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重要的文学人文杂志《INK印刻》双月刊，资深影响，销行全世界。四月份这期以我为封面人物，并作了我的专辑。其中有访谈一篇，主编想打破俗规，故命我自问自答。于是我耶非我、非我是我。形与神影相酢，稍仿渊明；樱桃竟答百果，遂如义山。
非我：别人的访谈都容易办，就你麻烦！《INK印刻》要访问你，却根本想不出能找谁跟你谈，所以只好勉强我上阵。那，谈就谈呗。先说说你到底想做什么？大家虽夸你“博通三教、淹贯四部、兼涉九流”，可是太驳杂了，不知宗旨。
我：廿年前出版《云起楼诗》时，颜崑阳替我写序，已说我驳杂，像陆贾董仲舒。我自己取法乎上，却还想上追先秦。希望能如孔子那样删述六经、行教天下。述，是传承；删，就有选择和创造性转化。行教则是行道，想改善社会。
但我不喜欢悲苦型的担荷跋涉。佛家舍身喂虎、耶稣殉己救人、墨子摩顶放踵，我都做不到。避世独善，骑牛出关；或超然放逸，乘桴浮海，也不行。我是驻世翱翔的大鹏鸟，要逍遥于人间世，以齐物论为养生主。
哈哈，你要笑我夸诞得没边了吧！其实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我只是努力学着，看看最终能不能融合孔子庄子，而成为老子那样的“博大真人”。
非我：志向远大没问题，问题是做不做得到。博大并不容易，须把驳杂之物融合提升起来，还要应付现代专业化的质疑。你何以选择这么一条路？很少人像你这样搞的。
我：现今强调专业、推崇专家，所以没人这么做，也不认同。可是我这样才是对的，因为生命本来就整全不可割裂。
我也没选择要这样，自然而然就表现为这样。反而现在大家分疆划域，各自瓜分豆剖着占据地盘，我觉得这才是人为的造作，乃技术工人之思维。
工匠以专技谋衣食，当然没什么不可以，但能做人、做学问吗？中文系的教授，听不听西洋音乐、读不读西方小说、要不要懂现代经济？书嘛，比如《史记》，若不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天文、地理，如何看天官书、河渠书、礼书、食货志？。
博大与专精，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活与死之分。活的学问，跟活人一样，只能是血脉贯通、肢窍整全的。
活的学问，也才能真正精深。因为心活，又有其他各种“支援意识”协调辅助，故随便弄弄，往往就比专家强。
这点我最有经验了，哈哈，我常去各专业领域放炮，其城池都不牢靠，一轰就倒，所以谁也别自诩其专业性有多强。可惜大家不自反省，反而说我炫学、不厚道，又不肯深耕，放一炮就走。坐井观天，还不肯出来，真没办法！
非我：那你为甚么要放一炮就走，不肯深耕？又为什么要去人家专业场子捣乱？
我：我不是孙悟空，并不想大闹天宫。本来“劳者自歌，非求倾听”，是听到歌声的专家们不高兴了，说我冒犯了权威、违背了该领域的共识，才逼我出来答辩。有时我觉得他们的共识只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之结果，也会不得不辩。
这就涉及典范（paradigm）之问题了。现代学术典范，是五四以后建立的，我关注它如何建立，也想知道它们现在还适不适用。
这几乎成为我过去四十年的一个“基源问题”，许多行为都由此展开。到各领域去质疑旧典范、试构新模型。文学方面，总结为我的《中国文学史》，跟胡适、王国维、鲁迅、刘大杰他们建立的旧典范迥然不同。思想方面，我《汉代思潮》《唐代思潮》《晚明思潮》《近代思潮与人物》，也是要除旧布新的。社会方面，《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侠的精神文化史论》，同样是要打破费孝通以来的乡土中国范式，故从游士、游侠、游艺、游民、乡约、里社、会党等处着眼，谓水土相激才是我国社会实况，而长老礼俗统治、差序化格局云云皆不适用。中西比较方面，前辈学者多甚浮泛，如梁漱溟的向前向后说，钱穆的海洋商业文明大陆农耕文明说等；我《传统文化十五讲》另由言、象、数、字、体气、饮食、男女、封建、道术、天人、王官等处做细致些的比较文化分析。
