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当今社会，信仰迷惘、价值困惑和道德衰退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瓶颈，信仰问题成为国人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如何进行信仰价值的重构？成为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重要问题。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究竟信仰什么？中国社会信仰的问题和实质是什么……这篇文章将带给你一些思考。
中国人的信仰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原因何在？
伴随GDP的提升，各个城市的楼越盖越多，越盖越高，住在高楼里有一些人反而丢失了灵魂。正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德国有一位文学家海涅讲过一个风趣的故事：“英国有一位机械工程师，发明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各方面都同真人一样，可就是没有灵魂。于是，这个机器人一天到晚跟随在工程师后面不断地嘟囔着：‘给我一个灵魂，给我一个灵魂!’但是，工程师就是没有办法给它。’”美国心理学家陆哥•赫胥勒曾在世纪之交时说过一番颇为深刻的话：“：“如果让我来总结人类在20世纪的作为，我以为，人类在20世纪的最大的悲哀，不是地震，不是水灾，甚至不是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的爆炸，而是芸芸众生活着然后死去却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只知道卡通片的感官刺激，不知道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他们在生理上已经衰老，但在心理上却没有满月，他们的躯体正在接近坟墓，人格却没有健全。”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主要表现在做人的信仰即头上三尺有神灵的道德信念的跌落，在一些人看来，仰无所谓愧不愧于天，俯也无所谓怍不怍于人；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出现落差；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生活世界区别悬殊，公共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双重标准、区别对待、诚信缺失、信任危机；信仰迷惘、价值困惑和道德衰退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在学术和治理上存在言而无物、言而无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现象。中国社会呈现出的信仰危机已经引起全社会的警觉，信仰问题成为当下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信仰的重建已经历史地摆在我们党和每个中国人的面前。
剖析信仰问题的成因：其一，由计划经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实践和社会存在变了，主体发展的空间增大了、机会增多了、诱惑也加大了，加上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并导致人们收入差别扩大，人的意义世界的追寻自然就成了问题；其二、权力腐败是问题之症结；这一问题的微妙之处来自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官本位与权力至上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主观心理上对腐败的认知远比客观存在的腐败问题严重得多。人们习惯于将这种腐败归咎于“封建遗存”，其实这是“官僚集权制”的遗存而不是“封建遗存”。有的腐败官员利用这种集体无意识假公济私、欺压百姓，他们的内心良知是这样被自己欺骗的：倘若谁要是反对他们的腐败行为就意味着反对者在政治上反动；谁反对官僚集权制的遗存就是反对今天当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于是，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坏事，这是一种十分微妙的社会心理，他是中国人做人的信仰失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在城市中住房、交通、环境、就业、安全、卫生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繁荣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对社会的怀疑、失望和不信任的极端心态和行为；四、当今世界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资本向全世界加速度和大规模地扩张，货币资本朝着更具整合性、囊括性的金融资本发展，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人类文明已经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进入到信息文明和金融文明时代。一方面，从事金融业的脑力劳动在创造劳动价值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资本因其负荷太大或过度膨胀、弄虚作假等行为或超出了强大的产业资本的支撑便会导致金融危机。资本的逐利性质刺激着人的原始欲望的不断膨胀，资本的个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渗透到人的血脉和骨髓之中，使人性出现严重危机。如果政府官员的公共权力不是对此予以制约与引导，而是与这些资本相勾结, 权力便会转变成私人的“权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力量共同构成“资本怪胎”。这种“资本怪胎”压低劳动者工资，侵占土地环境等公共资源, 非法地追求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资本力量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要抑制住这种趋势的蔓延，不仅要靠进一步制度创新，加强监管力度，还应从深入反思和批判我们的文化传统即等级结构、权力至上、人情大于王法等负面因素入手，更要加强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的引导和高尚人格的建构。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一切世俗的价值瓦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被亵渎了，人与人的关系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事实上，在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之后，现代性危机一直困扰着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中国社会在进入全球化之后不可避免地也要受到这股浪潮的袭击。
五、以历史观审视，近代中国受到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意识到“天变了”，“道”自然也要跟着变，如严复就顿觉中国落后的原因是缺乏“物竞”，惟有在斗争中优胜劣汰，社会才能进步。后来这种理论扭曲为“强者为王”，达尔文原本强调个体意识，但与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思想一结合，集体意识占了上风，个体觉醒被遗忘了。之后引进西方启蒙理性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制度，再后来又模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基本制度，但最终使我们懂得了，外来的东西要真正为我们自己所用，必须要与自己的东西相结合，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经过30多年来的实践，我们已经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地在文化和观念、价值层面走下去，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如何将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内生性的资源、价值、理念相结合，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种结合已经不是疾风暴雨式的时代的表层的结合，而是和平年代，和谐社会建设当中的结合，是润物细无声的深入骨髓和血脉之中的结合，与人的心性世界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主题的结合早已完成，中华民族已然实现了民权解放，推翻了帝制、摆脱了专制；实现了主权解放与国家独立，同时实现了阶级的解放，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在实现个体解放，由市场经济与宪法保障，自主决定财产和劳动权利，成为自由独立的主体。