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内蕴、特征及其传承培育
2019-01-21 09:26:00 作者:邵龙宝 来源:中国孔子网
一、文化自信的内蕴
2014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在之后的两年中习近平又多次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刻的自信。”
与文化自信相关的概念是文化自觉，是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他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特定文化历史圈子里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费老强调一国的国民应该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征，有什么优长和缺失，未来朝什么方向发展，要有一个尽可能明晰的了解和认识。不仅对自家的文化，对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征，有什么优长和缺失，未来朝什么方向发展也应该尽可能有明晰的了解和认识。费孝通老先生提出的这个文化自觉的要求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真正做到很不容易。费老在80寿辰聚会上将文化自觉的历程进一步精炼概括为十六字原则，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实际上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普遍价值即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富有永恒生命力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传播出去。
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而文化自觉从深层次来看蕴含着文化自信，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源泉与动力，是涵盖民族文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国民凝聚力的一种精神上的向心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文化自信又是指每一个中国人、中国公民对中华5000年文化的无比遵从，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五大发展理念”等习近平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和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变成自己行为的指南和动力。文化自信内蕴着两个根基，其一是确立立党立国的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二是中国人文化生命体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儒道佛经典。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无信不立”，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也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绝对的相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坚定信念。文化自信应该成为士人即知识分子、大学生、研究生人格的灵魂，成为一种信仰。《论语·泰伯》里有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对这段话进行当代诠释是：今天的大学师生胸怀不可以不宽广，意志不可以不坚定，理想不可以不高远。为什么呢？因为重任在肩。什么重任呢？以实现仁爱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这种仁爱就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想要好，创造条件让别人也好；自己想发达，创造条件使得别人也能发达；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强加于人。尤其是后一句“恕道”，已经被世界上的宗教家们公认为人类行为的黄金定律，并被烫金大字镶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墙上。实现“仁爱”还有一层意思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如此，文化自信的责任和使命还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担当如此大任，肩上的担子难道还不重吗？直到死始终如一地为了实现这一使命和责任奋斗不止，难道道路还不遥远吗？这种对信仰的执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崇高的价值理念、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精神的融合。文化自信在今天的表述就是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一份绵薄之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实践过程实际上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
二、文化自信的特征
文化的定义有上百种，最基本的内涵是指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整体的生活方式、执政规律和社会运行规律。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自身具有多重文化特质。为此，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特征，要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要懂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常识和基本理论，譬如什么是《四书五经》，什么是儒释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等。这就是文化自觉的要求，由此才能确立文化自信的文化价值观。
1、文化自信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深邃的哲理——“道”的智慧。《易经》的中心思想是阐发了世界上万事万物都遵循“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和原则。《易经》这个文化的源头生出儒道两家，成为先秦思想的主干，汉以后加上中国化了的佛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儒道佛主流。儒道两家形似对立，其实相辅相成，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特质。《道德经》作为道家的经典较之儒家的《四书五经》更有哲学的形而上学味道，它使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相对于古希腊的逻各斯和基督教的神文化创造和形成了“道”文化的哲学体系。“道法自然”和“道者反之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不知影响了多少西方思想家，可以说从黑格尔到康德、莱布尼茨和所有西方启蒙思想家，直至现当代德国的海德格尔和尼采、哈贝马斯┉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看法都可以找到“道”文化的思想印记和观念的痕迹。“道”文化不仅是哲学智慧，也是政治智慧，其“无为而治”是“君人南面之术”之总纲。意在告诫君王在治国理政中不可妄为、心中要有百姓，应处下不争；要遵循天道，“不争而善胜”，使“无为而无不为”，“天下莫能与之争”；遵循“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遵循“天道”以德报怨：“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强调循道而行是为德善，德善之行为方为上德，崇尚以德报怨，直在其中矣。