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听了四位专家学者的报告，我这里想谈谈个人的一些感想，算不上是总结。当然，这个感想不是以坚实的研究为基础，而是因第一位报告者梁涛先生的题目，与最后的一位报告者薛柏成先生的题目，都是讲“儒墨互补”的问题，我想就以此来谈谈自己关于“儒墨互补”的感想。

　　儒墨互补，是今天大家普遍都接受的一个提法。在古代儒墨是对立的，梁涛先生在一开始引了韩愈的话，如果我们用古代的语言来表达这个意思，就是在古代“儒墨不相用”。今天不同了，如果今天我们以儒墨互补的观点来表达我们的认识，那就是“儒墨必相用”的立场。从“不相用”到“必相用”，我觉得这恐怕是今天我们大家的共识。当然，对儒墨关系具体的讨论，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解读。

　　1、刚才讲的“儒墨互补”这个观点，如果从历史上、根源上来讲，我的一个感想就是儒墨“本同一源”。墨子应该是出于儒家，那我们怎么论证呢？有两个证据，首先就是墨子毫无障碍地大量地使用“仁义”二字，这些概念原本来源于儒学。因为我们知道道家长时间对“仁义”是很忌讳的，“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道家是明确反对“仁义”的。所以在与儒家不同的学派里面，惟有墨子没有任何障碍地、很顺理成章地大量地运用“仁义”，而且“仁义”的连用在孟子之前就运用了。很明显，墨子的思想渊源是与儒家有一定的关系。

　　其次就是如果看先秦各家各派的学术文献，孔德立先生认为墨家同儒家一样，也是喜欢引用《诗经》和《尚书》，有些语式都很相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墨子从根源上来讲应该是出于儒家。所以他在思想概念和表达形式上与儒家有很接近的地方。

　　因此，儒墨关系如果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根源性，第一句话叫“同出一源”，第二句话叫“别子为宗”。《礼记》讲“继别为宗”，后来牟宗三先生特别喜欢讲“别子为宗”，就是“另外立宗”。我们借用这个话头，墨子的情况很像是这样，就是他本来是出于儒家，但是由于他对儒家有所不满，所以他别立宗派，成为大宗，与儒家并称为显学。所以一方面是同出一源，另一方面是别子为宗，从根源上来讲墨子很像儒之别子，但是他另外立宗了。所以我觉得从根源上来讲，儒墨之间有一致的地方，所谓“同出一源”，这是我一个想法。

　　2、另外一个感想就是关于大家所集中讨论的“兼爱”问题，即“仁爱”和“兼爱”。我想“仁爱”和“兼爱”的紧张，如果说在孟子时代是把它的对立紧张推到最大的程度，应该说从汉代以来到北宋时期，这个紧张早已经大大缓解了。汉代董仲舒已经承认了“兼爱”的概念。北宋的儒学家，特别是理学，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与“兼爱”的精神是相通的，所以才有杨时的提问。在宋代，除了在解释《孟子》的时候需要提到这个问题，儒墨之间在“兼爱”问题上的对立紧张，应该说早已经大大消解了。北宋“万物一体”的概念，肯定了“兼爱”的精神，不再像孟子那个时代，把它推到极端，加以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在核心价值上，儒墨都共同肯定了这个普遍价值，这个普遍的“仁爱”是儒墨两家共同确立为核心价值。在这点上应该说他们都对中国文化做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在理论上不等于没有差异。差别我想是在一个价值的体系里面，不仅要有普世的“理想原则”，还要有能够具体入手的“实践原则”。理想原则与实践原则怎么结合起来？不同的学派应该有不同的讲法。刚才大家已经讲了，现在大家不会再用“无父”这种极端化的，甚至歪曲对方的讲法，来刻画墨家的理论。但是“无父这个讲法里面，也提示了孟子对于彼此在实践原则上的一些差异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一个谩骂，一种极端化。什么意思呢？他虽然用了这个极端的“无父”的形式，但是他实际上是指出，墨家在实践原则上是根本否定儒家“亲亲”的原则。梁涛先生在文章中讲到，儒家从“孝悌”、“亲亲”之爱出发，到承认普遍之爱，具体实践要从“孝悌”、“亲亲”出发。“亲亲”应该说是儒家实践原则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孟子“无父”的这个讲法，如果我们加以一点重新的了解，他在那种将对手极端化的情况下，他要用“无父”这个讲法，凸显出墨家对儒家所强调的实践原则的根本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对“夏道”要有一个分析，就是关于说墨家“背周道而用夏政”的问题。如果依照《礼记》的讲法，夏道“亲亲”，周道“尊尊”。但是我们看墨子用的夏道其实不包括“亲亲”，而“亲亲”是儒家在讲普遍“仁爱”理想原则的前提下所讲的一个实践原则。

