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学的新开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绕过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底色和个性特质。儒学传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元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儒学的新开展必定要广泛吸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优长，在综合创新中不能离开主导性的解释系统；必须正视一个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问题——儒学自身是精华与糟粕的统一体。儒学的新展开需要突破自己、超越自己，让“个我”真正在当代站立起来；应当进一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的信息社会向世界传播“和谐”理念、声音和行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活着”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也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展，因为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原生性的文明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生命体，它不仅关乎中国梦的实现，还关乎世界文明的进一步向前推进。儒学的新开展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才能长出新的枝叶，开出新的花朵，结出新的果实；而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又必须要适应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土壤。因此，儒学的新开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底蕴是儒学精髓等被扬弃了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儒学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审视而发展成一种新的儒学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离不开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的底蕴和滋养。那么，儒学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得以新开展呢？
一、儒学的新开展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理论体系或理论创新。近代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马克思主义理论满足了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需要。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社会结构变革方面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在动态中演化，向未来不断展开的过程。今天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即世界观、方法论、立场、观点来分析解答、解决中国当下的实际问题；以时代精神为坐标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活着的”文化传统，使得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论在传播方面、运用方面还是创新方面都应既指向中国的现代化，又要追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活着的”文化传统，来探求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内在规律，探究如何充分开发每个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潜能，为人民创造福祉，切实让人民有获得感等一系列中国社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当下的中国是历史中国发展演化而来，历史和文化传统是形成今日中国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老子以及他们的经典是我们文化生命体的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承接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顺应时代精神，创造出一种新的思想、理念来解决中国当下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在动态中把两个根基中的思想文化和理论在时代精神这个坐标系的参照下，同时借鉴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一切成果即积极因素，为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创新出一种新的理论——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在这个新成果中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观点，也不能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理念，又有中国人在2 000年前《礼记·礼运》中讲的“大同理想”；既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又有仁爱、合和、厚德和自强不息等儒学精髓等人文价值和精神；既有儒家政治哲学以“义理”精神为主旨的凸显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制度层面的人文基因，又有现代法治思想突出人的权利与义务之统一的法权人格观念；既强调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修养之于治国理政者本身修养自己人格的重要性，又强调要树立依法治国的法治思维方式来处理日常事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马克思、列宁都没有讲过。毛泽东曾告诫我们：“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历史遗产”，反对“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1]是不可以的。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老祖宗不能丢啊！” [2]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谈到的老祖宗，实际上都是指两个根基都不能丢！
两个根基的有机结合（同时离不开西方的智慧等人类文明的结晶）用以探讨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所取得的成果，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进程——这是一个正走在路上，未完成的形态。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为母体性、根源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元素将会不断融入其间。因为以前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砸碎一个旧世界，容易把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当做糟粕来批，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还没来得及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应用。今天在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时代有了呼唤，我们也有条件来思考和实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来思考儒学传统怎样进行创造性转换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儒学的新开展实际上是指它应该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得以健康的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切实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使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克服自身的弱点，发挥自己的优长；使两个思想来源在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得以和谐相处；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有一个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即文化自信作为其根基。
儒学的新开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确立文化自信的关节点，是支撑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的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与全人类先进的文化和文明不断交融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这种价值上的契合，用以解答和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在这个新成果中，不可能绕开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不能绕开以儒学为主的发展流变中的中国文化传统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各种影响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处理好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正反两方面的遗存和影响效用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民族文化的根本性的大问题。