凡此等等，辩的，主要是该学门的问题设定、基本资料与解题方法，而非细节。新蓝图新方法建立了、新材料提供了，后面有人跟着做即可，我自然就不必在那儿恋栈。最多示例地写些文章，结集成本书就好了，学问不必也不可能一个人做完。山谷诗曰：“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我还得去玩呢！
非我：话虽如此，每个领域都不小，典范也是几代人费心建立的，你又好像从前并不做这个，一上来就说你们都错了，谁能服气？
我：是，我太憨直了，不懂得处世之道。
但学术嘛，本来就要不断推陈出新；替前辈们拾遗补缺，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不是他们的竞争者，是替他们服务的。
现在这方面风气颇不如古代。清朝王鸣盛死时，把《蛾术篇》托付给迮鹤寿，结果迮大肆批其错误、补其缺漏、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家属深表感谢。现在却没人来谢谢我。
而其实现代学术这一百年很是可怜。所谓大师，铁布衫上多是破洞，我们应努力拾遗补缺。
如经学，康有为就很粗，章太炎也不深，逼得黄侃只好另拜刘师培为师，想学经学。二君却早死，其他人更无经学工夫。罗振玉是文字学、陈援庵是史学、陈寅恪是西方汉学、汤用彤是印度学，熊十力论六经，则学生徐复观牟宗三都要跳出来反对，钱锺书更根本外行。文学，胡适不懂整个主流的东西；鲁迅讲小说而居然不懂戏，谈三国、水浒、西游、红楼都把戏撇开了；王国维说“二重证据”，谈戏曲却只有纸上之考证；钱锺书只知诗，且是唐宋以后之诗，汉魏六朝都不能置喙；《管锥篇》倒确实是管锥蠡测，可惜推崇他的人偏要说它如何如何是大海；徐复观不懂书法，只由庄子和绘画去说中国艺术精神。宗教，更是现代学术开创诸公的短板或盲点，佛道就已经很陌生了，还不要说民间信仰和教派。
后来学术不断分科，毛病越来越严重，还比不上前辈们呢！哲学系不讲文学、史学系不讲哲学。像现在研究魏晋的，大谈老庄玄学、破除礼教，煞有介事，而其实完全没常识。不晓得魏晋是门第社会，最重礼教，是要经学礼法传家的；玄学更不指老庄，只是说一种谈学问的方法，用此方法可以谈经、说史、论人物。研究晚明的人，又动不动就说当时文学深受王阳明影响，情欲大盛。这不搞笑吗？懂不懂一点哲学呀？
专业造成的狭隘，如此可怕，所以我才要提倡通博。略补旧缺失、探索新未来。
非我：你这有点唯知识论。读了许多书的“两脚书橱”书呆子也很多！做学问，书固然要念，见识才是关键。何况谁也不能读尽天下书，你以此英雄欺人，我就不服。在我看，思想的火花，反而常会被堆砌的知识盖住。文学人，重灵机，尤其不必用书本撑肠拄肚，严羽早就说过：诗有别材，非关学也。
我：说得好！说得好！创作当然以才气优先，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不是骗人的。就是严羽也说写诗要多读书、多穷理，方能“极其至”。
做学问，又与创作不同，知识结构尽量不要有缺口、知识上尽量不出错，乃是其基础。如何在此基础上综合提炼之，发挥其见识、驰骋其才华，再看个人之手段。
所以我强调的其实是思想，而非知识。只因现在大家连知识都还常欠缺，故我八十年代起就提倡“文化．文学．美学”综合研究，近年在大陆也出版了《有文化的文学课》《有知识的文学课》等书。强调打开文化视域对理解文学的好处，既要多识草木鸟兽虫鱼，读《兰亭序》和李白、李商隐、李贺、苏东坡也须懂点道教。
非我：可是社会文化终归是文学作品外部的东西。
我：这是“新批评”的偏见，我不以为然。文学研究只分析作品的审美价值吗？审美价值与标准就是社会文化定的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圈，审美标准就不一样；甚至作品是不是文学，也会有不同的认定。
不过，我也不是社会决定论者，所以马派文评非我所喜。我更喜欢讲的，是文学性如何表现、延伸、浸润到社会各领域。也就是说，非以社会文化来定“文”，而是反过来，由“文”来解释社会的性质与文化的内容。《文化符号学》讲的就是这个。由“文字．文学．文化一体化”的角度重新为中国文化定性。
