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演化中起着无可替代、令人惊叹的作用。儒学的精神和价值两千多年来已经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并影响到社会运作的制度机制。以往我们注重儒学在文献典籍理论上的创造性转化，往往忽视千百年来儒学的核心价值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落实，用生活世界来呈现儒学的思想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的重要路径就是对“活着”的儒学加以研究。传统孝道是否还“活着”抑或怎样“活”在百姓家庭生活中？“活着”的儒学与社会公德、官德有什么关系？“活着”的儒学传统与民间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什么关联？笔者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西安、吉林、江西、廊坊、温州、昆山等地发放问卷1450份，收回问卷1141份,回收率为79%，结合个别访谈和文献调查，对上述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分别对大学生（495人）其中含硕士研究生（130人）、博士研究生（36人 ）；城镇职工（294人）其中含社区居民（184人）；大学教师（72人）其中含科研人员（28人）；企业管理人员（53人）；初高中小学教师（15人）；高校各级领导干部（5人）；一般公务员（162人）其中含处级以下政府基层干部（88人）副厅以上领导干部（2人）；农民（45人）其中含农民工（14人）作了问卷调查。接受问卷调查的人员中年龄在18到28岁有606人，占总数53%；29到39岁的有361人，占总数32%；40到60岁的有174人，占总数15%。要求接受问卷调查者在多项选题中划√，原则上是只可划一个√，最多只能划2个√。因此，统计出来的数据不是百分之一百的结果，常常是超过一百。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自近代废科举以降，儒学被逐出教育体制以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吴虞提出“只手打孔家店”，儒学呈现瓜果飘零的境遇，文化大革命扫四旧彻底批判传统，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体制内几乎没有立锥之地。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生活不断呼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生活，一次又一次的国学热作为满足社会文化需求的尝试，被人们认为是虚热、实热抑或是真热、假热，一直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实际上，自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碰撞，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融合一直没有停止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究竟是被逐出近、现、当代社会生活，还是仍然“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是一个不容置疑却又似是而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儒学的文化形态，一是文献典籍，二是典章制度，三是庙宇设施，四是节庆风俗。文献典籍主要是指《四书五经》等深藏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的古典文献资料；典章制度是指传统社会的官制，如九品中正制等，伴随辛亥革命皇帝被拉下马，典章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进入档案馆；庙宇设施就是寺庙、道观、文庙、故宫、十三陵等传统的历史文化遗迹，它们是研究传统文化珍贵的物质遗存，是历史的记忆，考古的凭证，大多已成为旅游设施被利用和保护起来。以上三种（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形态都是逝去的存在，但又在某种程度上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当代诠释，根据现实的需要加以创造性转化。至于节庆风俗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明显地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儒学的文化形态的四个层面之核心是文献典籍，它们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儒学的文化形态又有大传统、小传统之分：大传统指阳春白雪即精英文化，小传统指下里巴人即民间文化。儒学的文化形态还有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学之差异，前者是已经逝去的文化形态，尽管它们一定程度上还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后者侧重记述这种逝去的文化在动态中的流变，二者相互依存，不能截然分开。对“活着”的儒学的考察研究不仅包含精英文化也包含民间文化；不仅包含传统文化也包含文化传统；不仅包含对儒学文献典籍的研究，也包含对文献典籍、典章制度、庙宇设施、节庆风俗四个层面整体性的考察，（限于我们拥有的研究资料和研究能力的局限）主要着力于观念文化层面，即价值理念、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方面的考察，试图描述、揭示“活着”的儒学传统在百姓生活中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在中国人的血脉和心理积淀当中的“活着的儒学”传统之情状。
传统孝道是否“活着”抑或怎样“活着” 《论语·学而》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经》云：“君子行博爱广敬之道，使人皆不敢慢恶其亲，则德教加被天下，当为四夷之所法则也。”孝悌在传统社会被确定为仁的根本；孝道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和人性、人道的改善。