　　墨家的实践原则到底是什么？大家还可以再总结。根据刚才大家的讲法，我觉得应该是“互利”。如果在普遍之爱这个理想原则下，儒家比较强调“亲亲”，并作为实践原则入手处；墨家应该是强调“互利”，“兼相爱，交相利”，或者说“交利”这样的入手处。儒家对“仁”的理解，孟子讲到“仁之实，事亲是也”，所以“亲亲”是儒家对于“仁”的入手的实地的一种肯定。所以我想，儒家墨家的核心价值上，在普遍理想上是一致的，但双方的实践原则有所不同。这个是应该被承认的，没必要否认。

　　3、关于“兼爱”的原则的着眼点，在孔德立先生的报告里有一个讲法，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如果说两家都是对普遍之爱这个理想原则做了肯定，那么墨家的这种肯定有什么特点？孔德立先生在报告中所表达的是：墨家对“兼爱”的肯定，它的直接意义上是面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战争爆发的根源在于人们各事其亲，有鉴于此墨子提出“兼爱”的主张。所以要说特点，墨子的“兼爱”更多针对的是当时的国与国的战争，因此这个思想的提出更多的是关注战争与和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原则应该说主要不是作为社会伦理问题来提出的。但是孟子可能把墨子的重点在理解上做了转移，就把这个思想更多的是从血缘宗法社会的伦理来认识，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认为墨子的“兼爱”不能作为一个血缘宗法社会的基本伦理。

　　在孔德立的报告中，他首先提出兼爱是针对当时战国普遍的这种战争和被破坏的国际关系。儒家“仁”的观念，孔子提出来的时候它可以包含国际关系，但不是着眼于国际关系，它是着眼于当时的社会伦理，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

　　4、从这一点上，我又对孔德立的这个报告提出一点疑问，就是孔子提出“仁”的时候，“仁”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了一个超越了血缘宗法关系的普世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过分强调儒家讲的是贵族的文化，墨家讲的是平民的文化，过分强调这个对立，恐怕就忽略了两方都具有的这种普世价值的意义。

　　当然，孔子所讲的这些文化理想里面，往往有很多贵族文化的东西，这是没有疑问的。而墨子思想，毫无疑问它很多地方代表小生产者的思想立场。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的同时，还要能看到他们所包含的普世意义，仅仅过分强调贵族和平民的这种区别，是有见于别，但无见于同。因为在贵族文化里面也会见到普遍性价值，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这样的，在社会分工早期，只有在提供劳动剩余的情况下，只有在贵族文化里才能真正发展人类的智力和其他价值包括文学、艺术的价值。所以为什么在希腊的奴隶社会，在奴隶主的阶层里才能够产生那些伟大的艺术，而不是在其他的奴隶阶层里面产生，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已讲过。

　　因此，在贵族文化里面，它发展出来的并不是仅仅代表贵族，它可以是代表人类的审美、道德意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墨家对周道的反对，有一些不能不说它是有所“蔽”。荀子讲墨家的“蔽”，就是对文明和文化意义理解上的“有蔽”。他只看到对社会财富的这种大量的花费，比如说“非乐”，没有正面看到“乐”本身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意义。包括厚葬，厚葬里面所累积的价值是人作为一个人对于亲人的道德感情，对于父母“不忍”，“不忍”就是一种道德感情，它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断积淀出来的文明。

　　应该说，墨家反对儒家更多的是儒家所传承和赞成的“礼”的方面，即周礼的“礼”，周礼也是周道的一部分。但不是绝对的，墨家对《周礼》的反对里面，对于祭祀天这个“礼”，不管是由谁来祭祀，对于祭祀天的“礼”还是肯定的，他不是完完全全的反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双方虽然有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的区别，但是应该有一个辩证的判断。一个就是我们讲贵族文化里面也有普世的东西；另一方面在反对贵族文化的时候，有可能减损了贵族文化里面所代表的一般文化发展的意义。