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文”。不但有世上独有的文字体系，文字不再是声音和语言的附庸；而且真文开世界，历史和世界都要由文字开启：以礼文立国、以名教治世、以名学析物、以深察名号辨理、以文字为符籙通鬼神、以文学和书法为最高艺术、以“文”为帝王官员乃至私人的最高謚号。同时，文学还建构着我们的知识系统，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百科全书。《艺文类聚》《渊鉴类函》等无数类书的最大功能，即是帮助人写文章、并用文学解释世界。社会上最优遇文人才子、最羡慕文章魁首状元郎。帝王、僧道、妓女，甚至鬼神都要会做诗，居家也要过一种文人生活。西方的鬼会作诗吗？
所以，不懂骑士，你不可能了解欧洲；不懂武士，你不可能了解日本；不懂文学和文人阶层，又怎么能明白中国传统社会？
非我：我知道你写了《文人阶层史论》等等。但这种“文学社会”消失了呀！五四以后，文学不再统摄包孕整个社会，它只是社会诸多事务之一。早先还可与史、哲、政、经、法、理、工平列，嗣后地位和重要性却越来越低。近来景况尤其堪怜，文学书刊印量销量都在下降，文学议题在公众视域中愈见淡出，文学知识在整个社会中也已无甚影响，大家都在感叹“文学滑坡”了。
我：文学的活力不可能衰竭，只是型态在变！
现在写作及阅读之人口其实也未减少，某些领域还竟有勃兴之势。例如传统文学，大家曾以为它已死绝了，可如今大陆上老干部、新官员，附庸风雅，作诗填词者大有人在，诗刊诗会，不断涌现。还有商界巨子斥资办研究院以助推广。骈文辞赋亦大盛。某山、某水、某城、某景区，皆要找人写赋写铭妆点之。我自己于此更是深有体会。过去写旧体诗、作古文骈文，只是自己玩，以显示一副逆俗的姿态。现在却以此获得不虞之誉，被夸说是文脉未断，还有人来赉金求稿，令人真正体会到文学环境的变化。
网上作品更多，类型写作亦各有圈子，写对联的圈、写玄幻的圈，各自热闹着，与通俗大众文化相扶而长。著名写手亦均为市场宠儿，圈粉无数。
过去我们由社会找原因，说现今都市生活形态、生活节奏、营销制度、政治环境、时尚潮流使得文学渐渐丧失了对人的吸引力；或由媒体的角度看，觉得影视、计算机、网络之发展，强化了图像化思维，文学阅读遂因此魅力不再。可是若注意到上述传统文学回潮、网络文学勃兴、大众通俗文学盛行诸现象，我们就不能说文学真已滑坡。
或许，比较恰当的描述，是五四运动以来所建立的新文学、现代文学体制，已产生了松动或正在瓦解。而整个社会的文学生产与消费却仍在扩大中。
传统文学、大众通俗文学，都是新文学所不认同的东西，不被纳入文学体制中。如今它们生机盎然，现代文学反而生机日蹙，就足征世变。
事实上，晚清本来就是个大众通俗文学兴起之势。由西方引入的报刊，报刊编辑、记者、撰稿人等新文人型态，都与古代迥异。文学作品写给一般大众看，更与从前主要写给文人看不一样。消闲娱乐、八卦扯淡之风遂尔大盛。侦探、武侠、情色小说则占了大宗。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之崛起，其实就趁上了这个势。利用通俗文学之潮流与势力，反对雅文化，谥之为旧文学、死文学。胜利之后才再反戈一击，反对大众通俗文学，谥其为鸳鸯蝴蝶派，而自居纯文学。
此后，现代文学之发展基本上就是两路，一即上述有自居“纯文学”之路，强调爲艺术而艺术、文学独立、表达自我，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又与现代主义亲近。另一路则是所谓杂文学之发展，以鲁迅杂文爲范例，认爲文学仍有具体的政治社会功能。这一路很快总结爲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云云。两者相与倚伏，此起彼落，遂形成九十年来新文学之大体景观。
例如五十年代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较偏于前一路，反对文学之实用性、工具性，重视对人内在意识或自我之探索。七十年代引起现实主义之反击，强调文学之社会使命。大陆则自“延安文艺讲话”以来，文学均与政治社会密切结合，到八十年代才发展现代主义，讲文学主体性、重视文体及自我。
所以在八十年代，大陆大倡现代主义、文学自主性，是有革命意义的。能与当时改革开放之整体社会文化形势相结合，甚至带动社会文化反思，挣脱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之格套。但现在，文学之社会改革意义早已让位给政论时评；而政论时评，却不被文学界视爲文学。因爲“文学”自九十年代以来，又已以纯文学爲范围了。发抒个体自我，追求文学审美本身之价值，远高于关心社会公衆福祉。文学独立等概念，过去虽曾具有社会改革意义，如今却成爲文学关怀现实之局限。