传统孝道是否还“活在”中国社会百姓家庭生活中？被访者在回答“你认为传统孝道在现在中国家庭中是被‘继承了’还是‘丢失了’” 的问题时，回答“基本继承了”325人，占28%；“基本丢失了”141人，占12.3%；认为“从根本上被埋葬了”33人，占2.89% ；认为“在城市基本丢失了，在农村基本继承了”56人，占4.9% ；认为“有的家庭继承了，有的家庭丢失了”400人，占35%；认为“总体上淡漠了，现在的年轻人想的多是自己如何享受，而忽略对老人的孝心”有285人，占25%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知，作为“百善孝为先”的“为人之本”一方面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三代四代同堂的大家庭的解体，由宗法社会的小农经济转变为现代化的信息社会、金融文明的大工业社会，人的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和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模式对传统大家庭的取代，传统孝道一定程度上被社会结构的变迁所消解。人们对传统孝道的理念价值是基本认同的，但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孝顺的程度则有差距。在回答传统孝道究竟是被“继承”了还是“丢失了”的问题时，有400人回答“有的家庭继承了，有的家庭丢失了”占35%，表明人们对传统孝道究竟是被“继承”了还是“丢失了”的问题怀揣十分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反映了每一家庭在孝道问题上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因现实的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带来了人们在日常家庭孝行与传统孝道观念有一定落差。所以，对当下中国社会传统孝道究竟还“活着”抑或已经“丢失”的问题许多被问者持有模棱两可、难以把握的心态。
当下中国社会百姓生活中的确存在老而无养、养而不敬等不孝现象。不敬不孝，忘却了吾人受天地之大德而生，受父母之恩成长，背离人性的普遍之道。我们应看到传统孝道在历史的变迁中受到时势的冲击。传统孝道是宗法小农经济社会生产方式之下人与人交往方式的产物，是天、地、人三者互动的生命秩序。伴随传统孝道的社会土壤、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迁，传统孝道的价值基础遭受颠覆，孝道的继承和弘扬已经不可能恢复到传统社会去重拾其原本的规范，而是要根据新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的新特点对传统孝道加以创造性转化。传统社会是处于“前喻文化”时代的宗法小农经济社会的大家族、大家庭组成的。家族或家庭中的长者因年长、经验多、更有见识、富有权威，孝道产生于对这种长者的经验、见识和权威的崇敬，“三纲”即产生于这种文化土壤和社会结构，是对传统社会人们道德行为规范的制约和规条。当今中国社会的小家庭已经不具备传统家族承担的社会生产功能，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三口之家的小家庭基本上都与父母分开居住。诚如韦伯所说的现代家庭的个人事务与家庭分离，劳动和居住地点分离，每个现代人的职业使得每一家庭成员与家庭成员的接触变得疏离，远不像传统社会那么紧密和频繁。信息化、网络化的金融文明时代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前喻文化”时代，而是超越了“并喻文化”时代的“后喻文化”时代。家中的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更善于捕捉最新信息、整合信息和创新信息，而长者来自于年龄优势、丰富的生活经验的权威优势而受到敬重、孝顺的因素失落和丧失了。虽然小辈在亲情、孝道理念的影响下仍不失对长者的孝顺尊敬之情，但已远不如传统社会因长者的学识、经验、权威等基于客观因素建立起来的由衷地尊敬、孝顺之情。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促使个体自我意识、理性和独立人格日益增强，他们不再依附于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情感维系；中国寻常百姓发自内心肺腑要求人与人平等，即使是家庭成员也不例外，要求人人都有人格尊严、平等相待，无论父子、夫妻抑或代际平权，即使要求孝道的遵行也要尊崇平等原则。传统孝道的创造性转化应该建立在批判等级结构和上下尊卑的压制关系以及家族、家庭不再禁锢家庭成员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释放等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以满足父母的个性化需要为原则的对长者的尊敬和孝顺。传统孝道的丰富内蕴在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人格的彻底解放的前提下应该并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地继承和弘扬。继承弘扬儒学的精神就要将儒学的精髓成为当下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现代性的社会环境中反思孝道的情和理，令其更符合现代人的生命意义、家庭的和睦幸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父慈子孝是人伦的根基，是天、地、人、神的发端，因而，基于人格独立、平等、自由的孝道在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并且能够得到创新性发展。
儒学如何“生活化”和“社会化” 儒学的生活化也是生命化的过程，儒学的生活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儒学本身是精华与糟粕的统一体。我们需要的显然是儒学精髓的生活化，绝非儒学糟粕的生活化。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形在问卷的答案中也明显地呈现出来。被访者在回答“儒学的‘生命化’就是让儒学走向每一个个体生命，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用儒学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大根大本，作为自己的精神和生命信仰，使儒学成为生命活动的价值源泉”的问题时，回答“同意”的358人，占31.4% ；“不同意”的251人，占22% ；“存疑”的312人，占27.3% ；回答“完全是一派胡言”的51人，占4.5% 。认为“儒学作为每个公民的精神和生命信仰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的281人，占24.6%。认为“儒学的‘生活化’就是让儒学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儒学的宗教生活、礼乐生活中去陶冶和改变自己；在儒学的圣洁生活、修为生活中提升自己的生命人格，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性；用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去指导自己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表示“同意”的542人，占47.5% ；“不同意”204人，占17.9% 。认为“儒学的生活化应该是儒教的生活化”的208人，占18% 认为“儒学不是宗教，因而行不通”的有187人，占16.4%。