“道”文化的奥妙处来自于经验直觉，它不同于西方哲学崇尚精确的思辨，强调概念的理性、条理性、思辨性，“道”文化强调阴阳协调、整体和谐、直觉顿悟，看似模糊，恰是看待世界和自然的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智慧。“道”文化预测到人类文明会出现各种异化现象，揭示了人类历史与世界图像的普遍规律，无论哲学、政治和人生智慧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给人以无尽的启示。总之，《易经》、《道德经》（限于篇幅，未涉及《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这三个五千言是中国思想文化在本源上具有的文化自信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与老子不同，孔子之道是人道。老子之道是自然之道，孔子之道注重历史文化、思想理念和精神，在当时就是礼乐之道、先王之道。儒家探寻历史、思想、文化的规律，是社会治理之道或人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道”的源头。为了道的实现，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他认为“士志于道”，知识分子应该成为“道”的担当者。人与“道”的关系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儒家认为修身即修道，修身方能安己、安人、安百姓。儒家的“道”的核心是仁义，所谓“天道是阴阳，地道是柔刚，人道是仁义”。儒家的仁义之道是忠恕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天人合一之道和中庸之道。儒家之道主要用来对治“人心惟危”，是从人性的深层讲治国理政。儒道两家一个是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礼乐的视角入手，一个是从天道自然宇宙本体切入。实际上都是为了明人事，都是为了治国理政，都强调治国理政要从人的心性修养入手。老子认为循道而行是为“上德”，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出于私心，凡是为了一己私欲伪善的行为、装潢门面的行为、做作的行为，别有用心的行为都与仁义道德悖道而行，是不德、下德，都是假仁假义、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孔子的仁义之道强调的是从人性的深层出发，要求人的行为要意诚、心正，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要讲孝道，待人要忠厚、诚信、老实，不管遇到什么挫折、磨难、阻力，一往直前走正道，无论在光明还是黑暗的地方都信守慎独，做光明正大的事情。所以，儒道看似对立，实际上在深层次是相辅相成的，是暗合和相通的。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哲理智慧之道，是文化自信的根源之所在。
2、文化自信的生命力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凝聚力。
作为中国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无论学什么专业，都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风貌。首先要了解中华文化有从未中断的5000年的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世界上许多文明如玛雅文明、巴比伦文明都消亡了，唯有中华文化一以贯之、未曾中断。中华文化柔中有刚、刚柔相济，经得起折腾和赞美，不论遭受挫折还是获得成就，始终如一地自我更新、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向新的境界、形成全新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首先在于其有极强的包容性，我们的文化能把56个民族团结凝结在一起，是主张“和合”的文化，强调“家和万事兴”，我们要建设的是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明代的三保太监郑和1405年7月11日率领200多艘战船，载着2.7万多名壮士，开始了七下西洋史诗般的航程。到1433年，他的船队远涉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最远的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程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郑和下西洋87年后，意大利人哥伦布才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新大陆，继而葡萄牙人达·伽马于1497年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沿着郑和开辟的航线抵达印度西海岸。郑和七下西洋，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但是我们所到之处没有无辜杀死一名他国的老百姓，没有占领他国的一寸土地，各国使臣纷纷追随郑和跟着他到朝廷朝拜明代的皇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道德人文精神。早在2000多年前，周代战胜商代，周代的统治者就已经认识到，国家的兴衰成亡，不是由天帝裁决决定的，而是由统治者的行为是否有利于老百姓抑或不利于老百姓所决定的，是统治者自己的行为有德还是失德决定的。这是最早的道德自觉意识，也就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开端。我们的人文主义精神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周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后才有的。与之相应，中华文化还有一种道德人文主义的信仰，儒道佛都是要在人间建立道德的精神王国，不像基督教是要建立天国。基督教信徒的信仰是爱上帝、信仰上帝、期望上帝拯救自己，相信自己死后能上天堂，不要下地狱。我们与西方文化不同，不是要追求外在超越，而是追求内在超越；是要追求活在他人即人民的心中，追求立德、立功和立言人生真三不朽。这种道德精神在千百年中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动因。今天在社会转型、资本扩张、网络信息成为大数据的时代，的确出现了一些道德缺失、价值倒错、信仰迷惘的社会问题，但是不能否认几千年积淀、传承、绵延下来的道德自觉意识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不复存在了，恰恰相反。正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自觉意识和道德精神形成的凝聚力使得普通民众有对道德缺失、价值困惑、信仰迷惘的反思和批判。还有许多问题是时代变迁成长产生的新问题。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是“自强不息”、刚健自信、谦虚厚德。在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就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反映古代劳动人民为求生存自强不息的故事，不像西方社会的神话传说讲的是神和上帝天国的故事。先秦的诸子百家有一个主题思想是人之为人要能站得起来，人要有道德、人格、气概、风骨、境界。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不讲诚信人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认为人缺乏刚健自信和谦虚厚德是不会有什么内涵和人格的。孔子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都讲得是一种顶天立地的人格、风骨、胸襟和气象。这是一种儒道刚柔相济的担当和使命感、责任感，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至于两汉隋唐的“文景之治”、“盛唐气象”，体现了大国的风范。宋代的文化繁荣、经济富庶虽然有其武功不足之弊端，然而文化的自信则是空前的。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明清时期王夫之所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为国为民的一种基于使命和责任的自信和担当，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脊梁。