而现代文学之所谓文学性，又有什麽价值呢？新诗之接受度越来越小，小说也越来越不好看。作家虽仍拥其桂冠，弹冠相庆，社会上却早已对之充满怀疑。否则你认爲传统诗词辞赋、武侠小说、历史小说、大衆通俗小说等等爲啥会重新引起人们的审美兴趣？
文学之社会环境也很可注意。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现代文学，其实是一种知识分子文学，故它有既发抒自我又关心公衆福祉的两重性。可是如今知识人阶层一方面分化，一方面弱化，均使此种文学难以发展下去。
分化，讲的是现代教育走知识分化之路，人文与理工早已分裂成两个世界。人文学中，过去以文学做爲基本知识教养，如今也早已易位，政法商企之学生已无文学课程和需求。即使年轻人都想要获得这方面之教养，现代教育体制内的文学教育亦不能满足其需求，以致他们只能由网上或大衆通俗文化领域中去找，进一步形成知识人阶层的分化。
弱化，则指的是知识分子面对政治时局，不再有五四时期、二三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那种担当了。知识分子精神疲弱，故仅能在内在自我意识及形式美感中自娱自赏，对文学之社会环境默然以对。
非我：诶，知识阶层的变化，是个好题目，但我觉得你谈得还不够。知识人分化不能只在知识上说，还有社会结构和生活型态的问题。例如电视剧里的豪门恩怨、商场斗争，一看就知道是没亲历过豪门生活小编剧的遐想。文学人和学者，现在都有在政商科技主流圈子外自说自话或“对塔说相轮”的窘境，被甩在时代生活之外了。
我：是的！知识人不能自外于时代。然而现在这是什么时代呢？
过去，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曾说：二十世纪是个新的时代，因为商人和政党领袖已然衰弱，逐渐崛起的是一个新的、由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匠（technicol intellgentsia）所组成的阶层。以商人、财团和政权结合的统治阶层，民众已不信任；而新阶级又不断成长，硕士博士的比例持续增加。因此，政府已由技术知识工匠占领，成为管理阶层，商业界也出现具专业知识的经理人。
我觉得恰好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商人的力量水银泻地，知识阶层早就被吃掉了。学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学校，特别是公共教育的学校，是知识阶级的养成地。可是办学校是要花钱的。学校经费的来源是政府和财团，亦即所谓之旧阶级。而由旧阶级所豢养的机构，能培养出超越、独立、自主的新阶级及其品格吗？理论上是可能的，然而实际上谁都知道，戛戛乎其难哉！何况，出钱的政府和财团，掌控学校，要求学校承担他们交付的任务、为他们服务，早已成为惯例或“天职”。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焉能孕育出新阶级来？
大学内部，对知识的创造性兴趣，当然尚未灭绝，但媚俗性格越来越明显。以迎合商业体制炒作的时尚、流行、娱乐为开放、为进步；以配合政策及业界需求的论题及研究，来争取资源，越来越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大学的依附性格，比从前更甚。新阶级早已被旧阶级收编，成为金钱阶级的附从者了。
换言之，过去产、官、学鼎立，产与官有时还会听听学者的，想附庸风雅时也仍尊师重学。例如拜在“南师”南怀瑾座下，为其护法；或参加文化培训班，听听课；或赞助文化活动，作为学术后台。现在，他们自己就扮演著文化明星的角色，从背景走向前台。越有钱的企业家，越貌似思想家，对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指手画脚。你还不能耻笑他，因为你说的没人信，他讲，则大家点头称是。