认为“儒学的‘社会化’就是指要用儒教文化精神传统和伦理道德规范去从事社会建构，即儒学的社区文化建构、企业文化建构、家庭文化建构、商业伦理建构、校园文化建构等，最终通过儒学的礼乐教化，让社会形成和睦、和谐、安宁的社会秩序”表示“同意”的有449人，占47.5% ；表示“不同意”的151人，占13.2% 。在回答“自1912年中华民国教研部废除中小学读经，标志着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被从民族集体记忆中清除，从此，儒学传统开始断裂，以至于当下中国人不清楚儒学是何物”的问题时，对此表示“同意”者202人，占17.7%，“存疑”的205人，占18%；“不同意”的361人，占31.6%。认为“儒学社会化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有139人，占12.2%；表示“存疑”的134人，占11.7% ；认为“儒学社会化必须要经过创造性转化”的有 314人，占27.5%。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知，就儒学的生活化和社会化与教化相关，笼统地“要将儒学作为现代人安身立命的大根大本”表示不赞成、存疑和不同意，甚至认为是一派胡言的共有614人。而表示“同意”，将儒学作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和生命信仰”，“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和进步”，认为儒学的社会化就是“指要用儒学文化精神传统从事社会建构”的有938人，远远超出“不同意”者614人。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人们需要传统精神的洗涤、涵养，需要儒学精髓进入教化层面，以此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和信仰的追求，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超越理性的一种社会心态。中国传统儒学的信仰是“人生真三不朽”。在回答“你赞成‘立德第一，立功第二，立言第三’的中国传统‘人生三不朽’”的观点吗？“赞成”者774人，占68% “存疑”的277人，占24%；“不赞成”的90人，占8.5%，压倒多数的被访者赞成中国人的人生三不朽的做人的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是要在人间建立道德精神王国。儒学的基本精神认为人人都能成圣成贤，都有可以成为君子的人性禀赋，因为人性本善。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曰：“涂之人可以为禹”。中国文化精神深信道德自觉的超越性。每个人是自己的主宰，儒家信奉“天命崇拜、圣王崇拜、祖宗崇拜”，归根结底信奉人的精神和传统的价值力量。儒学的天命是人的道德化了的天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儒家认为“天听自我民听”是服从人的道德力量。建立在道德自觉、忧患意识基础上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基督教的外在的人格神上帝是不一样的信仰。普通中国人并不能理性地了解中国人的信仰之特征，也不能理解学理性很强的所谓道德自觉的内在超越是何物，他们乐衷于神秘兮兮的“头上三尺有神灵”的民间信仰，但其间精神实质与内在超越基本上是一致的。当下中国人看到了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金融文明和现代性危机正在消弭传统精神和价值，使得社会道德出现无序状态，人们从心灵深处呼唤传统精神的回归，上述问卷的数据反映了这种社会文化生活心理和人们内心对儒学传统精神的需要。
私德、公德、官德与法权人格建构 儒学最根本的价值理念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五常”中最核心的价值是仁，仁的一个主要阐释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别是“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几乎所有的宗教家公认为是人类行为的黄金定律，被用烫金匾额镶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的墙上，被欧共体所有国家一起做成的书写在大熊肚子上被翻译成世界上各种文字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言，代表人类良心的行为规范。当被访者在回答“你是否相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各种美好行为的根基与本源”时，回答“相信”的694人，占61% ；回答“存疑”的308人，占27% ；“不相信”的80人，占7%。这一儒学的“忠恕之道”仍然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信奉。《圣经》中也有一个人类行为的黄金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意思与“忠恕之道”几乎完全一样，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说了差不多意思相同的话，二者是可以互补互依的。从上述数据还可以得知，有被访者三分之一强的人对这一“人类行为的黄金定律”表示“存疑”，占到被访者总数的34%,甚至有8%的人认为“儒家的这一信条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已经失效”。可见，儒学传统中最有价值的精神正在被一些人遗忘和丢失。
儒家的“五常”作为公德既代表国家又代表皇权，而现代的公德是指社会公共道德，也叫“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五常”作为私德是个人心性修养，用于完善人格、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生命智慧，古今皆然。儒学的私德和公德二者往往相互依存、相互重叠，难以完全区分开。儒家的慎独理念运用于陌生人公共生活的社会公德的建构是一种创造性转化的有益尝试。其前提是对社会主义法律的了解，对法律无知的人也是最不自由之人，“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黑格尔》）