这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传统社会的人向现代人的转型。然而，人的现代化远没有实现，法权人格没能确立，公民不能理性地运用自己的思想；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远没能转换成功。相反，人的异化和人格的分裂状态却十分严重；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没能得到很好地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没能很好地继承和弘扬。换句话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思想启蒙，需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思想，有勇气使自己真正站立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要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这是中国社会信仰问题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是当下的实存问题。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究竟信仰什么？
中国人究竟是不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一直以来是一个问题。如果以西方基督教信仰（狭义的信仰内涵）作为坐标，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纯精神性、彼岸性和超越性的宗教，它信奉人世以外的人格神上帝，那么，中国人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例如联合国曾经有一个统计数据，全世界有十二亿左右的人没有宗教信仰，而这十二亿人全在中国，这就是狭隘的基督教的信仰的标准。如果按照广义的信仰内涵来看，信仰有民间信仰、宗教信仰和科学信仰，中国人是有信仰的民族。
中国人的信仰在古代社会的上层官僚和士大夫中间主要信奉儒家的三个崇拜即天命崇拜、圣王崇拜和祖宗崇拜。士大夫和读书人信奉悟道、体道和践道，一心想成为得道之人。儒家讲仁道，道家讲清静无为之道。儒家的仁道主要讲道德的内在超越，即试图在人世间建立起道德王国或精神王国。中国人的信仰是有超越性的，主要表现为对“道”的力量的膜拜，认为“道”无处不在，它是创生万物的总源头，是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运行的规律，是一种内涵真善美的精神本体，是社会人生的指导原则；是天道的阴阳、地道的柔刚和人道的仁义，这种内在超越表现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和早熟的人文主义，以及自然复归性的人文主义。在主体人而言则表现为通过修身达到人格的完善，这就是君子、贤人和圣人人格，（在道家则是真人、至人、神人，是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一种补充；也是作为社会平衡机制对社会动力机制的补充）也就是内圣外王，贤人君子在治国平天下中济世拯民、安邦治国，践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理想。倘若遇到坎坷磨难，传统士人则退居到“知足、无为、不争、顺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道法自然”的生存境遇中，秉持“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信念。两千多年来，在统治者那里主要注重阳儒阴法，霸王道结合的治国理念；在知识分子那里主要是儒道互补，能进能退，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在老百姓中间则是膜拜神灵，崇拜老天爷、观世音，信奉所谓“头上三尺有神灵，多做善事，坏事莫为”的准则。中国人的信仰是在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框架当中，士大夫注重学理的阐发，讲中庸之道和内圣外王之道，“三纲领，八条目”，“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老百姓则信奉烧香磕头拜菩萨。儒学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它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真正的民族（民间）宗教。及至宋明时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三学或三家合流）以儒家为主干、主流、主导，这基本上没有什么疑义。儒学作为国家宗教，祭祀社稷国家历来如此；儒教本是官方信仰，在发展过程中也走向民间化和功利化。在宋代，孔子甚至也成为民间神灵。在道教发展过程中也走向世俗化和功利化，探求修仙成道，这是人所共知的。佛教本是自力信仰，后来大乘佛教开展造神运动，造出了东方佛、西方佛、未来佛、现在佛，佛教信仰也转化为对佛祖、文殊、观音、地藏菩萨的崇拜，所以才有“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临时抱佛脚”的说法。与儒家文化相比较，佛道二教与民间信仰的联系更紧密，但是儒学的“多做善事，坏事莫为”、“头上三尺有神灵”都是发展了周易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理念，与佛教的“因果报应”相互融合。在老百姓中，分不清儒道佛各自的神灵信仰有什么差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儒家伦理思想在民间信仰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儒释道传播、发展过程中，许多儒释道的神灵成了民间信仰的神灵，而一些民间信仰的神灵，也进入佛道的神灵谱系，使得三教信奉的神灵呈现趋同化趋势。儒教作为民间宗教它仅有书院和文庙作为载体，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因为它主要是学，是道德教化，它没有宗教的载体，诸如教堂、道观和寺院等；没有宗教的仪式、教规，但它不是宗教胜似宗教的义理在中国的老百姓的骨髓里和心目中则是根深蒂固的，它的无形的影响力既深且广。“头上三尺有神灵”的信仰是深扎在中华大地和中华文化的土壤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它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辐射力；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从里到外、从外到里它无所不有、无所不在。直到现在，这种影响力从中到外仍然在华人圈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作用。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中渗透着儒学的思想，中国化的佛教自然渗透着儒家的思想，近代进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渗透着儒家的（或者叫儒释道）思想。在今天中国的寺庙、道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堂和清真寺中的善男信女和信徒们也都深深地烙下了儒学的思想底子，甚至可以说他们正是怀揣儒家“头上三尺有神灵”的信仰走进寺庙和道观的，正是怀揣儒释道的民间信仰走进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的；这是中国人的信仰的底色，是各种宗教在这块大地上生存下来的文化背景和土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中至少有20多种宗教信仰，都深深地受到儒学的影响，西北十几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本民族宗教传统，也都或多或少有儒学的因素，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也受到儒学的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儒、释、道传统相结合，同样会出现生存危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和思想史的现实存在，是中华民族的信仰的根基和演化的形态和状况。