非我：知识分子就毫无办法吗？也不然！因为商人扮演文化明星、讲文化、谈人生，终究只是扮演。且也不是他在说话，而是钱在说。官员也一样，是枪在说话。但伟大导师、民族救星，一但下了台，铜像和嘉言录立刻就会被扫进垃圾堆。一个时代，真能留下、真具有知识意义、真能作为时代指标的，终究还是得由知识分子来。
我：那当然。只不过知识分子就一要拿捏他与官和商的角色关系，二要看准时代问题。
知识人的官商关系，过去强调独立，现在怎么独立？人游走于政学商界，已成常态；政商界人士几乎也都拥有高学历。所以三界随时转换、交叉、交融。学者文化人只能向有价值方面的倾向，而无法切割。反之，他还得利用政与商来达成文化目的。我这些年做点文化产业，介入新城市建设、景区规划等事，也即是如此。独坐书斋，自诩高蹈的时代已过去了，若仍然这样，只会被时代淘汰。
这是就行为方式说，若谈到行事的内容，则还要能认清时代的问题。
这几年，鲁迅的文章已陆续从大陆教科书中撤出了。鲁迅当然了不起，但他关注的问题，例如“礼教吃人”，现在还是问题吗？不，现在没有礼了，所以时代之需是复兴礼乐文明，于是鲁迅打倒礼教的文章便只能被撤掉。但他还没完全过时，因为坏人还太多了，故他的国民性批判仍觉犀利。又如钱穆先生，以中西文化之异同、是非、优劣为其核心问题，现在年轻人哪还问这个？牟宗三先生，纠结于传统文化如何可能开出民主、科学，如今问题也改成了已实践之民主如何完善。
诸如此类。学者常问的，一是永恒的难题，如天、道、性、命等老子孔子佛陀所谈的那些。永不过时，却也非社会之主要关怀。
二是他身处该学门中之问题，“典范”如何破、如何重建。事涉专门，别人插不上嘴，当然也不感兴趣。
三是别的国家或文化传统中的问题。例如现代艺术家常问艺术有无边界、艺术史之终结。这是西方式的问题，除非进到现代艺术语境或其圈子里去，一般人只会觉得是梦呓。
四是从前留下来的问题。传统如何现代啦、儒家是不是帝制的帮凶啦、如何以科学破除迷信啦，许多人仍把这些现代化的问题当成自己的，炮制了无数论文、学位、笔墨官司。但都是时代之外的蝉鸣，兀自聒噪，不知秋凉！
非我：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现在是媒体时代。政、商、学都须以媒体为中介，而媒体却又不是政、商、学之外的另一势力，乃是政、商、学的具体场域，就是它们，但胜于它们。媒体若揭它们的短，政、商、学界基本上都还手无力，常被轻易击垮。
媒体内部也在剧烈竞争着，新媒体看来已渐渐要打垮旧媒体了。然而其实是整个媒体势力空前扩张，新武装和旧军团混搭作战，威力远胜于过去。过去是睡起吃早点看报，去上班，晚上回来吃了饭，开电视看新闻、看连续剧。现在二十四小时都挂在网上，手机不能离身。
这样的时代，现实与虚构交织交融，都是表演，也都是实时体验。人人参与，置身事内。点赞评论捷于即席赋诗，新闻时事胜似小说电影，亦穿插于小说电影之间，因为小说电影的主要播出场地，就是手机、iPhone。上班不须出门，视讯、音频、外卖、人工智能；而银行超商工厂等许多地方更不需人去上班了。同时就也不用出门去K歌、听曲、玩游戏、逛商场，网上什么都有。
这个时代，论文就还须要化身成贴文，贴近读者，与他们的生活相关起来，以供随时摘用、转发、粘贴。
过去的论文，全靠术语、格式、文献堆积起来，饰之以故作高深的迂曲推理、模棱两可的所谓客观姿态。像年轻的医生，炫学，老开贵的、复杂的药，还装腔作势，满口洋文。现在，都得像老中医，几味小药，沁人心脾。否则谁看吶？
学界一些假问题，也渐要卸下它蒙上去骗人的老虎皮。例如心灵修养的所谓毒鸡汤，过去可以风行一时，现在人人反胃，觉得不过是不肯解决问题的阿Q之词。企业管理这类学问，过去夸夸其谈，美式、日式、中式、X、Y、Z式；现在谁不知企业之秘诀只是权钱交易？真正的财务管理、决策模式，既不能说；管理大师便只能从外部分析大形势，或从内心谈修养，禅坐、密宗、阳明学、稻田和夫、第五项修炼。而此类伎俩，今后还能横行？
我们文学人，也当警惕。语言得要更新了，未来必然是传统文言、口语、西式语言语法、当下语言的揉和。题材、内容则不能仍只写我及我所关心的问题，需有市场意识。因为读者反应论、接受理论之后，沟通伦理学、交流语文学必然愈趋重要。
学者，如钱穆先生那一代，只消静坐素书楼，人们遥想其风德，便穆然若有所会。数载才出一著作，以慰后学悬念即可。现在，微博、微信、脸书、公众号、朋友圈、视频讲课、音频说书，吹弹奏唱；还要带人游学、文博导览、会议咨询、论坛发声、联署宣言、主编丛刊。一个人几几乎等于一大媒体公司，而学说还怕没人听。因为分众化严重，信息社会的信息又淹没或稀释了你的言论，逼得你不能不更加努力。