受访者在回答“行政官员的道德主要是指官德，与婚姻家庭道德、社会公德没有什么关系”时，表示“同意”的148人，占13% ；“存疑”者164人，占14.4%；表示“不同意”的831人，72.8%。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行政官员的私德和公德是相互依存，不能截然分开的，个人的品德怎样决定了婚姻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状况，这符合儒家的修齐治平的价值理念。未能修身，何谈齐家；未能齐家，何谈治国平天下？儒家的私德是公德的前提，儒家的“仁爱、厚德、自强、宽容、责任等德目，很难区分公德和私德”，被访者对这一问题表示“同意”者698人，占61%；“存疑”者283人，占24.8；表示“不同意”的163人，占14.2%。可见，儒家伦理在人们心目中私德和公德的确是难以区分的。关于“官德”究竟是私德还是公德？被访谈者认为“官德”是私德在职业道德中的具体体现。个人的道德，一定会影响到婚姻家庭道德，也会影响到社会公德，尤其是作为官员的职业道德，私德即公德，公德即私德，二者浑然为一。当下这么多官员犯罪都源于修身养性的私德不修，齐家出了问题，何谈治国平天下？在个别访谈中几乎百分之百的受访者都认为“官德”的基石是个人的修心和修身、慎独律己。至于能不能为人民建功立业还在于领导才能等综合素养，总之，所有受访者均赞成作为官员修身是第一位的，未能修身，何谈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于当下中国民众的社会公德的现状问题被访者是如何看待的？当回答“曾被鲁迅先生所痛斥的‘随地吐痰’这一国民‘劣根性’这种现象现在之所以依然随处可见，而在不是孔孟之乡的德国、英国、韩国等国反而很少得见┉的原因时”：回答“主要因为我们物质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的261人，占2.9%；认为“主要因为人家把道德上升到法的高度，而我们未能…”者386人，占22.9%；回答“的确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使然”171人，占15%；认为“要彻底消除和改变这种不文明现象需要制定公共法规”的378人，占33.1%。在回答“中国的旅游者都能感受到发达国家老百姓在公共场所的文明教养比中国人水平要高的原因”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传统道德断裂的结果”261人，占23% ；认为“这是中国人国民性的劣根性118人”，占10%；回答“目前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确不如发达国家的老百姓，但正在往好的方向改变的790人”占69%。被访者在回答“一位在日本生活了30多年的中国人，今年67岁，回到中国后，他说：“为什么孔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2000多年中国人还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公共场所不讲秩序？而日本人的道德风尚却这么好？”的问题时，认为是“因为儒学断裂了”349人，占30.5%；回答“因为日本学习和继承中国儒学传统继承得好”的415人，占36.3%；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人注重法规，中国人无视法规”有400人，占35%。在回答“中国科学技术在10年内有可能超越日本，但在人的素质方面有人认为再过50年也超越不了日本，你对这句话的看法是：“同意”314人，占27.5%；“不同意”441人，占38.6%；“存疑”390人，占34%。其实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是对中国人社会公德和整体素质的不真实不客观的超低评价，但被访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反对的态度。由上述数据可以得知，国人对自己的社会公德的欠缺是有共识的，对社会公德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状况的立场和态度是坚定的，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充满信心。
在社会公德即公共理性、公共精神上最能体现一国公民的法权人格和法治意识，也最能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文明素养。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不能停留在文献典籍的阐释上，更要落实在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中，而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的最主要之点表现在公共空间中对陌生人的态度和行为，对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尊崇和遵行。为此，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传统文化生成于宗法社会，尤其是负面因素如等级结构、权大于法、人情大于王法、嘴大于法等遗存，它们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障碍。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活着”的儒学之“民间信仰”样态
参与问卷的各界人士在回答儒学是否塑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问题时，赞成者占了压倒多数：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可以看作重塑精神世界与道德秩序的基础性资源”。“同意”的829人，占72.6% ；“存疑”的252人，占22% ；“不同意”者64人，占5.6%。“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在当下中国社会：“仍然有很大影响力”的471人，占41%，认为“根本没有影响力”59人，占5%；认为“日常生活中随处都能感受到的”115人，占10%。在回答“你相信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人在做，天在看’、‘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头上三尺有神灵’、‘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吗？”“相信的” 518人，占45.4% ；“不相信的”171人，占15% ；“原来相信，现在不信”109人，占9.6%；认为“是封建迷信，毫无意义”的95人，占8.3% ；“存疑”的255人，占22.3%。在回答“由于近百年来儒学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精神价值已经衰落和消亡，中国人已经没有了文化身份，没有了精神信仰，已经与自己的传统有严重的隔膜，根本不知道儒学为何物”，表示“不同意”的399人，占35%；表示“同意”的251人，占22%；“存疑”的346人，占30%。在回答“在儒家教育层面，民间的读经教育要避免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倾向，无论在管理和师资培训上都应该有政府和民间组织加以规范”，认为“应该”的765人，占66%；“存疑”的247人，占22%；认为“不应该”的64人，占5.6%；回答“不知道”的74人，占6.4%。
