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国学; 国学学科; 中国之道; 现代化

　　晚近这场“国学热”已持续了二十余年，不仅未呈消歇之势，反而日见高涨，越来越多的民众以懂得“国学”、践行“国学”为骄傲和自豪。与此同时，不断有学者提出应将“国学”建成一门独立学科，但学界内部对此仍有较大争议，即使赞成者之间，对于如何建设“国学”学科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其中关键就在于对“国学”的内涵与外延还缺乏大体一致的共识。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若不弄清当代中国究竟为何需要“国学”、需要何种“国学”，那么对于“国学”学科的设置无论赞成还是反对，终究难免“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之讥。为此，本文拟先探讨当代中国所需“国学”之实质，再据此对建立“国学”学科的相关问题加以辨析。

　　国学与现代中国之道

　　自 20 世纪初以来，我国学界便开始提倡“国学”。我国古代也有“国学”，不过是指设于天子王城和诸侯国都最高级别的学校，主要与地方学校相对而言，其中“国”指国都，“学”指学校。现代中国所谓“国学”则大体相当于“中学”，主要与外国学术尤其是“西学”相对，其中“国”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学”指学术。桑兵教授指出: 这种意义的“国学”概念“源自日本，本意在与西学、汉学相区别……中国遂借指本国学术。因而东亚三国，各有其国学”。

　　现代中国所说的“国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产物，是中华帝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之后的产物，其意义和内涵必然随着这一进程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发生变化。诚如陈寅恪所说:“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正因如此，百余年来关于“国学”有着各种不同看法。对此，已有学者试图从不同阶段和不同角度加以清理、总结和整合。

　　就当前有关“国学”学科设置的争论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弄清当代中国究竟需要怎样一种“国学”。在我看来，目前这波“国学热”之所以兴起并持续升温，主要是基于我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呈现出多层面的需求。

　　首先，在个人层面，人们迫切需要建立一套适应新时代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以有效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和认同危机等问题。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以及之后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出现，对于我国大部分民众而言，原有的信仰与价值实际上已被摧毁殆尽，而新的信仰与价值一时又无法建立，因此出现了价值真空和信仰真空。同时，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足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但现代生活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变化性却使人们越来越感到异化、反常与无助，人们的物质条件越来越优裕，幸福指数却明显下降，价值感和归宿感严重缺乏，现代社会流行的个人主义和“个性形而上学”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使问题更加突出。在此情况下，人们迫切希望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来改变这种状况，甚至对于传统社会和文化抱有一种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想像和乡愁。因此确如亨廷顿所说: 随着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的撕裂，现代化造成了个人层面的异化感、失范感( feelings of alienation and anomie) 和认同危机，从而导致了本土文化和宗教的复兴。

　　其次，在社会层面，人们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切实可据的价值共识、道德共识和行为规范，以有效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缺乏诚信和道义、缺乏理解和尊重等问题。不少学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工具理性独大而价值理性和交往理性则严重缺失。由西方现代性形塑的现代社会，本来强调以契约和规则为基础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在当代中国，令人满意的契约意识与规则意识一直不易建立，又由于存在着价值真空和信仰真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也远未成熟，这就导致不少人见利忘义，为了达到个人和团体的利益最大化，视诚信、正义、公平为无物，以致出现诸如职场腐败、阶层对立、生活安全、环境污染等各种社会问题。另外，由于片面强调现代西方所宣扬的个性独立、自由、平等，人们之间的观念分化日趋严重，家庭成员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越来越缺乏基本的共识，相互之间的交往、理解、信任与尊重变得日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为了建构和谐社会，建立一套为大家共同认可和遵从的价值共识、道德共识与行为规范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为此，在进一步学习与借鉴西方之外，尤其需要重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经验智慧，亟需对之加以重新了解和认识、重新评价和学习。