及至近代以降，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在西方文化和器物尤其是洋枪洋炮的冲击下瓦解了，看似瓦解，实质是有内在的紧张和连接，断裂与承续。中国文化在“古今”、“中西”的冲突、对话与融合足足持续了上百年，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家信奉两种信仰，一种是以理学为基准，认为世界具有内在统一性，试图通过科学来理解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给出救亡图存的方子乃是自强不息，善于竞争，预示着中国人对科学与民主的执着；另一种以心学为根本，试图用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结合，通过“知行合一”来沟通自然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鸿沟。现代新儒家注重“人心”、“道心”和人的主体性，接着思孟学派和王阳明的心学，都试图通过心灵和道德力量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理性相结合。以上几种思想流派在近代中国都未能回应时代的主题，因而只是在理论和文本上有所建树，无补于实际社会发展和治理的效用。惟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的结合，发展出历史的唯物的实践的辩证法，不仅解答而且建立了新中国。传统的中国社会儒家发挥了社会的动力机制，道家发挥了社会的平衡（协调）机制，一阴一阳，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士大夫能进能退、进退自如的心胸和人格特征。
新中国建立以降，传统断裂了，信仰的文化因子离散了，社会的主题也由“救亡”转变为“现代化”。西方的理性、科学、民主和自由等价值一直以来与马克思主义至少在表象上格格不入。新中国的“新人”欠缺了传统社会的儒道互补的文化底色，马克思主义作为动力效应的社会革命的主题也发生了转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协调运作需要重新建立。于是，中国人信仰迷惘了，不知应该信仁义礼智信，还是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信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信金钱、权力抑或自我？
中国社会信仰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在中国的伟大成就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合中主要取得了社会结构变革方面的伟大成果，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落后状态，打败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结合上只是刚刚开始，还有许许多多的空白需要填补和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仅要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优秀传统相结合，还要对传统中负面的东西加以批判，尤其是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现实中宗法专制主义的遗存即各种异化的现象进行严厉地批判。
中国人的信仰之变迁到了近代发生了“五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给中国人指明了方向。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伴随GDP的上升，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本向全球扩张的规模和速度在加快，风靡整个世界的惟物质主义、惟功利主义、为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在向四出扩散，中国社会同样面临信仰的迷失、价值的困惑和道德的衰败等问题。我们不能忘记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我们的国门，堂堂天朝大国怎样从盲目自大直落为充满自卑民族的弱国心态。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长驱直入，理性、科学、自由、民主、法治逐渐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新的传统。中国人开始人为地隔断历史的记忆、抛弃自己的信仰、否定自己的传统，崇奉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种弱国心态一直延续至今，挥之不去。历史的进程决定了保守主义敌不过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思想和信仰取向的伟大的革命运动中也只有败下阵来。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革命和社会结构方面取得了不可估量的伟大成就，但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不仅没有在信仰层面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中国人做人的信仰的结合，反而导致进一步断裂。在当下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中国传统的做人之道的心性修养的信仰的结合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
中国社会信仰问题的实质：一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的转型，人的观念的转型，亦即人的现代化的转型。在这一转型中人们的信仰的迷惘、价值的困惑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感受到的某种失落，实际上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尤其是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和金融文明社会转型中的一种蜕变和阵痛，这样一种亘古未有的社会变迁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价值重建的需要。这是一种意义世界的构建、信仰重建的社会需要的呼唤，它以一种奇妙的尴尬表现出来：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建设的主导思想通过电视、网络和报刊等媒介不停地在传播，但是在中层、基层当中一些领导干部对这一主流价值的思想价值的解释却处在一种“无语”状态，大学校园里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主流价值处在“失语”状态，而在老百姓中间有一些人却处在“失语”状态。这种现象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意识形态、信仰和价值教育方面存在管理失序、乏力，以及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程式化等倾向。其中，我们的教化内容缺少中国元素，未能打动老百姓的心理，与老百姓的日用伦常、心理和精神世界相脱节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信仰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亦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文化传统结合的问题，要使我们的信仰教育切实融入中国传统精华，让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理想、终极关怀落实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做人的信仰的文化土壤之上。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认为社会平衡的基础是自由、平等，保守主义认为平衡的基础是权威、等级和传统，其实二者都痛恨道德的失序和社会运作中丧失了内在的权威和信仰。眼下的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已然完成了使命，它的终极关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需要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元素结合，也需要与西方的启蒙思想相结合。这种结合的轴心是“人”的现代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西方理念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因此，今日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的实质其实是转型中的一种阵痛，是某种历史演进的必然，是信仰问题的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跃升，是中国崛起前文化软实力的积蓄，是中国人从传统走向现代已经可以看得见的地平线上的桅杆。
