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常的性质与意义

　　儒家重视人伦关系，并且特别重视人伦关系中的血缘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中庸》在申明了“三达德”之后，还阐述了“五达道”，也就是五种人伦关系，“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白虎通》阐明人道的“纲纪”，提出了“三纲六纪”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所谓“三纲六纪”，是指九种人伦关系，其中多数属于家族或家庭血缘关系。同是人伦关系，为什么还要分纲纪呢？《白虎通》的解释是：“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区分纲纪，突出重点，如此“张理上下，整齐人道”，建立并维持社会秩序。

　　陈寅恪对《白虎通》的“三纲六纪”评价甚高，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idea，今多译为理念。无论是“五达道”，还是“三纲六纪”，表面看来，只是列举了几种人伦关系而已，陈寅恪给予“三纲六纪”那么高的评价，是着眼于其中所蕴含的处理每一纲、每一纪的抽象理念。儒家不仅仅整合了各种各样的人伦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给出了如何处理人伦关系的原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看到，《中庸》概括提出了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孟子接着进一步给出了处理五伦的原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也是如此，把握和处理“三纲”的原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把握和处理“六纪”的原则是“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每一种人伦关系都有其恰当的处理原则，也都有其取法乎上而到达极致的理想境界，陈寅恪欣赏的是这一极致的理想境界所反映的某种人格上的独立、平等、尊重的理念。

　　然而，无论“三纲六纪”或者“五伦”毕竟都是人伦关系，仅仅抓住人伦关系以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看到，“三纲六纪”很快就被三纲五常所取代，成为全社会上下普遍遵循的法度。“三纲”是必不可少的。抓住“三纲”，纲举目张，其余的人伦关系便可以随之带动起来。因此，有了“三纲”，“六纪”似乎可有可无，它被取代就有了某种必然性。取代“六纪”而与“三纲”组合的是“五常”。“五常”完全不同于“六纪”，“五常”不是人伦关系及其处理原则，而是普遍的道德理念。

　　“五常”也不同于“五伦”。孟子从各种各样的人伦关系中特别拈出“五伦”，其中包含了“三纲”的君臣、父子、夫妇，应该是缜密思考、审慎挑选的成果，可是，“五伦”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却因为往往各有其明确的针对性而很难普遍化，比如：“父子有亲”的“亲”，主要是指血缘上的亲，因其出自于父子关系，因而对父子关系是适用而有效的，而对于其他人伦关系却未必适用而有效。其他如“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亦大致如此。只有将“亲”、“义”、“别”、“序”、“信”提升至更高层面，使它们脱离或超越具体的人伦关系，才有可能将它们抽象化，成为普遍适用的原则。然而，这很难。一旦脱离或超越了具体的人伦关系，“亲”、“义”、“别”、“序”、“信”将失去根柢，成为无本的东西，孟子曾经比喻说：“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五常”之所以是普遍的道德理念，在于“五常”是以人性为基础而发生的道德原则。对此，儒家认识得很清楚。《白虎通.三纲六纪》讲“人皆怀五常之性”，《情性》篇注明：“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人的“五常之性”从何而来？《情性》篇做了分析说明：人禀阴阳二气而生，人的情性分别由阴阳二气所生成，情生于阴气，性生于阳气；由于“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所以，生于阳气的性有仁、义、礼、智、信，生于阴气的情有喜、怒、哀、乐、爱、恶。《白虎通》的分析说明合乎儒家以气解说人的生命以及性情的传统，自此，人有“五常之性”便成为历代儒者的共识。

　　“五常”仁、义、礼、智、信，不是从人伦关系中产生的，而是扎根于人性之中，以人性为根柢而发芽、生长，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孟子论证仁发端于人的恻隐之心，义发端于人的羞恶之心，礼发端于人的辞让之心，智发端于人的是非之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同样也是“人皆有之”。孟子有力地论证了人性的普遍性和仁、义、礼、智的普遍性，不妨说，这也是孟子对“五常”的论证，因为，仁、义、礼、智包含在“五常”之中，只剩下一常即信没有被纳入遵循孟子的论证范围，按照同类相从的逻辑，信这一常同样扎根于人心，同样具有普遍性，是不言而喻的。《白虎通.情性》篇的论证思路与孟子不同，前者认为仁、义、礼、智、信生于人人禀有的阳气，这可以看作是殊途同归。仁、义、礼、智、信从人性中来，是从人性中升华而来的、具有普遍性品格的道德理念。这就是“五常”的性质。仁、义、礼、智、信出乎人性，反乎人性，亦即时时反作用于人性，规范人性的活动，引领人性的发展，——明乎此，也就知道儒家所讲的心性修养，其实就是树立仁、义、礼、智、信的标竿，使人的心性活动向标竿看齐，朝着标竿指示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五常”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