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展开的进程。这个常做常新的永恒的研究课题必须直面一个对象即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演化的“活着的”传统，前者就是经典文化，后者是实际的政治治理的历史演化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以及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汲取都应该建立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崇高的价值理念和目标之所以能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把握这个世界和时代最好的理论工具、最好的分析工具，“是解释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好的理论框架”[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儒化中国”，“儒化马克思主义”和“儒化社会主义”。在这种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中绝不能用理论来套实际，而是要研究这种新的实践和新的问题中究竟与中国历史和“活着的”文化传统有什么关联，是什么使得文化传统的优秀的因素在滋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又是什么使得历史的、文化的、传统的负面的东西在阻碍现代化事业的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命题，这个重大命题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活着的”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就是儒学新开展的难点之所在。
二、儒学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儒学在今天并没有进入博物馆，它一直“活着”，现在正呈现“一阳开来”的新气象。虽说儒学不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划等号，不能代表诸子百家，它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学传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熔铸等影响在诸子百家中是最大的。儒学传统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早在其产生的源头，《易经》生出儒道两家时它们就在碰撞中对话、交融，传说中的孔老相会就是一次著名的对话。及至隋唐以后的宋明儒，更是在儒、释、道碰撞、对话、交流中成为新儒学。进入近代后，儒学在“只手打孔家店”的社会情势中，又遭遇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终将因不能回应时代问题变得“回天乏力”，日益呈现出衰败景象。但是儒学传统并没有彻底中断和死亡，像列文森所说的已进入博物馆。它只是隐而不显，没有停止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话，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在中、西、马互释中积蓄力量。港台新儒家和海外汉学家产生了不少成果，主要是致力于儒学经典文化的概念和理论的诠释及其创新，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这些成果曾经对唤醒大陆的学者要关注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不小的影响作用，它也为今天儒学的新开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料和难得的启示。在大陆，从新中国建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儒学命运多舛，屡遭磨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儒学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越来越为人们重视，尤其是今天，呈现了“一阳开来”的新气象。自从习近平同志发表了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四个讲清楚”的系列讲话之后，将儒学传统提升到儒家文明、亚洲文明的高度，特别强调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突出的优势，是我们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是我们与世界上各种文明、各国的民族文化交流、对话的原生性的文明体系和文化样态。
“活着的”儒学传统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无意识”，成了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学经典如《周易》《尚书》《中庸》是历史的遗迹，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但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学的影响作用则是千百年来的历史演化、连续留存、动态的、鲜活的，是过去到现在，以至于朝着无尽的未来展开的一种精神性存在。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渗透在我们的生命体中，渗入在我们的思维方法、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之中，甚至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样态、精神方向和生存智慧的文化基因——它是中国现代化特有的一种文化个性或倾向性。不管承认与否，你赞成与否，它都顽强地影响着我们社会的运作机制，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的行为举止。它是一个社会和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底色，诚如同样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现代化的底色都不一样，这就是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的个性特征不同。“任何一位中国人，你可以说你不懂儒学，没读过‘四书五经’，不了解孔子、老子及其学说，但你的行为、思维方式和生活样态里则或多或少渗透着儒家文化的基因。传统社会有一大批目不识丁的山村父老、没有文字能力的母亲，成为中国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和伦理道德代代相传的传达者。孔子三岁丧父，可以说没有得到父亲的慈爱，孟子也差不多，宋明儒学的思想家无一例外都受到母亲的身教之影响。” [4]
自西汉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起，2 000多年来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影响最为深刻，它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无意识”，成了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渗入到社会机体的每个领域，每一个毛孔；无论它的精华抑或糟粕都是以文化传统遗存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融化在每个人的血液里和日常生活的行为中……不管有人主张要复兴儒学，回归传统，还是主张彻底批判传统，贬低儒学，都说明传统是不能割断和舍弃的。我们不可能抛开传统，就好像我们不可能握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 [5]有人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批判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社会为了解决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是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割断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浅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恰恰是建立在以儒家传统的文化背景之中的，不管是你要批判儒家的负面因素，还是要批判儒家原教旨主义，批判儒家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理念，抑或要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儒家的精华，都离不开儒学传统。诚然，中华文明的根基并不仅仅只有儒家学说，诸子百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格律、戏剧小说都属于中华文明的范畴，而儒释道观念文化才是中华文化的根基。