从上述数据得知，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仍然活着，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世道人心，认为儒学精髓是当下中国人精神世界与道德秩序的基础性资源。“不同意”的仅仅占5.6%。在涉及“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在当下中国社会仍然有很大影响力”，占41%， 加上“在日常生活中随处能感受到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和价值”占10%，加在一起是51%，较之回答“根本没有影响力的”占5%自然是占压倒多数。再进一步深入到民间信仰的问题，被访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有价值”的767人，占67% ；“存疑”的229人，占20%；回答“我不相信这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的147人，占13%。同样是压倒多数。但是同样的问题，换了一种更加具体的问题时，结果就不一样了。在回答“你相信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人在做，天在看’、‘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头上三尺有神灵’、‘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吗？”相信者占45.4%；不相信的占15%，加上“原来相信现在不信”的9.6%，以及“将其视为封建迷信”的8.3%和“存疑”的22.3%，总共为55.2%。可见在民间信仰这一儒学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性、根源性的信仰层面人们的认知是处于某种矛盾状态的，一方面人们意识到这种民间信仰有利于在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可以起到制约人性恶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表明民间信仰正在失落当中。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即建立在道德自觉基础上的内在超越是学者的专利，普通百姓并不理解，他们热衷于带有神秘色彩的小传统——这是儒学在民间的根柢，它不是单纯儒学的，包含了道教的、佛教的，是儒道佛在千百年来互动融合中形成的中国人特有的一种道德信仰的民间形态，它不同于基督教、佛教有专门的场所，有做礼拜和修禅的规条和形式。他们表现为对天命、天道的敬畏，没有规条、形式的束缚，各路神仙都拜，虽然带有某种功利色彩，许愿是为了获得家庭的平安甚至福禄寿等，但心灵中则是尊崇儒学的精神和价值的——认为坚守德性是获得幸福快乐和福禄寿的前提和基础。这种民间信仰实际上是把儒学的核心价值通过自身的日常生活绵延下来。
“活着”的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当回答“你是否认为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可以融合”的问题时，这个难解的命题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有585人认为“可以融合”，占51% ；133人认为“基本可以融合”，占11.7%；认为“不可以融合”的仅有 127人，占11% ；认为“可以融合，但要创造性转化”的458人，占40%。有超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被访者认为“可以融合”。民间信仰的信众非常广泛，由于其边界模糊，人数很难确定，但从问卷中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推断，10个人中至少有6至7人赞同民间信仰。估计在中华大地至少有8到10亿的中国人赞同民间信仰的基本价值和精神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好人有好报，赞成德福应当一致，赞成“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认为老天爷会保佑好人，头上三尺有神灵，因果报应等包含着儒学精神的价值是通过爷爷、奶奶、父母口耳相传变成自己的信念和做人的信仰的。这就是儒家的为人之道，道家的自然之道，中国化禅宗的顿悟之道在千百年互动交融中形成的。一方面“道”是很遥远的、玄妙的、高深的、超越的，另一方面“道”是很平实的、很简易的、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正所谓儒家所说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道家所说的“无所不在”之道，佛家所说的“担水劈柴，无非妙道也”。事实上，我们每天的油盐酱醋、日常生活、工作实践都渗透着“道”。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实践都一定程度上受到“道”（规律）的制约，因实行仁道被肯定和赞赏，人们的行为在被“道”（为人处世的）的原则所诠释，在遵循“道”（“反者道之动”）朴素的辩证法中被证明，在追求“道”的真善美的精神实体中确立做人的理想目标。“道”是超越的，又是平实的；寻常百姓并不能理解儒家、道家和佛家之“道”的超越性，不了解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中庸之道、絜矩之道的真切含义，也未能明白道家的自然之道和中国化佛教禅宗的顿悟之道，更不懂得什么是天道的阴阳，地道的柔刚，人道的仁义，但在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思考问题、衡量事物、评判价值，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中却又都能体悟、感悟、证悟到“道”的生生不息、孕生万物的能量；作为规律、原则、规范、真善美、理想目标、最高智慧等“道”的本质内涵的作用、功能和力量。人们明白做了坏事会遭到报应；不按春夏秋冬自然规律生活，身体就难以健康甚至早夭；心中没有追求，对未来没有目标，人就会空虚乃至忧郁，时间长了会导致心理和精神等心身疾病；对他人有爱心、对社会有关怀，生活就会感觉幸福多彩，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对儒道佛之“道”的领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种经验性而非学理性的认知。中国的“道文化”并不在意如何去解释世界，认识客观世界是有什么元素组成的，而是在意告诉人们如何生存和生活，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与自己相处，协调好身心关系、人我关系、人物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儒家是关注人世间的人道，道家虽说很玄乎，但其推天道也是为了明人事，中国化了的禅宗的优势就在于融入了儒道注重社会实践的品格，禅宗之所以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佛教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是因为禅宗继承了儒家的生活化和实践化品质。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知行合一、学思并重、慎独笃行的特性。儒家信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天我们在向民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时就要让人们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仁义之道。普通民众无法言说“道”是什么，但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并能去实践“道”。