　　再次，在国家层面，则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彰显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的核心价值与话语体系，以有效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亟需加强的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等问题。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建构与建设一直处在西方的强大影响和压力之下，长期以来虽然力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却在总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一种批判和蔑弃的态度。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尤其是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近年来已开始恢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国政府也更加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但要理直气壮地坚持这样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必须在实践上进一步搞好国内建设和国际关系，还必须在理论上使长期深受西方影响的国内外民众从根本上认同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应该而且可以走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简言之，就是既要做得好，也要讲得赢。显然，无论从实践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这都使得充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必然之义。只有加强文化认同，才能真正实现国内民众的道路认同和制度认同。也只有在合理坚持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伸张中国文化的应有价值和权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我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必须通过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也必须通过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着力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文化软实力。这说明，认同、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可见，最近这场持续升温的“国学热”实际上是我国各个层面合力共推的结果。它表明，在现代化建设走向深化之后，我国已逐步摆脱百年来在文化上的自卑自谴积习，重新认同本土文化传统开始成为个人、社会和国家等各个层面内在而迫切的需求。与 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主要由知识精英加以推动不同，这场“国学热”首先肇兴于民间，并主要在民众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持续升温，知识界和学术界所起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因此它的兴起不是基于抽象的思辨和理论，而是基于整个国家、社会及个体的内在需求，所以很快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和时代大势，绝非个人意志所能左右。

　　更进一步看，这场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实际上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名正言顺地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与国情，建立一套真正适合中国的现代性观念和现代化模式，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自觉诉求。如上所述，这种自觉诉求是全方位的，既要求建立一套真正可使个人安身立命的现代生存之道( 生存观念和生活方式) ，也要求建立一套真正可使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共处之道( 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 ，还要求建立一套真正可使国内国际均能认同从而内外皆和的现代治平之道(核心价值和制度体制) 。总之，当前这场“国学热”表明当代中国人已从下到上自觉意识到，当代中国必须摆脱现代西方模式的束缚与局限，针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基于自身文化传统与国情，建立一套全方位的现代中国之道。也许可以说，当代中国之需要“国学”，正如传统中国之需要“经学”，任何国家在经历了社会大转型、思想大变革之后，都需要逐步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立国之道。

　　这样一种诉求当然并不自今日始。假如我们不拘泥于细节而论其总体倾向，百余年前提出的“中体西用”似乎已可如此理解。不过，自甲午海战以来，随着国难日深，人们对于中国固有的各种技艺、经验、智慧和制度的失望之情也日益加深，因此即使大力弘扬“国学”和“国粹”的人们，也只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国性”“国魂”或“民族精神”，而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则只能作为一种没有实体的“游魂”( 余英时语) 而存在，或者虽有实体却是“貌孔心夷”(叶德辉语) 。但在逐步恢复了文化自信和自觉的当代中国，人们认同“国学”和传统文化却绝不仅仅关注其抽象观念，同时也试图从实际的生活技艺、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规则制度等方面吸取经验与智慧。这从现在不少喜欢“国学”的民众痴迷于传统服饰，传统礼仪，传统技艺( 养生、太极、中医、茶道乃至卜筮) 等，就可窥知一二。可以说，与之前各种形态的“国学热”相比，当前这场“国学热”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不再将中国传统文化仅仅视为一套抽象观念和精神，而是当作全方位建立现代中国之道的本土资源。如上所示，此所谓“道”乃是一个整全概念，既包括信仰和价值观念，也包括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礼俗制度和各种经验与智慧等。

　　正如不少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更是一种自成一体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深厚传统和丰富经验以及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越多越多的中国人认为建立现代中国之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全球性的本土化运动及对文化与文明之多元性的强调，又使得这种诉求成为合理的。就此而言，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和人口最多的世界大国，当代中国建立现代中国之道的诉求，具有划时代的世界史意义。它意味着现代性运动已经扩散，现代化模式逐渐分化，现代性不等于“西方性”，现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化”。人类文明已逐步走出数百年来一直由西方文明主宰的“西方时代”，而开始进入一个各大文明自主自觉的“后西方”时代。