儒学传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元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今天的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基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不同于西方的道路，而且是试图超越西方道路的一种新型的国家治理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四个讲清楚”中所说道：“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在这里，第一句话讲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中都有自己的历史积淀和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发展道路的个性和特色。第二句话是讲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包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的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当然是在路上的——并没有成为完成状态的成果。第三句话是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突出的优势，从理论上来讲这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事实上精华和糟粕是难分难舍的，这就是之所以要讲清楚的原因、关键和要害之所在。最后一句话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蕴，这个文化底蕴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上来看就是儒道佛传统文化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包括近现代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形象的实质不是向西方的模式转型，而是在中西古今交融比较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变革。这个制度变革的走向是马克思主义崇高的价值理念——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理想。而它的中国形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无论怎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思想理念和制度因素，我们的文明的根基或文化基因还是中国特有的，是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中国模式、中国形象、中国气派的深层中包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主要是指儒释道传统文化以及文化流变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到了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话交融，形成了中华文明原创性的文明形态和区别于外国文化独特的一种文化形态。
基于上述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下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使源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转化为一种更能适应、解答符合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有利于实现中国社会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梦——能使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快乐、安祥的理想生活。儒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绕过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底色，是中国化的个性特质。儒学的新开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思想的反思批判，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实践中能得以进一步发展，不能不适应中华大地这块土壤，这块土壤的文化生命体的主体是儒学传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儒学的新开展都离不开全人类文化的积极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新开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无论在理论上的研究还是在实践上的探索都是一个文化对话和综合创新的过程。
三、儒学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程中的开展方式
1、儒学的新开展要广泛吸取他人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优长，在综合创新中不能离开主导性的解释系统。今天的时代有人说是新的轴心时代，我认为这种说法颇有意味。新的轴心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现代新儒家的价值在于他们的研究是基于中西古今比较的视域，它的缺失是并不了解大陆的现实社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今天在中国大陆研究和传播的儒家思想绝不是纯粹的儒家，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早在汉代，在政治治理中儒法道就融合在一起，董仲舒的思想是综合各家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书·元帝纪》）像《淮南子》、《管子》这类经典均是各家综合的结晶。众所周知，宋明儒学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也是东亚思想和南亚思想综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都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当下有人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因其独特的中国元素而特别引人瞩目。有机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髓，借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智慧，结合有机哲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在精神实质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深度契合。”[6] 赞成上述论者的一些学者认为，现在人类文明已走向新的文明，目前在地球上所有国家最有可能引领人类走向新文明的是中国。其理由在于：其一，中国具有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其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应用于中国社会伟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三，中国受到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影响，这是一种“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伴随新的轴心时代的新文明的是新哲学、新理念。这种新哲学、新理念的关键词就是强调系统、整体与协调、和谐。个人与他人形成整体，发展模式形成整体，过去、现在和将来连成整体。这是很有意味的。我们的战略思想“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就是系统、整体、协调、和谐和联系的思维方式或智慧。“创新”发展把过去——现在——将来连在一起，使反思性、前瞻性和开拓性结合起来，是从大历史观到放眼整个世界来讲创新。“协调”发展是“因应发展失衡和不可持续而生，是发展的实际倒逼而来，也是因时而动、应势而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自觉选择。” [7]唱和如一，宫商协调，是要把发展中各个要素、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绿色”是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永续发展，是把现在与将来；人与自然、社会；生产、消费和环境联系起来看。所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就是把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生幸福有机结合起来。“开放”是扩展空间，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一起双向开放，也是整体的、系统的思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共享”能使人与人融合，可以推动发展的普适性和普惠性。五大发展理念是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它不仅继承、扬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整体主义理念、《易经》的辩证思维，而且集中了现代化发展国家的结晶。“五大发展理念”将对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它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新的人类文明的样式。在五大发展理念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和谐”、“整体主义”、朴素的辩证法等均已经过创造性地转化变成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战略思想。
儒学的新开展必然面临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碰撞，这种对话、交流或交锋的过程是一个综合过程。这个综合的过程有一个各打各的锣的过程，互相吵架、相互排斥的过程，然后共识逐渐地越来越多。尽管目前还存在相当大的隔膜，事实上在吵架的过程中各自都在吸收其它两方的优长，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自己，这就是综合创新的过程。
“创新”要有立足点和参照系，不能随心所欲，总是在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儒学传统是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的主要源流之一，它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制度机制的影响是无法漠视的。如同上述，无论是积极方面的影响，抑或消极方面的影响都绕不开儒家传统这个母体性、根源性、民族性的文化传统的根基。“参照系”也不能从天而降。中国近代只能参照西方的样态，结果则因离开了自己的立足点导致“全盘西化”等失掉根基的偏差。近代以来，由于弱国心态导致迷信西方，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其实西方的创新也是从自己的历史传统出发的，他们创新的一个重要依托是古希腊文明，还有近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引发的近代科技理性。儒学的新开展是在新一轮的古今中西中展开，只是时代的主题变了，古今中西的碰撞、对话、交融和创新的宏观时空并没有什么变化。
