，推广到尊孝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到爱护他人的儿女，这样治国家就如运于掌上了。《诗经》中说：‘在家先做妻子的榜样，然后兄弟也照样，再推向治国安邦。’说的不过是以这样的仁心来施加他人罢了。所以，广施恩泽就能保有天下。否则，就连自己的妻儿也保不住。古时候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胜过世人，没有什么秘决，只不过善于推己及人罢了。现在大王恩惠能够施及禽兽，而好处却不能达到百姓，这是什么原因呢？”

　　“秤了才知轻重，量了才知长短，各种事物皆是如此。心思的长短轻重尤其如此，更加需要度量，请大王细加自我衡量。”

　　【解读】

　　这节论述是孟子承上文之继续劝政于齐宣王。这节讲的主题是 “孝悌政治”之哲理。曾子说：“夫孝，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如此所言其本义正是仁德产生之于孝悌之道的道理。之所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讲的正是孝悌之道得以立，仁之道德得以生；仁德得以立，治国如齐家之仁治德政得以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运于掌上］

　　孟子的这段论述与孔子所言“教人以孝，敬天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教天下为人兄者也。”（《孝经》）一脉相承。

　　仁爱开始于孝父母亲兄弟之亲情，然后把这种亲情广泛的推向社会，即可亲其亲，长其长实现治国如齐家，就能成为天下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的是上行下效的絜矩之道，是沒有规矩不成方圆之规则。这段论述之所以对居上位之高端政权而言，是为百姓树立“道德王”的榜样。孝悌之道上行下效，君臣如父子，官兵如兄弟，以此来治理国家易如反掌，轻而易举。将父子兄弟亲情介入于政治，才能有效的实现“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治国如齐家的政治社会秩序。

　　孔子说：“孝乎唯政，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说的是在家孝父母亲兄弟，把这种品德介入社会中去，这不就是参与政治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政呢？孔夫子如此思想观念与孟子的这段阐述道理相契合，不外乎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孝悌政治”之规则。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这是孟子引用《诗经》中的一段论述来说事。由此可鉴，以孝悌之道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念，并不是儒家之首创，儒家文化之前周朝的《诗经》中就有“孝悌政治”之论述了。《诗经》所言之义是说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以身做则去教化妻儿以及兄弟，把自家治理好，然后将家庭亲情影响到社会上去，就能实现治国如齐家。《诗经》如此所言，正是儒家后来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论，与“君子不出家成教于国”之观念。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如此所言中的这个推恩中的这个“恩”字就是指仁爱。这个“推”字，是推广发扬广大之意。讲的是唯有把家庭亲情推广实用于社会中，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就能使天下亲如一家了。反之，既是自己的妻儿不能以仁爱相待，也是保不住的。我们从“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可鉴，孟子认为仁爱是人心换人心，来不得半点不真诚，就是自己的妻儿沒正其心，诚其意真诚的仁爱，也会丧失亲人之间的感情。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为而已矣］

　　此段论述中所说的这个“善推”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高尚品德。这段论述讲的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德。絜矩之道与忠恕之道这都是儒家所倡导的高尚品德。以孟子的这段论述来看，古代的人早就已经这样做了。孟子所说的这个“古之人”应当是指尧舜、夏、商、周传统德政文明时代之诸先贤。孟子说古代先圣之所以比现在的人高尚，被尊为先圣没有别的，就在于他们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之心。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孟子如此所言是直接劝说齐宣王。齐宣王能对一头牛动测隐之心，为什么不能为自己领导下的百姓，实施仁政恩泽他们呢？从孟子这节论述来看，孟子是劝说齐宣王要行仁政来治国安邦。“独何与？”，如此所言代有责问之意，既然你能对一头牛产生不忍之心，难道人还不如一头牛吗？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如此所言是对“独何与？”这一责问而言。孟子是在说你齐宣王能与牛羊动恻隐之心，难道人还不如牛羊吗？你齐宣王只知对牛动恻隐之心，却不知对人实施恩惠，这当然是不知轻重与长短了。

　　仁政在于开放

　　【原文】1.7（承上文之继续）

　　孟子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己，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齐宣王曰：“若是其甚与？”

　　孟子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宣王曰：“可得闻与？”

　　孟子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宣王曰：“楚人胜。”孟子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干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译文】

　　孟子说：“那么要这样的话，大王所求之目的我知道了。你想扩疆土，使秦楚等八国臣服而一统中原，安抚四方边远部族地区，凭你如此的做法，达到你的目的，简直就是爬树上去抓鱼一样。”

　　齐宣王问道：“事情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孟子说：“恐怕还要严重，爬树抓鱼，鱼虽然抓不到，却不会代来灾难，凭你所作所为，不但目的达不到，费尽力去做，必然还会代来灾难。”

　　齐宣王说：“先生可以把道理讲给我听吗？”