　　日本学者山田孝雄在上世纪 30 年代回顾和总结日本的国学运动时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国家，日本的“国学”也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学问。这种唯我独尊的“国学”观念是现当代中国学者很少有的，不过山田孝雄对日本国学本义的看法却值得重视。他说: “总起来说国学是以国语、古典为基础，通过国史、通过古今文化，明确具有本国家的特性本质的精神，从而以贯穿于古今而存在的、一贯的‘道’为研究目的。”也就是说，日本的“国学”就是为了揭示那种贯穿日本古今的立国之道。同样，当代中国讲“国学”，也是力求通过研究中国经典及相关文献，彰显贯穿古今的中国之道，并建立中华文明的现代之道。一言以蔽之，在当代中国讲“国学”，其实质就是基于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讲现代中国之道。如果不以建立和彰显中国之道为旨归，我们所讲的“国学”只会是一种没有内核和灵魂的“国学”。

　　关于国学学科的几点思考与辨析

　　如果承认在当代中国讲“国学”，最终是为了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建构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中国之道，那么对于建立“国学”学科的相关问题就可以有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由于其中牵涉的争论颇多，此处只讨论如下几个方面。

　　(一)“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很多学者认为，应将我国的“国学”理解为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学术，而不能等同于无所不包的中国传统文化; 也有学者根据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理解，认为“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所需的“国学”与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不二不一”的关系。

　　所谓“不二”，是指当代中国的“国学”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和源泉，也自觉地促成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成为其核心内容。如果说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传统乃是一条延续不断的河流，那么当代中国的“国学”就是它在现代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壮阔的学术波澜。换言之，当代中国所讲的“国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现代形态的核心部分。

　　所谓“不一”，是指我国“国学”的外延与内涵都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外延上讲，“国学”毕竟只是“学”; 从内涵上讲，“国学”必定包含以建构和彰显现代中国之道为目的的现代研究与诠释，要通过不断补充、拓展和完善，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正是有鉴于此，有些学者提出了“新国学”的概念，认为“国学”不仅应该包括古代传统，还应该包括近现代传统。不过根据上述，也可以不立“新国学”之名，因为现在所说的“国学”本来就包括对于传统文化的“新”的亦即现代的研究与诠释。

　　必须指出，所谓现代的研究与诠释，主要是指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研究与诠释，而不是指不加反思地根据现代观念加以诠释。由于今日一般所说的现代观念主要来自西方，要彰显我国“国学”，恰恰需要对于这些观念加以反思、调整和拓展。因此当代“国学”所包含的现代诠释，既要彰显古今变化和中西差异，又要力求某种沟通与“视域交融”。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定型，而我们所需要的“国学”则尚未完全建立。要建立这样一种“国学”，必须有严肃认真的“国学”研究。“国学”研究的关键在于彰显中国之道，既然是论“道”，其范围不能不以传统的思想与学术为重点，但也不能不涉及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

　　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承认“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二”，应当理解普通民众将“国学”笼统地等同于传统文化; 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强调“国学”与传统文化“不一”。只有这样，我们需要的“国学”才不是复古泥古，而是通过辨名析理、扬弃继承、转化创新的学术研究，真正建立既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适应现代社会的中国之道; 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国学热”中各种泥沙俱下、怪力乱神的现象加以引导和转化。

　　(二)“国学”与儒道佛诸家及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之关系

　　有些学者认为，“国学”只指儒学特别是经学，应该坚持这种狭义的“国学”;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国学”应该是“大国学”，不仅包括儒、道、墨、法诸子百家，还包括佛家及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国 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 56 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从建立现代中国之道来看，确实不应将“国学”的传统资源和基础局限于儒学或经学，而应具有这种“大国学”的视野。毕竟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只有儒学与经学，而是一个包含着儒、道、佛、法、墨诸家智慧的整体系统，现代中国更是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只有充分传承和发展诸子百家以及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才能建立真正可以实现国家认同的现代中国之道。因此坚持“大国学”视野，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问题。但也应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经学传统，这个传统是建构传统中国之道的主要基础，在全面建构传统中国的信仰价值、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礼俗制度上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与智慧，尤其在治国理政的经验上更为其他诸家和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所不及; 同时，它在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大量吸收了佛、道、法、墨诸家的思想以及各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不仅成功地实现了各种思想传统的和而不同，也在价值和观念上为各种思想传统成功地建立了最基本的共识。