非我：有必要吗？躁动者皆因心不静，不用手机不上网的也大有人在。学者文化人不必赶潮流，也不见得非要站在时代中心，做播音喇叭。你这些年奔波不只万里，建书院、办活动，忙得半死，对做学问不见得是好事。
我：是的，人生不能不面临抉择。孔子也可如庄子般“曳尾于涂泥之中”，可他为什么不呢？那样做，他可能不安或不乐，所以他选择奔波。奔波辛苦，有多少效果也难说，但这样心下舒坦，觉得无愧师友、没浪费了这身学问。故形劳而心逸，心情特别平静，进德修业，跟年轻时相比，自觉反而还有点进境。
再说了，观世音不能只待在南海紫竹林，等人去朝拜她，她还常要化身卖鱼老妪去渡化人。儒家也一样，山不来，你只能走进去。像荀子，一方面要在学界大杀四方，解蔽、非十二子；一方面要跋涉万里，去游说齐秦；还要写赋、写《成相杂辞》。赋向上，是给士大夫读的辞章美文；成相向下，可能是舂杵而歌，也可能是相声说唱，总之是曲艺谣歌，随顺世俗喜乐之方式传播自家见解。我近于他这型态。
非我：你自己高兴，别人也没话说，可是事情仍是要看效果的，你认为社会因你这样就改善了？
我：不是这样说。第一，人如江心之石，哪可能“江流石不转”？以上所说，只是时代变动中人们被动的应机、随缘而已。第二，时代之变，是众缘和合而成，个人在其中，本来就只占一小部分。社会之所以如此，非我一人造成；要改变，当然也非我一人即能使之变。第三，一个人力量虽有限，但学者却也不是没机会的。马克思说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可让社会发生变化，却没想到真正让世界变化的，并不是经济基础，而是他的观念。从东欧到西伯利亚、到日本、到朝鲜、到中国、到东南亚、到南美洲，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各各不同，竟都受其影响，出现社会主义国家。此类事例，古今皆不罕见。有影响一时的，也有孔子佛陀这样影响至今的。或流芳百世，或流毒万里。
因此，谁也不能说个人就不能转动地球。关键是我们的学问具不具有移风易俗、拨动历史进程的潜能。
非我：嘿，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看来你还是想为时代社会下指导棋的。这不能说你笨，只能说你是个好人。学者常被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其实还有暖心肠和冷心肠之分。暖心肠的，像你，要自己好也想让别人好；冷心肠的，像我，就会说独善其身都极难了，哪就能兼善天下？有此奢想，反而常常害事。商鞅、韩非、柏拉图、马克思，原意也都是要治国济世，谁知实践的结果竟然如此。我们纵有热肠，看看这等例子，心也就都冷了。
我：聪明人都发财去了，谁做学问？既做学问，就会有超越的关怀。冷心肠、不过是失败者或失望者妆出来的倔强罢了。被情人打了脸，只好一边摀着，一边说我本来也不想理妳。
所以这跟爱不爱下指导棋无关。若从教人置棋的角度说，则我反而赞成你，要冷起心肠来，莫要教人。
非我：怎么反教育啦？你可是办了大学一所又一所的，还被评为世界华人教育名家，为何心肠忽然冷了？
我：非也，我本来就如此想。孔子说了，天才不用教，太笨的又无法教。孔子是谁教出来的？佛陀又是谁教的？他们固然有老师，但基本是自学，然后才转益多师，三人行必有我师，随时向人请教。所以教育之精义就是反教育，不教，自学。
这是教育的第一原理。
教，是施教者对儿童洗脑，你觉得他该学什麽、该如何学，一股脑地教给他。他不肯学则处罚之，肯学了就嘉奖。这是一般人教小孩子的方法，也是驯兽师的手段，是教禽兽的。
可是教人不能这样。《易经》说了：“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不是我教童子什麽，而是童子想学了，故来求教。跟吃饭一样。父母挖空心思给孩子做饭，满屋子追着跑着喂他，而小家伙并不爱吃，以吃饭为苦差事。只有等他饿了、想吃了，才会求你弄东西给他吃。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礼记．学记》说：“礼有来学，无往教也”，均与此意思相同。后世书院也都这样。
