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5日，由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研究生共同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论”第七讲在中国人民大学公教一楼1102教室顺利举行。课程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腾讯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B站账号进行直播。本场讲座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林忠军教授主讲，南开大学哲学院廖娟老师主持，讲座题目是“经典解释学视域下易学文本理论——以朱熹易学为视角”。

　　林忠军教授将中国经典解释学文本理论与西方解释学文本理论进行比较，从“古易文本形成与整理”“易文本之原始卜筮性”“易文本‘悬空’之理”“易文本结构与圣人之意”四个方面解读了朱熹易学的文本理论。

　　讲座伊始，林忠军教授指出文本理论是中西解释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并按照西方解释学，介绍了两种关于文本的通常定义：一种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学定义，一种是从语文学得出的定义。林教授认为，前一个特征可以说是文本的原典性、原创性，后一个特征则是文本的开放性和发展性，唯有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文本才是真正的文本。以此为理论背景，林忠军教授指出中国古代经学文本也具有这种特征，同时介绍了中西方文本理论的差别所在，由此引入对朱熹易学的分析。

　　首先，林忠军教授介绍了古易文本形成与整理的各个阶段。林教授认为，古易学文本形成经历了易学符号、文辞和易学整理解释的三个时期，即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南宋以前多认为于伏羲、文王、孔子三圣之易学一揆，经传一体，但朱熹以卜筮为视域，以易学发展为线索，严格区分三（或四）圣易学，其旨在于通得伏羲、文王之本意，然后推演义理。为了恢复易文本本义，朱子探讨了易文本的演变，恢复了易学文本原初的编次，提出“三圣易学、经传分观”方法，还对文本进行了校勘。林教授认为朱子秉承了中国经学解释传统，因为文本的真实性是解释易学和经学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易学文本整理可以视为中国经典解释学的重要部分。

　　接下来，林忠军教授介绍了朱熹对易文本原初性质的重新确立。《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然经过孔子创新性的解释，其话语实现了转换，《周易》具有了卜筮与思想的二重性。同时，《周易》是流传下来的先秦古籍，反映了那个时代名物制度、风俗习惯，与史事相互印证，是一部历史文献。朱熹重新确立了易文本原初的性质，即易为卜筮之书。林教授评价朱子恢复周易为卜筮之书并非思维的倒退，而是将易学文本置于历史发展中，在不失易文本本义前提下，寻找易文本思想形成的根源，阐明易文本从卜筮到易学思想形成的过程，从而实现了文本形式与内容的圆融、世俗信仰与人文精神的转换。

　　林忠军教授还分析了朱熹提出的易文本的“悬空”之理的看法。按照朱熹的理解，易文本形成之前，抽象的“悬空”易理就已经存在，表现为“浑然一理”或“浑然一太极”，在人“湛然一心”未发动。“太极”或“理”发动，在“至虚至静之中”生出阴阳象数，然后圣人依据客观自然象数而画出内涵丰富的阴阳符号。换言之，易文本的形成虽然始于象数，而象数始于理，则是理在象数之先。林教授认为，朱熹在解释文本时，一方面严格按照卜筮意义解释文本，以“虚说”文本之义，反对脱离文本卜筮意义去理解和解释文本。另一方面，又不固守文本中记载具体事务的文辞和文本字面意义，而是视易文本是开放性文本，灵活以应对卜筮之用。因此，朱熹易学文本是一个具有多种普遍意义的符号系统，就其解释和应用而言，具有开放的特点。

　　在此基础之上，林忠军教授进而分析了朱熹所理解的易文本结构与圣人之意的关系。易文本的形成源于效法自然界，其理、象、数关系与自然界完全一致：先有阴阳之理后有象、有数，因阴阳之理作象数，观象数而作文辞。林教授认为，朱熹视易文本结构为象、数、理融为一体，基于易文本而言象意关系，回答了易文本中的“象”和“意”涵义及其言不能尽意的原因，深化了言意之辨问题的讨论。

　　最后，林忠军教授对照西方解释学三种文本意义与解释的关系，总结朱熹的易学经典解释与整个中国经典解释的理路，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易学文本理论进行了评价：朱熹的易学古文本形成和恢复、易学文本性质及其特点的解释，是易学发展历史的必然选择；朱熹通过反思易学发展，对于易学文本及其解释等问题做出了历史性回应；以朱熹为代表的中国经典解释学中的文本理论，与西方早期和近代解释学中的文本理论比较，独具特色。

　　在讲座的最后阶段，南开大学廖娟老师对林忠军教授表示感谢并对本场讲座进行了简要回顾。林忠军教授就线上线下同学们的提问作了细致的解答，认为从文献实证角度应对伏羲易学保持谨慎的态度；肯定了朱熹“经传分观”方法在易学史上的地位，认为此方法并不会冲淡长久以来《周易》研究的传统；介绍了朱子易学后学的发展情况；对朱熹“稽实待虚”的易学观作了进一步说明。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