　　孟子反问道：“邹国与楚国交战你认为谁能胜过谁呢？”

　　齐宣王说：“当然楚国会胜过邹国。”

　　孟子说：“小国不敌大国，人少不敌人多，弱势不能敌强势。当今天下方园千里的土地共分九块，齐国占九分之一，以一块去征服八块，以邹国去对敌楚国又有什么不同？你又何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现在大王若施仁政，使天下欲做官者愿来大王朝廷任职，耕田者皆愿来齐国耕种，商者皆愿来齐国经商，旅行者都愿到齐国来旅行。天下那些对自己君主不满的人都会投奔齐国，若真做到如此，又有谁能与大王对敌呢？”

　　【解读】

　　孟子这节劝政齐宣王，有两个核心问题值的我们学习：其一，孟子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小国不能敌大国，人少不能敌人多，弱势不能敌强势。其二，如此说来难道小国就不能展大，人少就不能增多，弱势就不能变强势吗？当然不是。孟子认为欲达使自己国家由小展大，人口增加，由弱图强，不是以武力来征服达到，应当采取以仁为本的全面开放政策，然后才能使国土展大，人口由少增多，国力由弱变强，成为天下无敌。

　　齐宣王想征服秦、楚等八国称霸中原，被孟子识破了他的野心。孟子忠告齐宣王，这种想法就如同上树去抓鱼一样的不现实。这样做不但抓不到鱼还会因此而招来灾祸，因为齐国面对秦、楚都比齐国强大，实属是以小犯大，以少犯多，以弱敌强之所为。孟子说中原共有九个诸候国，你齐国只占九分之一，欲图一统九国就是面敌八国而战，不战则矣，战必败无疑。怎样做才能使齐国由小展大，人口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呢？孟子说：“盖亦反其本矣”

　　［盖亦反其本矣］

　　这个“盖亦反其本矣”，讲的是以仁德为治国之根本，实行德政以善养天下来实现。鉴于孟子所言“仁者无敌”如此之言有两种理解：其一，是说仁者没有对敌，仁者无憎、无怨、无恨、天下皆弟兄。其二，是仁者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唯仁政才能天下归心。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

　　孟子说你如若行施仁政，就要将自己的国家打造成“近者悦，远者来”的效果。孟子说的这个“今”字，是指诸侯相争的战国时代。孟子认为如果在如此残暴肆虐乱世时代，能出现以仁施政之仁政国家，仁人智士一定会纷纷前来投奔，使你获得人材济济必会成为一个无敌于天下的强国。

　　［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

　　这是行施仁政第二个好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仁政克除苛政暴敛，支持百姓拓荒耕种，为农耕创造开放宽松的环境。面对如此利民的仁政国家，其他诸侯国的百姓都会携儿代女投奔仁政而来，如此富民强国的仁政国家人口必然获得增加。

　　［商贾皆欲藏于王市，行旅欲出于王之途］

　　这段论述讲的是市场开放的政策。市场开放能使物资流通，互通有无，这样才能推进商品技术进步，文明发展使蔽塞变通达，唯有市场开放才能促进民富国强。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

　　孟子认为齐宣王你如果以仁德施政为本，为国内百姓创造一个宽松自由发展的环境，天下百姓都会厌恶自己国家的专权暴政，纷纷慕名投奔你的仁政而来。一个国太民安幸福和谐的国家，才是最强大安全无人敢敌，才能获民心，得民信，统民志而一统天下。孟子劝政于齐宣王要志立于政治以仁为本，实行市场开放政策来富民强国。孟子如此的思想与今天振兴中华的改革开放之大政不是很相似吗？可以说孟子劝政齐宣王的政治思想，以今天而言提前了两千几百年。

　　“先富，后教，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这是孔子之政治观念。孔子如此之思想与孟子这篇论述道理十分吻合。先将本国的百姓们富起来，有了生存的保障，然后对全民实行文化道德教育，创建人人崇德尚礼的社会风尚，使百姓为自己国家文明进步而感到欢欣鼓舞，幸福快乐。面对文明仁政的国家，普天下的百姓都会慕名投奔而来，必将促使国家得到发展壮大，成为民富国强无敌于天下。我们通过解读孟子如此的推崇仁政王道富民强国政策，从字里行间可以体悟到用词虽然与今天不同，其道理对今天而言无可置疑仍然是正确的。

　　不要设陷罔民

　　【原文】1.7（承上文之继续）

　　齐宣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不善，故民之从之也。”

　　“今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译文】

　　齐宣王说：“我算不上聪明，不能达到你说的程度，希望先生辅助我，明明白白的指点我，我虽然笨也想试试。”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却能坚定高尚情操的人，只有那些有修养的人。至于普通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会失去了应有的道德观念。一旦丧失道德观念，就能完全放纵自己的私欲邪念，一切为了个人着想。等到他们犯了刑再用刑法来惩治他们，就如同是设下陷阱，等他们进去。有道德的政权者是不会设陷罔民地。所以高尚的统治者，让百姓有所剩余，对上可以赡养父母，对下可以养活妻儿，年成好吃饱穿暖，遇灾年不致饿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教育百姓便容易听从了。”