中国社会信仰和价值重构的思考
1）仁爱应该进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仁爱”这个儒学的核心价值应该进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从“中国特色”、“软实力建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普世价值”、“与世界接轨”等今日中国最主要的关键词和重大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视角来看，都有必要将“仁爱”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伴随西方现代性霸权的崩溃，在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中国经验必然占据重要位置。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曾说：“中国除了经济上去了之外，其他等于零。”撒切尔夫人前些年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不可怕，因为它只能输出廉价商品，它不能输出思想、理念和价值。”我们应该让事实将这些臆断击的粉碎。西方有民主、自由、公正和法治，我们有“仁爱”、“和合”、“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义制利，以道治欲”、“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等等价值。
我们的思想不能被自己人为地禁锢了，被“左”的路线的阴影所制约和束缚，认为“仁爱”属于封建主义或宗法专制主义的产物，它有等级结构，它只能对父母子女最亲近的人施与，而不能对陌生人施与，认为它不如西方的“博爱”更好。我们不是也有“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和理念吗？事实上西方的民主、自由、公正既有古希腊奴隶社会的民主、自由和公正，又有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民主、自由和公正；既有属于敌对势力图谋西化、分化的“文化帝国主义”的那种用来打压我们的民主、自由和公正，又有属于人类文明结晶的民主、自由和公正，还有写进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 “仁爱”的确属于宗法专制主义社会的产物，当然应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历史观加以反思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有人认为“博爱”比“仁爱”好，其实未必。“博爱”属于基督教的核心概念，它有绝对的偏执性，它只允许信奉它的“主”，它的“话语霸权”绝对地专制，对不信它的“主”的人，连父子甚至三、四代都要赶尽杀绝，这是《旧约》中的耶和华。所以，西方学者都承认，一部西方历史就是宗教战争史。《新约》中的耶稣要求它的信众做到“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给他”，这样的价值究竟是助长了坏人的气焰还是好人的正气？这难道没有异议吗？“仁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体性、根源性、民族性的文化传统。有一些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思想未能深入理解，对中国传统的经典《四书五经》也没有真正研读，但是他们说：“我们是凭着‘头上三尺有神灵’，‘坏事莫做，善事多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在做事，这不能不说是今天中国社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扩大和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模式的深层基础是中国文化的优势，关于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已经认识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是要回到古希腊，重新学习、反思、发掘自己老祖宗的文化珍宝，我们对自己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也要有同情和敬意，要反思、批判和开掘、弘扬。
还有人认为儒家的“仁爱”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尤其是“人民民主专政”与“仁爱”格格不入。我们决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我们也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结合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与中国传统结合，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发挥它的强大生命力。诚如前面已经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着重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的结合，主要是在社会结构的变革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砸碎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才刚刚开始，尤其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还有很多空白。我们有着最丰厚的中国道德文化即心性修养方面的资源，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对象是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及严重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对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犯了错误有悔改之心和行为表现的人我们都应讲“仁爱”，我们的制度设计和运作也一定会越来越“以人为本”，体现“仁爱”精神。我们应该努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理念的有机融合。辩证唯物主义应该汲取中国传统的和谐辩证法的智慧；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应该汲取中国传统的“心性”修养等做人的信仰的思想资源。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我们有两个老祖宗：一个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体，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孔子（或再加上老子）（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我们中国人不仅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还要读我们自己的传统经典，（当然也要读西方经典）。不了解和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句空话。