　　因此，作为建构现代中国之道的“国学”研究，一方面应当将儒、道、佛、法、墨诸家及各少数民族的智慧与传统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生态系统，任何部分都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又有必要特别重视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流的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经学传统，尤其是它在如下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智慧: 一是成功地建构了包括修齐治平各方面的人间秩序，二是成功地实现了与其他诸家思想及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和而不同，既在价值和观念上建立了最基本的共识，又在具体方式上尊重学派差异、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对于建构现代中国之道来说，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是再怎么估价也不过分的。

　　(三)“国学”与“西学”之关系

　　现代中国的“国学”本来就是一个与“西学”相对的概念，诚如马一浮所说“此名为依他起”。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强调中国有其自成一体、具有“特别精神”的传统与学问，但并不意味着“国学”与“西学”及其所承载并反映的现代之道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而不可兼容。

　　事实上，自 20 世纪以来，我国提倡“国学”的学者很少将其完全与“西学”对立起来，也很少反对充分吸收“西学”以拓展“国学”，而是多如梁启超 1904 年所说“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或如“学衡”派所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即使如马一浮那样主张中国六艺之学“广大精微，无所不备”，因而“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也主要是为了强调“国学”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遍性以坚定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主性，而不是为了推行一种文化封闭主义，因为所谓“统摄”显然不等于“取代”。可以说，现代中国所讲的“国学”自始至终都受到了“西学”的形塑。因此我国提倡“国学”，主要是一种文化自主性诉求，而不是一种文化封闭性主张。反对“国学”者以为提倡“国学”就是拒斥“西学”，这不过是一种想像揣度之辞。现代中国提倡“国学”乃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 中西文化与学术传统各成一体，互有不同。正如钱穆所说: “文化异，斯学术亦异。”这种不同乃是结构性的不同而非构成要素的不同。从构成要素来看，彼此之间其实既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的部分，也有可以相互共享和兼容的部分。正因如此，各大文明与文化既具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彼此之间的交流既有可能、又有必要。我国学者往往以“特别优长”(章太炎语) 、“独优”“独至”(章士钊语) 、“最为精美擅长”(张之洞语) 、“优美独到”(赵启霖语) 等语形容“国学”。这说明在他们心目中，“国学”的“特有”“特别”之处，主要不是指只可为中国所独有，而是指在中国传统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因此无论“国学”还是“西学”，其“特别”性都不必是指特殊性。由此可见，现代中国强调“国学”与“西学”相对，主要是为了突出中西文化各成一体，各有优长，而不是坚持彼此之间完全不可互通和共享。正因“国学”与“西学”各成一体，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也不容否认。王国维所谓“学无中西”( 《〈国学丛刊〉序》或钱穆所谓“学术本无国界”( 《〈国学概论〉弁言》) 实当活看，至少中西人文学科所具有的文化差异相当突出，正如“国画”和“油画”有着明显不同。只有承认这一点，提倡“国学”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人们常说我国“国学”是中国固有或本有的学问，对此也应活看。相对于现代“西学”而言，“国学”确可说是固有或本有的; 然而若就“国学”的前世今生而言，则所谓“固有”或“本有”便只能指为我所化、所用、所有者，而不能指完全土生土长者，否则所谓“国学”不仅将变得极为贫乏可怜( 很多我们以为是“固有”的其实是外来的) ，更将成为一种完全没有吸收和转化能力、根本不能自我扩容和发展的“死学”。这种狭隘的“国学”显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四)“国学”与现有学科之关系