　　“现在对百姓财产的收敛，使得上不能养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儿，年年劳苦不止，遇灾年只能饿死。这时候人们只想着养活自己不致于死，又那里有心去提高道德修身呢。”

　　【解读】

　　以这节齐宣王问政来看，齐宣王可以称的上是一个谦虚好学，立志图强之君王；孟子对他也是尽心竭力忠言相劝。孟子对齐宣王的这节劝政之本义是王者率先崇尚道德，百姓就会效法遵守道德。唯有以善教来养天下，才会有效的杜绝不道德的“设陷罔民”之无道德。

　　［己恒产而有恒心，唯士能为］

　　孟子劝政齐宣王如此所言之义意，不外乎孔夫子所言“君子固穷”之观念。孟子和孔子都认为，惟有道德修身至善的君子，他在各种艰难困苦中，才能坚定个人的道德操守，不违背道德为所欲为。文中所说的这个“无恒产”是指人生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或固定的产业。之所以孟子说“惟士为能”是指君子“穷不失义，自善其身”的道德品质。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孟子如此所言正与孔子所言“小人穷斯滥矣”的观念相契。由于一般百姓没有足够赖以生存的恒产，再加上没有足够的道德修养，内心又没有安定稳固的意志，遇上艰难困苦就会产生为所欲为，难免违背道德甚至弃德舍礼。人生在走投无路艰难之中而失其志，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坚定所致。孟子这段论述说明了人无恒产则无恒心的道理。人生必须有了赖依生存的固定产业，他才能安分守己，遵德守礼；唯无产者才会天不怕，地不怕，唯恐天下不乱。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孟子认为人生如果身处无赖以生存的固定产业，在没有生存保障的情况下，他就会为生存而无所顾忌，容易丧失仁、义、礼、忠、信的做人原则。 “苟无恒心，放辟邪多，无不为己”，配合孔夫子所言“先富，后教”正恰当。孔夫子认为，做为政治者首先解决百姓的生存，然后对百姓行施道德教育，百姓才会“有耻且格”而自觉自律。政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事不可缓，如此以民生为本的观念，在儒家论述中并非罕見。

　　［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孟子如此所言是心怀法外有情来说事。孟子认为由于百姓没有赖以生存的产业，又加上没受过道德教育，导致他丧德弃礼，然后政权又以刑法对他严惩，孟子认为这是政权在行施“设陷罔民”不道德的行为，这是给百姓设陷阱的恶劣行为。由于政权未能使百姓有一定的产业，百姓为了生存才造成了违法犯刑，更令人痛恶的是政权再以刑法惩处他，孟子谴责这是政权不道德的陷害百姓。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以治国如齐家的仁政王道，情同民之父母，应当首先要让百姓如自己的儿女一样都有一定的固定产业。人人都有了赖以生存的保障，百姓生活在食衣足够的条件下，教化百姓崇德尚礼，百姓生活有保障，文化与道德得到修养，他就不会舍仁弃义违法乱刑了。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

　　孟子这段论述所要讲的是仁政之君王，他的政治要务是使百姓有安居生存条件。使百姓都有赖以生存固定产业，百姓都能确保养活父母妻儿，并且有储备度灾荒年余粮。孟子说人人能生存在如此安居乐业国家中，国民怎么对君王不拥护爱戴呢？然后再对百姓实施道德教育，百姓都会心悦诚服接受。反之，百姓居无安所，食不能裹腹，衣不能遮体，天天和他讲道论经又有什么意义呢。

　　孟子认为，治国安邦平天下，人的生存是第一位。只有先让百姓有了富足的固定产业，然后才能进行文化道德修养。这正好与“先富，后教”孔夫子所倡导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

　　［今之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儿，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唯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这段论述中的这个“今”字是指战乱的战国时代，也是齐宣王当政的时代。以孟子这段论述来看，这个时候是百姓普遍无固定产业，没有生存保障。父母妻儿都养不活，遇灾荒年还会饿死人，孟子说生活在如此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还有什么心思去提高道德修养呢。

　　孟子这节论述之核心讲的是，治国安邦首先是关心百姓的生存，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治国之本在于民生，百姓沒有赖以生存的恒产，就容易在困境中丧德犯刑，然后再以刑惩之，这是“设陷惘民”极不道德。

　　曾子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怜勿喜”（《论语·子张》）这是曾子法外有情的一段论述。说的是由于政权无道，致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百姓由于失教无道而触刑犯法，执行刑法的人应当对他们抱有同情怜悯之心。曾子所言之意是民犯刑，应当归罪于上失其道之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