将“仁爱”放进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明显地增强我们的软实力。事实上，西方各国都承认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行为的黄金定律，联合国的大楼的墙上还镌刻着这句话。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可以更好地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共同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为物役”作贡献。二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实践层面的进一步推进，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融入中国老百姓最亲近、最能接上地气，接近民众，便于广大民众所了解和掌握，便于克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容易渗入人心的中国文化和道德元素。三是有利于发掘我们优秀传统的好东西，使我们的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不仅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在日常行为上加强心性道德修养，在人格完善上可以有目标，使自己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使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中国人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之做人信仰二者能够有机统一；使世界观与人生观、道德观的统一能建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上。四是将“仁爱”进入核心价值观还便于反思我们文化传统的负面因素，从深层的文化根源上去反思和寻求腐败的文化背景原因，这对反腐败来说也可以起到警示人心、淳化心灵的作用，对社会风气的醇正也能起到促进效用。
2）五位一体的互动。在经济建设上要着力于克服消解两极分化，要使广大民众“有恒产有恒心”，衣食无忧，信仰的前提是中国社会要进入小康社会，人人有经济保障，孔子赞美颜回安贫乐道值得我们学习，但是颜回活到32就贫病交加而死，值得我们反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讲公平是对的。历史的长河淌满了鲜血，堆满了尸骨，河的两岸男女老少在耕耘、织布、亲亲我我、谈情说爱，河床中的鲜血和尸骨是一种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两岸代表了文明，历史就是这样螺旋形上升┈政治建设上切实解决腐败问题，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在纪念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说：“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这是对平等权利的一种庄严宣示。”“严格法治，限制权力和规范资本，机会的开放性、财富来源的合法性，社会基本福利保障的健全”。“我们的市场经济表现出浓郁的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权贵资本市场特质”，这是今天中国问题之根本┈（邵龙宝：儒学公正思想及其现代转化：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第10期）社会建设上，要让社会力量加入公共事务治理，由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众多行动主体通过合作，分享公共权力，形成社会管理新格局，加快形成社会管理的法制保障；致力于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建设和法权人格的培育┈文化建设上引导民众对传统同情和敬意，虚心学习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信仰的基础是传统，老祖宗是不能丢的，这是中国人的文化生命，文化的生命是动态发展的，传统总是不断推陈出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要融入更多中国元素。在生态环境建设上，使人们对食品、水和空气感到安全、无污染，共同建设美丽中国。五位一体的互动还应矫正知识的分裂状态，即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目的理性、价值理性的分裂状态，使科学与人文有机统一，使治理、管理、伦理、法理、心理有机统一，走出知识的分裂状态。
3）人格建构与制度创新互动。当下中国文化的创新，需要沿着启蒙的轨迹，努力消解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模式，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去实现人的解放。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信仰问题绝不是单一的问题，它是主体人和整个社会的互动过程，是个体人的德性、价值观、意志力、审美情趣等的有机统一体。人格建构应以法权人格的确立为基点，以确立做人的信仰为魂魄，以树立共同理想为现实目标，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以德性的养成为个体人能站立起来的根基；以意志力的培养为应对挫折的心理张力，以智慧的培育为从事创造活动和与人相处的魅力，以审美情趣的引导作为平民化人格的境界。制度创新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然而制度创新、无论制定、实施和调整都是人在作为，因而人格的状况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当然环境和制度对人的影响作用也不可否定，二者的互动才能造就合格公民。
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是五千年以来的大变局，改革开放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似乎更大、更广和更深，它正在使整个世界的重心发生转移。信息文明、网络文明、金融文明进一步凸显了主体人的地位和价值，使多元价值和各种信仰扑面而来。中国社会现代化，有一个最致命的精神阴影即个体人没有独立人格，不敢说真话，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思想。他们会在应该说真话的场合说假话，而在私下和自以为可以放肆的场合才说真话。如果人们失去了对说真话的信仰，失去了对善和美的执着，任凭假丑恶招摇，这个社会的信仰一定会成问题。要确立具有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学术自由和信仰自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真正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正是为了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的信仰重建的大问题。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终极关怀，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理念、资源和“活着”的传统，善于虚心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欧美政治制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乃至人类一切成果，不仅在制度、机制方面而且在人的心性修养方面，在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和人的现代化的建设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互动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思想文化、西方思想文化加以融合创新。中国社会的信仰必须要开放，不能封闭；要包容，不能偏执，弘扬中国文化中的包容精神，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反对歪曲、玷污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否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错误思想观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辉灿烂的前程必定是无限美妙的。
作者原标题：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及其价值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