厚德载物内涵着包容性，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的特征。包容性和凝聚力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紧密联系，和合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之精髓。中华文化最高的包容境界可以说集中体现在《易传》中《文言》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中；体现在“大乐与天地同和，上下与天地同流”之中。
两千多年来是儒道佛融合包容，到了近代是中西马的碰撞、对话、融合，现在正走向包容性地新境界，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种敬意而且认真钻研传统经典；研究西学的学者也主动回头研究自己的传统国学，认为不懂自己老祖宗两千多年来说了些什么，就无法真正理解西学的主旨和精髓；至于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者也深刻认识到，仅仅关注传统，不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不借鉴西学的合理因素，主观的现代化事业会遇到种种障碍和麻烦。这样一种学术的包容性才真正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利于创建中国话语的社会人文学科体系。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实践理性。中国社会是农耕社会，提倡“大人不华，君子务本”，安土乐天的先人注重建立在日常经验基础之上的实用理性。自孔子开始就重视知行兼顾，他说：“听其言观其行”，君子言之必可行也。《中庸》道：“是故君子耻有其言而无其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实用理性，这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个特征。它讲求“经邦济世”、“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老庄之道虽说有些玄虚，但其推天道归根结底是为了明人事，《道德经》说穿了是一部劝谏君王心中要有百姓，老子说：“天大，地大，道大，王也大，天下有四大，王是其中之一。”（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焉。）这是说君王要像天、地、道一样，要“大”，要有包容一切的胸怀，最根本的是对老百姓讲爱心。《道德经》里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都是来自于芸芸众生鲜活的生活实践。宋儒朱熹的“穷理”、陆九渊的“心即理”，再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都在知行上着力。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句句落实在实践上，在阳明看来，知与行倘若脱节还叫什么道德良知和知“道”啊！总之，中国文化关注日常生活，“四大发明”是实用技术，“极高明道中庸”是建立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中国智慧，“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重视经验，轻视思辨不能不说是它的弊端。
三、文化自信的传承和培育
文化自信的传承和培育有一前提性的问题，即如何科学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有三个参照系加以反思评价：一是以史为参照，搞清楚传统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本来面目，正确评价其历史作用及其价值；二是以时代精神为现实参照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评价；三是以动态中的当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中产生的问题为导向进行创造性转化，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之本源，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路径并加以自我超越。
文化自信就文化类型而言是指文化主体的文化性格，具体表现为每一个体对文化的态度和感情，即同情与敬意、自豪和自信。关于文化自信的研究，以往主要侧重宏观方面的探讨，微观研究甚少。大学生是文化的主体人的微观视角之一。如何提升、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呢？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我们要认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发展和繁荣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实根基；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建设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统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压，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买办文化的侵蚀，曾经一度使我们丧失了对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重视和尊重，甚至在一些人和一些阶层中产生了一种文化自虐的扭曲心态，造成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所以，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首先就必须重建对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世界历史证明，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走向新的历史征途、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转折时期，都经历了一个回塑自己的传统，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的过程，
1、各级领导干部、普通民众和大学生要了解最基本的文化常识、基本理论，先确立文化自觉意识，在此基础上确立文化自信的文化价值观。譬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四个层次，其一是文献典籍、其次是典章制度、再次是庙宇设施、最后是节庆风俗。我们要了解的首先是文献典籍的观念文化，观念文化与价值观、与精神、信仰关系最为密切。这是一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狭隘的理解，从广义的角度来认识，算盘、青铜器、玉石、剪纸、舞龙、书法、京剧等各种地方戏、唐诗宋词、武侠小说等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是从价值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这三方面来考察观念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观念上、价值上、精神层面来看，主要有这样一些核心概念或范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为邦本；天下为公；协和万邦；革故鼎新；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居安思危；修齐治平；民本；民贵君轻；爱民、富民、养民、教民；经邦济世；敬业乐群；先忧后忧；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以诚待人；讲信修睦；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中庸之道等价值。要了解这些核心概念需要认真读文化史、哲学史和思想史。在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承中，上述的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已经融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和元素。这种“活着”的传统已经沉淀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血脉中。