可叹如今之教育只是摁着牛头逼牠喝水，故父师劳而收效寡。既不能啓发其求学之动机，又不理解并尊重其兴趣，结果童子皆怨，视就学为畏途。事实上，孩子不想学，你教什麽都没用，牛头虽被摁着，总不肯喝水。
非我：可是孔子也说因材施教。施教，仍然是要去教的，怎能放任学生不管？
我：施教，是在“童蒙求我”以后。他真想学了，有兴趣、有动力，你就须呼应他，不可敷衍以对。故彖传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教者与学者，在这时须要相应和。
可是你要拿什么去应和他，满足他的需要呢？他是李小龙，你却教他别打了，回去乖乖做数学习题？
要知道，人都是不完美的。相较于庄子、李白、李贺、鸠摩罗什，我们都是智障；相较于盲人的音感、触感，我们也都是音盲、触盲……。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有某些方面的欠缺不足，须要补强。但从另一方面看，也不妨说每个人在某些方面也都各有长处，盲者善听、聋者善视、膑者善用手、无臂者善用脚。我长期关注盲胞，还当过台湾视障协会会长，接触到太多这类例子。曾看过一位无臂小女孩，能用脚洗菜、切肉、煮饭、开锁、梳头、写字等一切事，甚至做十字绣都不用绷圈。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此之谓也。
认识到这一点，在教育上才能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可以随各人之材性而令其各自成就。在对自己这方面，则也可以发展出学习的人生观，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盲者聋者膑者残者尚且有胜于我、可值得我学习之处，还有什么人不能师法、不能请益？
孔子就曾说过，他不是生而知之的人、只是好学习罢了。人的潜能无限，学习才能开发出我们还未开发的潜能。而潜能，常是由自己的缺陷处逼出来的。如禅宗六祖惠能之所以能发展出顿悟说，恰是因为他本来就不识字。不识字，便只能靠心悟，故知得力处适在其缺陷处！
缺陷处尚且可以发展出精彩的成就来，何况长处？此所以世上无不可成就之人、亦即无不可教育、不可学习之人。
这才是因材施教。如今的教育恰好相反，将教育分为一般正常教育与特殊教育（针对智障、视障、听障、行动障碍、情绪障碍、过动儿……）。然后再在一般教育中分出精英贵族教育与一般人之教育；还要再分好学生与坏学生；国家正规教育与私人教育等等。总之，不断切而分之。这是教育吗？
非我：那你是自学的吗？
我：是的！小时，读完一年级，老师就拿了本二年级课本给我，说暑假在家自己看看就好，开学直接升三年级吧。自学之路就这样开始了。入学只是虚应故事，得自己另外找功课做。
初中的功课是打架习武。但没门派、没师父，自己摸索，四处观摩切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自己找医书鍊丹药医治。再不然则去空手道、柔道、拳击馆打打。
上大学后，也有自己订的功课。大一写《庄子注》、大二写《谢宣城诗研究》、大三写《古学微论》、大四写《近代诗家与诗派》。这样每年大主题大规模写作，七八十万字，自己找问题、想答案，维持至今。认真想过的题目不下万个，牵斜勾连，遍及中国文化各个领域。从不跟风、追热点，所以独造有得，自成一格。
学不通、自己想不明白时，则“童蒙求师”，请老师教我、或向朋友讨教。吸星大法，甚是贪婪。近作《龚鹏程述学》就记录了大量我受教于师友的情况，很怀念他们。
非我：是什么动力让你这样？
我：没什么呀，孔子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乐在其中呢！你不让我读、不让我写也不行，会跟你拼命。
非我：那多闷哪，整天写！
我：不，学不只是读书。呼吸有学问、吃饭有学问、起居安乐有学问、山水娱情有学问、人际交往有学问、游艺书画有学问、观剧听曲有学问、怒怼世俗有学问、侠武任气有学问，冥想空玄有学问，渔樵闲话有学问，学问是无处不在的，会心不远，当下即是。生活并快乐着，转俗成真，就是学问，也才是我。看，这都怪你，问的什么题目，结果谈出来好像我是个老学究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