　　5、我想还有一部分问题，我认为儒墨双方是“各有所见”。其中两个比较集中的问题，一个就是“利”，孟子强调义利之辨，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墨子对“利”的肯定也有其道理。这是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问题，甚至不同的层次上，各有所见，所以要各自都有所肯定。再一个就是关于“命”，因为墨家对儒家“命定论”有很强的否定，体现了一种强力的精神，这种强力的精神我们也不能简单说它代表平民还是生产者。强力也是一种很珍贵的精神。但是儒家关于“命”的观念，是不是要完全否定？没有意义？也不一定。“命”对必然性的一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直到今天我们还摆脱不了这个“命”的概念，可见这个“命”的概念也有它历史的合理性。近代以来我记得梁任公给人家写对联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表达墨家的力命思想，如1926年，北师大的学生李任夫与楚中元来求字，梁给李任夫的对联是“万事祸为福所依,百年力与命相持”，就是以力抗命，命可能是有的，但是要用力与命抗争，可见近代中国思想家很赞成墨家的思想。所以我觉得像包括“命”的问题，应该是不是也可以说各有所见？两家的思想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各有所见，因此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谁是谁非。

　　6、最后一个我想提的问题，也是需要厘清的问题。这个要厘清的问题，一个方面是指在原始文献里面，儒墨的相互理解是不是恰当的？比如说孟子对墨子、墨学的理解是不是恰当的？《墨子》书里面，各个篇里面所反映的对儒家的认识是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从学术研究上来讲，很容易找到一些问题，当然这个是很难免的。因为当时某一个儒家，他面对的那个墨者是一个具体的，那一墨者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墨家。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他可能只是那三派中的一派，一派中的一个人，也不能代表整个墨家。对他的批评也不能简单地说他就是对整个墨家的批评，他可能是对墨家里面的一派，或者这派中的某一个人的一个观点所作的批评。所以我认为这个需要厘清。一个墨家面对的也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儒者，与其他的儒者有差别。所以在相互理解的方面，这是需要厘清的，当然，除了在这种认识上的限制，个别不能代表全体的限制以外，再就是由于学派的纷争，他把对方有意地或者无意地对对方做了歪曲、做了曲解。那么今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需要厘清这个问题。

　　另一个要厘清的问题，就是孟墨关系中，我觉得有许多问题，孟、墨不能简单地说谁汲取了谁的思想。因为我看了这次好几篇论文，都在讲孟子的民本思想是汲取了墨家的思想。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证实。因为孟子当时所面对的传统文化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因为他自己直接引用的就是《尚书》，特别是《泰誓》，《尚书》里面有很丰富的民本的思想。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资料，可以说他的民本思想直接来源于墨子。因为孟子自己明确讲是从《泰誓》来的，这是儒家思想最明确的来源。所以很多关于相互影响的说法，还需要再做具体的研究，进一步厘清。

　　包括“尚贤”，我觉得其实“尚贤”是战国初期各家各派共同的一个思想，也不能说道家或者孟子直接汲取了墨家关于“尚贤”的主张。我们现在看传下来的子思子的思想里面很多都有关于“尚贤”的主张，这只是那个时期大家共同的要求。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尚贤”的思想，只不过以前大家不是很关注。应该说春秋时代，在“亲亲”的同时，它的整个治国理政的结构里面早就有“尚贤”这一条，若没有“尚贤”这一条，春秋也不可能维持200多年之久。所有异姓以军功成为贵族者，都是根据“尚贤”的原则进入这个贵族制体系，完全靠“宗法”和“亲亲”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春秋一开始，在政治实践上其实就已经运用了“尚贤”的原则，到战国初期就更明显了。所以我想孟墨之间这些相互的具体的影响，若要讲得清清楚楚，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证明，不能简单地说“这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很清楚的”，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

　　总而言之，我听了几位专家的报告还是很有启发的。因为我看到专家的报告比较晚，有的内容还不能完全消化，我相信在接下来我们继续的讨论活动里，大家会在这些问题上做更充分地交流。我就简单讲这么几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