2、大数据时代更要引导青少年、大学生和每一位公民阅读中华传统经典。
今天我们置身在前人未经历的一个崭新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全数据。所谓“全”是指可以用最少的预先规定，虽非原始却是最少人为、接近客观的数据做各种事情。它的正效应是可以避免小数据的片面性，根据接近客观的数据作出相对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使政治更加透明、法律更加公正。其负面效应是大数据亦可使拥有海量、多样、高速、复杂数据的人成为数据霸权，因此而获得高额利润，使得自己拥有的资本不断扩张，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人的进一步异化；甚至导致键盘决定人的发展，造成偶然因素范导人类社会前行，带来难以预测的灾难；使得一小部分人成为价值连城的富人，而许多人则成为只会消费、物质基础又十分薄弱的无用之人，成为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之人。大数据正在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正在改变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方式，甚至正在改变社会生产方式。有一种乐观的预见，认为大数据正在为改变生产方式提供平台、工具和手段、条件，倘若能使大数据的个人占有转变为全民占有的话，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价值理念和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实现便会更加接近。总之，大数据在加深人的异化的同时又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我看来大数据时代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命题是：大数据能否改变人性？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历史无非是人性的不断改造而已。”这一论断说明，伴随时代的发展，人性并非千万年不变，而是在动态中变化的。虽然就人性的抽象性和普遍性而言，诸如善恶、美丑、真假，理欲、义利、苦乐；富有理性、情感、意志和爱等两千年前与当下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就人性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来看：爱、理性、情感、意志和理欲、义利、苦乐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像马克思所说，考察人性应该放在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生产方式中通过具体的个人所处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教养和他（她）的各种复杂的伦理关系，可以看到每一具体的个人的人性是变动不居的。中华传统经典中的思想、理念和价值、精神是可以用来对治人性中的野蛮、愚昧、狭隘、自私等弱点的，是可以用来高扬真善美等人性的优点的，这是冯友兰先生曾经阐发过的所谓对待传统文化可以抽象继承的意思。这一点说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并不会使得中华传统经典的价值失效。另一方面，正如上述人性会在时代变迁中发生变化即可以得到改进和完善，也可能变得更加自私、卑鄙和狠毒，在这种状态中，中华传统经典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传统经典的生命智慧恰恰就体现在这里，它可以通过人们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于对治人性的堕落，也可以用于提升人性的向善。此可以理解为冯友兰先生的具体继承。因此，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并不会使得中华传统经典失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相反，越是大数据时代，即越是现代化，越会使人们回望传统、重新认识传统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科学技术（包括大数据）的发展会冲击人性的改变——向着善恶两方面变化，而中华传统经典无论对相对不变的人性，如爱、理性、情感、意志，抑或相对在变化中的人性——朝向真善美，或是假丑恶变化，都可以起到某种启蒙的思想和精神的教益。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和魅力之所在。
《论语》等经典是两千多年中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许多理念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历代普通百姓内在的生活信念与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律令。中国的年轻人、大学生以后一旦出国，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善于与外国年轻人或同学朋友进行文化交流和沟通，在外国人面前，你不能一问三不知。比如人家问你：“听说孔子非常伟大，你认为孔子的伟大主要体现在哪里？”；“你读过《论语》吗？”“你了解《诗经》吗？”“你读过《大学》吗？听说《大学》是中华传统观念文化的入门书，这是为什么？”等等这类问题，我们如果有所学习有所积累就可以通过与外国同学、朋友的交流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数据时代，年轻人或大学生更有条件和责任去传播和传承中华传统经典，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在自渡的同时去渡人，让人类社会和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大数据为文化自信奠定了技术基础，设立了文化传播、交流、融合的平台，关键是人要驾驭好大数据的技术和工具为人性为善去恶服务。
3、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文化自信说到底是道德自信，是道德人格的确立，是良知的呈现。“中国人是有信仰的民族，其信仰主要表现为对“道”的力量的膜拜”。中国人的信仰是在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框架当中的一种内在超越的人文信仰。士大夫注重学理的阐发，讲中庸之道和内圣外王之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老百姓则信奉‘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坏事莫为，善事多行’、‘头上三尺有神灵’，烧香个头拜菩萨┉”①有的人片面理解无神论思想，“自以为可以无拘无束，只要没有人看见，什么坏事都可以做，无比自在。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②这是中国人的民间信仰，多少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孔子曾经请教老农：“什么是诚信？”老农回答道：“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强哭着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礼记·中庸》就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依赖于诚。孟子也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还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认为反省自己以达到诚的境界，就是最大的快乐。荀子虽“不求知天”，但也把“诚”看作是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境界。在火车上遇到一位老人，在交谈中得知他是贩卖鸡蛋的。他骄傲地说：“我培养了三个儿子，都是大学生。现在岁数大了我不再干这活了，现在我是去看望江西师范大学的儿子。”当有人问他，20多年来你之所以这么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诚！我每次用大客车运送鸡蛋，买家对我特别信赖，如果我有一次报价带有欺骗性质，我的生意就一定砸了。诚是立人之本，也是做任何事情的成功之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讲诚信的文化。夜来人静，扪心自问，我做没做过欺骗老天爷，欺骗他人和自欺的事情，倘若你能回答到：“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灵魂的安宁和幸福快乐！有了诚信、慎独的操守，人才能挺立起来，民族和国家才真正有了灵魂。每一中国人有了这种道德和做人的自信，文化自信就有了底蕴。