　　主张建立“国学”学科的学者从来就无意于以“国学”学科取代现有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学科，只是强调这些源自西方的学科体系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注重通观通识的中国传统学术。但质疑和反对者认为，现有的学科体系乃是一种进步，通过分科而治的研究可使学术文化获得更为深入细致的发展，也并不妨碍人们同时使用不同学科的方法加以综合研究。可见，合理阐明“国学”与现有学科的异同，乃是有无必要建立“国学”学科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国现有的文、史、哲诸学科的建立，主要是基于现代西方的学科分类、基础理论、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比如在研究方法上，特别强调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摹本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除了主张分科而治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理性化，二是客观化。所谓理性化是指特别注重理性分析与逻辑论证，凡非由此得来的论断都不可承认其为真理。所谓客观化是指严格区分主体与客体，并强调主体对于客体对象只可理性旁观，不可投入前见与情感。

　　显然，如果“国学”学科仍像现有学科一样以现代西方学术为典范，则必不可能实现其建构和彰显中国之道的目的。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主要依赖西方理论观念与概念术语研究“国学”，势必出现“失语症”(曹顺庆语) 、“反向格义”(刘笑敢语) 或“汉话胡说”( 彭永捷语) 等现象; 一味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国学”，也会像当年强调以“科学的头脑”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国故”一样，必因其片面的理性化倾向从根本上摧毁我国学者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与温情以致“格不相入”(钱穆语) ，也必因其片面的客观化倾向从根本上将我国文化传统完全历史化，即将其视为已经过去而与现在完全无关的东西。

　　其实，早在 1922 年，当胡适等人大力倡导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时，梁启超就已明确指出研治国学应有“两条大路”： 对于“文献的学问”，确实“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此为第一条路; 但对于“德性的学问”，却必须采用我国学术传统一贯强调的“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这可说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此后，钱穆在《国史大纲》卷首特别提出国人对于本国历史应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也主要是针对“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治学路径而发。

　　我认为，与现有的文、史、哲诸学科相比，以彰显中国之道为旨归的“国学”学科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更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也更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国学术传统。这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在基本的问题意识、理论观念和概念术语层面，面向现代社会现实，着力清理、总结、继承并发展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和固有脉络，既以之研究古今学术，又据以反思西方理论与概念，并通过中西学术对话与沟通实现自我拓展和提升。简言之，“国学”学科具有一种源自本土学术传统的“眼光”(或者说理解的“前结构”) ，故其关注点和关注方式不同于现有学科。第二，在研究进路与方法层面，对于“国学”的知识体系即梁启超所谓“文献的学问”，在继承传统治学方法之外，自当尽量借鉴西方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但对于“国学”的价值体系即梁启超所谓“德性的学问”，则必将自觉地弘扬并发展中国学术传统，不仅要有“温情与敬意”，还特别强调“切己体会”和“知行合一”。总之，如果说现有的文、史、哲诸学科主要是“西体中用”式的学科，那么“国学”学科则是“中体西用”式的学科。

　　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国学”学科的同时，必须建立现代中国的诠释之道，一种既继承中国学术传统、又适应现代社会的“诠释之道”。可以说，必有现代中国的诠释之道，而后有现代中国之“国学”。建立现代中国的诠释之道与建立现代中国之道实际上是同步的，前者既是后者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后者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外学术史的发展表明，现代学术的建立必须包含现代诠释之道的建立，西方如此，中国也如此。我国自 20 世纪初提倡“国学”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国学”的研究方法加以探究与反思。如广东学者江起鹏 1905 年出版的《国学讲义》，首章就是《研究国学之方法》; 同年刊出的《〈国粹学报〉发刊词》也特别标举依照“会通”原则“发明国学”。此后强调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也有上引梁启超、钱穆等人不唯西方是从、不唯科学是从的主张。在当代中国，伴随“国学热”的兴起与升温，同样有自觉建立“中国诠释学”的主张和努力。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当代中国所需之“国学”乃是以彰显一以贯之的中国之道、建立中华文明的现代之道为目的，那么它就必须既基于传统又面向现代，既异于西学又会通西学，既包含科学又超越科学。而要真正建立这样一种“国学”和“国学”学科，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我们反复探索如何合理协调古今之间、中外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流派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等各方面的关系，也需要我们深入探求并建立一套现代中国的诠释之道。这是当代中国的现实需求和历史重任，纵使“道阻且长”，人们依然会不畏烦难而上下求索。

　　作者：李清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哲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