最近30多年来中国民众走进寺庙、教堂和道观、清真寺的信徒，他们信仰的底色都是以儒学为主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善事多做、坏事莫为”的民间信仰，只不过他们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而已。民间信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母体性、根源性、民族性的文化基因，是继承、弘扬、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值得各级政府精神文明办公室和各级各类大学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研究机构所重视。
综上所述，儒学没有真正被逐出近现代和当代社会生活，它一直以顽强的生命力“活在”社会制度、机制和人们的心理积淀和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前所未有地倡导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关于传统文化的“四个讲清楚”等重要系列讲话精神，中央两办颁发《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工程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实际上正是参透了中华5000年文明一以贯之,除了文字作为传承儒家经典的载体从未中断外，儒家的精神和价值两千多年来已经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并影响到社会运作的制度机制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建立在反思批判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正是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以儒家为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精神和价值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基，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土壤，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文化生态。
既然儒学“活着”，是否必然能健康地走向未来？在回答“传统与现代看上去是对立的，其实是相通相容的，甚至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尤其是道德更是如此”问题时，表示“同意”者739人，占65%；“存疑”的296人，占26%；“不同意”者106人，占9%。在回答“当代中国肯定儒学，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引起空前关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可以融合的”的判断，表示“同意”者756人，占66%；“存疑”的315人，占27.6%；表示“不同意”的74人，占6.4%，压倒多数的被访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能够融合的。在回答“你是否认为儒学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可以融合的？”认为“是的”，585人，占51%；表示“不是的”的，127人，占11%；同意“可以融合，但要创造性转化”458人，占40%；133人，占11.7%在回答“你是否赞成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示“赞成”者893人，占78.3%；“存疑”的94人，占8.2%；表示“不赞成”的56人，占5%；认为“可以进一步修改的”98人，占8.5%。在回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三个层面即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个体层面，你是否认为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传统价值观是否一致的？”，认为“一致”的 366人，占32%；认为“不一致”的148人，占12.9% ；认为“中国传统中没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者130人，占11%；认为二者“从根本上是对立的”有40人，占3.5%；认为“基本是一致的，是可以融合的”481人，占130%。在回答“你认为公民个体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与传统价值观是一致的？”认为是“一致”的411人，占36%；认为“不一致”的71人，占6.2；认为“基本是一致的，古今同理”的319人，占28%；认为“应该把‘仁爱’放进核心价值观中” 114人，占10% ；认为“虽然基本一致，但内涵有所不同”238人，占20.8%。被访者在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考察时发表关于传统文化‘四个讲清楚’讲话中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表示“同意”者885人，占77.6%；“存疑”的161人，占14%；“不同意”，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大的劣势，是阻碍现代化的绊脚石”95人，占8.3%。在回答“诚信待人是做人的根本，取信于民的政府人民爱戴它”，“同意”的985人，占86%；“存疑”者111人，占9.7；“不同意”的45人，占3.94。认为“人际交往和谐友善，崇尚仁爱、道义、公正是社会和谐、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同意”的960人，占84.2%；“存疑”者132人，占4.6%；“不同意”的48人，占4.2%。在回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首先要使人们对它认同，而认同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增强其‘中国元素’”表示“同意”，“同时要以满足老百姓的物质需要和利益为前提”的553人，占48%；认为“既要增强中国元素，又要领导带头，还要满足群众的利益需要”的517人，占45%；“存疑”者106人，占9.2%；表示“不同意”的17人，占1.48。