4、要普及、引导民众和大学生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如果不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就不能真正确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认识文化自信。“四个自信”说到底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主体的文化自信，绝不是什么文化上的虚骄，更不是什么文化上的狂妄，而应该成为人们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内化于心、见之于行的文化性格。第一，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第二，具有广阔的文化胸怀。第三，具有深刻的文化使命感。”③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履新总书记当天，会见中外记者时即谈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这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出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它的内涵虽然见仁见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内涵的，首先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出的一个结论，人们必须首先为生存而斗争，在解决生产资料生产即首先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之后才有可能产生一批精神贵族，他们才有时间和闲暇来从事哲学、逻辑、数学等理论和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艺术、文学的研习、创造和发明。并不想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人类历史是一种精神现象演化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之点是，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由此出发，就有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从而得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等一系列结论。在《费尔巴哈论纲》中马克思着重得出了“实践是检验思维正确性的唯一标准”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两个基本观点，即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愚昧、野蛮到文明开化的进程是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进程，其中，恶常常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是所谓的二律背反。历史的长河淌满了鲜血、堆满了尸骨，河的两岸男女老少卿卿我我、男耕女织、谈情说爱，两岸代表了文明，河床里的鲜血和尸骨代表了恶的推动力，历史就是这样螺旋形上升的进程。还有一点容易被人们忽视，那就是马克思的崇高的价值理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美好的社会理想。许多人以为这是乌托邦，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已经很好地在实践上证明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在一些人那里变成现实。从许多国家和民族中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可以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为生存而挣扎，开始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开发自己的潜能，无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都可以看到一些人、越来越多的人正朝着马克思描绘的这个美好的社会在前行、在接近。伟大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进程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崇高的理想之进程。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切实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才能真正认识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广泛性、持久性和深刻性，才能真正认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相互关系和深刻的意蕴。为此，要切实探讨和研究文化自信的社会心态。研究民众的社会心理，研究如何使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了解我们党正在致力于解决民众关心的各种社会问题，真正做好民心工程，使老百姓有获得感。这是取信于民的伟大工程，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落实在行动中。这是文化自信的政治基石。
5、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元素问题。研究如何把文化基因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之中，如何使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文化自信的传承有机结合，确立起道德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坚定信念和执着的信仰。唯有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大地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她不仅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习近平在2017年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思想库。
注释：
① 邵龙宝.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及其实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5年第4期《学术卡片》187页
② 央视释放重大信号：中国将逐步放松对无神论思想的宣传，开始正面接受有神论思想，东方智育学习网，2017年6月15日
③唐凯麟.文化自信三题，《光明日报》第15版，2017年4月24日
原文标题：文化自信的内蕴、特征及其传承培育 （本文为2015年国家基金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号为：15bks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