在中华大地上，这个综合创新的过程要与主导性的解释系统相适应。这个主导性的解释系统就是“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顶层设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想、价值、信仰层面的主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这个主导思想的力量不是来源于理论本身的逻辑力量，而是来自于它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遵行并为之努力奋斗的程度和情状。所以，这是一个在路上，在过程中的思想理念的综合创新，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战略思想指导下“五位一体”互动的伟大实践之过程。
2. 儒学在今天的新开展必须正视一个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问题——儒学自身是精华与糟粕的统一体。可以这样说，没有反思批判作为前提和基础也就没有继承和弘扬，这个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性问题现在却被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始终应伴随这种反思和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和历史演化的经验和教训，还必须针对“活着的”传统对现实的影响，针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提出问题、确立问题、展开问题、回答和解决问题。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展开的过程。习近平同志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他还曾与记者交谈说：“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他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四个讲清楚”的系列讲话寓意十分深刻，但不能因为习近平同志曾说过“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突出的优势”，“是我们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就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是精华了。习近平同志也还讲过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要为我所用。”儒学是有其弊端的，他强调君权至上，维护等级结构，维护皇权体制下的人治实质，崇尚官本位，张扬道德理性和人文主义而忽视科学理性精神；崇尚生存智慧，忽视理性的逻辑思维。儒学的局限不是儒学本身的局限，而是与它所置身的时代、社会和文化环境有关，而且这些弊端并不是儒学独有，一些弊端是法家的、道家的或其他文化类型或流派的，但都是出自宗法专制主义的传统社会。认识到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这一局限，有利于营造崇尚科学理性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使儒学的德性人文智慧去拥抱源自古希腊和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智慧，使儒学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现代科学发现和发明的辉煌。睁眼看看世界——瑞士只有700万人，已经获得过20多次自然科学诺贝尔奖；日本，我们一直说他是模仿的民族，不善于科学原理的创新，它自1949年至今已经获得20多次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犹太人在世界上人口比例是很小的，迄今为止它已经获得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物理学奖，50多次生理学奖” [8]。至于美国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院半个世纪出了7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而我们呢？新中国建立以来60多年了，在自然科学方面只有屠呦呦一人获得了生理（医学）诺贝尔奖。这就需要我们很好地反思，这难道与我们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没有关系吗？！儒学的新开展，即将儒学的精髓——道德人文主义的生命智慧、治国理政的智慧、协和万邦的智慧，将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去经受时代精神的洗礼、审视，去与现代法律，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精神相融合、相适应，与人类共同体的生生不息的历史经验的普遍价值相适应。我们要确立起现代法治理念和意识，要有对自己宪法精神的信仰，要把这种信仰的基础首先建立在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上，建立在反思批判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的基础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积善余庆，积恶余殃”、“人在做，天在看”、“人有千算，天则一算”、“头上三尺有神灵”、“善事多做，坏事莫为”等等，这是我们千百年来的传统法，是深入我们骨髓的传统，是我们文化的根基和血脉。儒学的新开展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弃了这个根源性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个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之道和传统法。
3.儒学的新展开需要突破自己、超越自己，让“个我”真正在当代站立起来。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传统社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之一，“民为邦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历代给予统治者以警示效用。宽猛相济、教化与刑罚结合，强调“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是其治国方略。但是民本的实质是“君主民”，民本不是民权，更不是民主，民本与专制常常联系在一起。清末明初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李贽、龚自珍激烈批判君主专制但又将希望寄托在明君之上。他们关切中国的富强，但走不出民本与专制的怪圈，所以才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得人心。当然民本并不是没有可能转化成民主，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将是一个艰苦卓绝的重大课题，亦就是儒学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经历百多年来中、西、马的交锋，儒家在政治层面的新开展可以将“大同社会”的理想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的价值理念相结合，这已基本形成共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精神现象和文化的发展首先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之上，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的价值理念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 [9]这就需要首先解决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问题，只有在基本解决温饱甚至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人们才有可能有闲暇、有物质条件去开发自己的各种潜能。因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建立在他们现存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之中的全面性。马克思说这种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要消除宗教的羁绊，主要是指摆脱了环境与他人的支配，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情况下具有自己的意志自由与行动自由，是自己的身与心、自己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挥，即个人达到一种自觉、自愿、自主发展的状态。今天的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为了缩小两极分化，采取“精准扶贫”的措施，惠及和落实到切实扶持贫弱的每一户农民，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人要想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中的一员，还要从传统的负面因素的侵蚀中解脱出来，真正认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份子，不能依附于某些腐败权贵的羽翼下，将自己的个性隐没起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就是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要建立法治中国，要靠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认同西方的宪政民主，却又不能不虚心学习西方的法律传统、西方的政治思想的传统和实际政治治理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强调的依法治国的方略相当程度上是学习、消化了西方的法律思想和理论并根据中国的实际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我们今天应该特别重视培植“个体”的法权人格，使得儒家传统的伦理至上转化为“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人权保障、正当程序”的依法治国方略下的道德自觉和伦理精神，凸显个体的权力和义务的统一，凸显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确立起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法权人格，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敢于站出来说话，敢于与不良的行为作斗争，尤其是敢于与腐败的官员作斗争。