从上述答问可以看到，在回答“当代中国肯定儒学，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引起空前关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可以融合的”的问题时，表示“同意”的756人，占66%；“存疑”的315人，占27.6%；“不同意”的74人，占6.4%。
结论 儒学并没有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彻底反传统而销声匿迹，它仍然“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活”在中国寻常百姓生活中，甚至“活”在我们的制度机制中，“活在”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之中。只不过人们并不一定意识到，是处于所谓的“日用而不知”和“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儒学是传统文化的表征，是传统道德的主体，但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的，作为“文化基因”和“中国元素”并非只是儒学一家，它是多元的。中国人的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世界始终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演化中起到了无可替代、令人惊叹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应与时俱进。研究“活着”的儒学要双向展开，既要探明其精华如何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的熔铸，又要研究其糟粕是什么，是怎样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既要阐发、诠释儒学经典文本的原本意蕴，又要描述儒学怎样“活在”百姓日常生活之中；既要梳理近代以降以儒学为主的保守主义、代表西方文化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拮抗、对话和比较融合，又要梳理从传统到当代儒学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嬗变；既要将儒学与革命的红色文化加以比较区分，又要研究把儒学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密切联系起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充满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研究“活着”的儒学是为了阐发和诠释儒学的当代价值，不能将其奉为圭臬，滑向保守主义的主张，将其视为至大、至善、至尊，它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源”和“流”，也是“活着”的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它不是主导和主流。西方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价值，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魂”和“主导”。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必须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以解答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以时代精神为坐标，以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迁为参照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为根本目标，将儒学精髓进行当代诠释，使儒学中具有普遍性价值的精髓在满足社会发展和民众需要中鲜活起来，用一种新的样式去包容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和“中国元素”，去为改变和塑造当下中国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使之为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以服务于当代中国社会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为旨归，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汲取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要使传统文化提升超越，提炼出能够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新的思想价值，提炼出符合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新内容。
儒学精髓作为文化基因和中国元素要与当代社会结构的变迁相适应，与当代文化相协调，要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创新思想、拓展理念、更新内容、采取新的传播方式；在反思、批判、扬弃中不断融入新的理念、新的元素、新的故事、新的信息，摒弃不合时代潮流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让儒学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他积极因素相结合，与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在新的时代精神关照下赋予其新的表达形式，例如要在民间信仰上探讨母体性、根源性、民族性的价值观培育的路径和形式。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深入到学校、社区、企业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工作。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要追求太高的期望、要求和标准，而要寻求适合寻常百姓胃口的价值目标，做人的准则，从每一个体的修身、心性修养做起，从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点滴小事做起。在传播中要研究如何把学理性很强的理论变成形象生动的故事，用故事来串连阐发观念、思想和价值，然后形成逻辑，使理性和感性相结合，便于民众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其间的原因值得深刻反思，儒学值得我们自信的资源价值是什么一定要深入研究和开掘，我们的文化自信就建立在以儒家精髓为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文化价值、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