以上这些依法治国的关键词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思想理念体系和法治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中，每一“个我”才能迸发出创造力。儒家的“生生之为德”，“天地之大得曰生”，注重“生化”、“创化”、“演化”，都要提倡不断推陈出新，使得思想和心灵得到解放。儒家的这些思想理念的作用应在创新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动力中寻找契机，营造人人得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营造法律信仰和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相互依存和促进的社会氛围和环境。儒学的新开展必须致力于让每个人都能在“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下，深刻认识和理解“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的真义和实质——使每一个体“自我”能够真正站立起来。人人都要学会反思和批判在自己身上遗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积习，譬如崇尚“官本位”、明哲保身、不敢为坚持正义说话和做事，在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讲真话时却当起了“和事佬”。唯有每一个体的自我真正站立起来才能营造起和谐、平等、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才能使得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迸发出社会创造力。儒学的“革故鼎新”、“苟日新、日日新”和“日新之谓盛德”等思想、理念和古训只有在解决社会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机制中才能转化为物质财富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儒学在今天的新开展应当进一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的信息社会特点向世界传播“和谐”理念、声音和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离不开世界，我们强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当今世界的各种动荡不安折射了某些国家、民族、组织、团体存在鼓吹与世界和平相反的论调。通过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特朗普”在竞选中公开场合极尽谩骂和嘲讽，公然歧视妇女、排斥非法移民和诋毁穆斯林，却赢得众多初选。使我们看到了世界是被媒体塑造的，美国的媒体正在竭尽争夺美国民众和我们的注意力，尤其是中国青少年的注意力。这种令人迷惑的“特朗普现象”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如果说特朗普出了问题，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制度或体制出了问题。类似特朗普现象的思想、理念、价值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是导致世界不安宁的根由之一。
在美国的某些人看来，中国最大的挑战不是中国人对具体问题的挑战，而是你中国现在还“活着”就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他们认为“你早就该死了”，“你早就该崩溃”，“你居然还活着，而且获得越来越潇洒”，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更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一个5 000年从未中断的文化支撑的！他们不懂得这个文化意味着什么，他们习惯于用强权、霸权来左右世界，他们料想不到中国这个不信基督教的民族（事实上中华大地上有不少基督教徒）也有自己的文化底蕴和软实力。
当今世界存在着国家、宗教、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分歧和对立。正是这些不同、分歧和对立的国家和国家的关系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中，不同信仰、不同制度、不同民族和国家应该和平共处，有序竞争，在求同存异中逐步消除误解和对立，这是人类理性选择世界未来的必然归宿。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走向的中国判断。2年多来，习近平62次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的这方面讲话意在寻求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的交往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10]中国古代2 000多年前就有我们中国人祖先的“大同社会0”的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理想社会与马克思的崇高价值理念“自由人的联合体”有着相通相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理念。中国向世界宣示，“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 [11]儒家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国虽大，好战必亡”，“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和平、和谐、合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儒家认为人不能主宰万物，而应协调万物，要使得万物协调和谐。《礼记·中庸》中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强调君子要用中和的态度改变现实，重建天地自然的秩序，即天、地、人应和谐发展。《周易·乾卦·文言》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庄子补充了儒家的和谐理念，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 儒家主张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主张“协和”而反对“征服”，强调和平共处、亲善和睦。《尚书·尧典》中说，尧对九州的政策，采用“平章”百姓、“亲和”九州，这就是协和万邦。《周易·乾卦》中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主张天下应和平共处、万邦团结。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远亲不如近邻”，孔子主张在国与国交往中，要用交往感化外邦的思想和方式，倘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则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必有自己的经典，而经典的形成也就是文化的形成。这个东西带有原创性，带有开放性，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解释，它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发展，绝对不是固定的。经学就是中华民族从远古一直到近代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发展史。精神由开辟、发展，到壮大，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这就是精神的支柱。“中国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在和谐”就易道的价值理想而言，它追求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先秦各家普遍地把天人和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一方面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把天道的自然规律看作是人类社会合理性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天道，把人们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主观理想投射到客观的自然规律之上。只是各家对这种整体和谐的论述，有的比较侧重于天道，有的比较侧重于人道。《周易》在《乾卦·彖传》中提出了“太和”的思想，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先秦各家中对整体和谐的最完美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
面对当今世界这种搅动全球不安宁、不和谐的局面，儒学的和谐思想和理念可以大有作为，可以通过外交、学术交流、文明和文化对话、教育合作、艺术交流等途径讲好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思想理念、传播中国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 [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7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2] 邓小平. [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第258页
[3] 王学典.儒学复兴，必须和自由主义深度对话[N].中华读书报，2016-01-20（15）..
[4][5]邵龙宝.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6]杨志华.何为有机马克思主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
[7]论五大发展理念[N].南方日报，2015-11-05.
[8]饶毅.用什么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N].解放日报,2016-03-18.
[9] [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P33.
[10][11]国纪平.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5-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