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钱穆在《古史辩》第四册序提出：“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解”，这是对《说文》的解释作进一步的分疏。他又说：“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习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钱穆不取章太炎达名之说，他的六艺说看似近乎类名之儒，但儒并非以六艺教民者，而以六艺为一种职业的训练，以求进身贵族社会。所以，他所说的“流品”，虽然可以说就是傅斯年所说的"职业"，但所以为职业的内容有所不同。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论儒之起源，大抵与上文相同。
1934年胡适作《说儒》一篇，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反响。胡适早在哥伦比亚后期，即曾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对当时学者皆从章太炎而主于九流出于王官的说法，深致不满。他认为，九流出于五官说，“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依据”（《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卷》，591页），认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同上，第591页）。
《说儒》是胡适平生论学文当中特别优美而富于想象力之作。他首先从《礼记·儒行》载孔子“冠章甫之冠”、《墨子·公孟》“公孟子戴章甫”两条材料出发，依据《士冠礼》“章甫，殷道也”，断定最初的儒都是殷的遗民，穿戴殷的旧衣冠，实行殷的古礼。认为被称为儒的这一部分殷人，是从殷的祝宗卜史转化而来，在西周及春秋以治丧相礼为职业。然后他结合《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的古义，认为作为殷遗民的儒，以柔逊为特征，乃由亡国状态所养成。胡适此说很大程度上似由比较文化史获得启发，他认为，与希腊智识分子从奴隶变为罗马战胜者的老师，罗马教士成为北欧野蛮民族征服者的教师类似，殷末的祝宗卜史在西周几百年间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是贵族阶级有用的清客，是新统治阶级的下层，又是自己民族殷礼的保存者和教老师。他从“基督教不抵抗训条出于亡国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引出结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柔逊的遗风，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教师“儒”上，用以解释何以这些保存殷人古礼的人被称为“儒”。
胡适《说儒》发表之后，冯友兰即作商榷，冯说中有几点辩驳颇有力，第一，针对胡适以冠章甫为殷遗民特征之说，冯友兰指出章甫虽起源于殷，但亦为周制所用，故西周春秋人戴章甫之冠，不必与殷有关。正如马褂为满清之便礼服，而亦为民国时便礼服，不能因民国时某人穿着马褂便断定其为怀念满清的遗老。第二，胡适引“公孟子古服”的故事来证明最早的儒者以保守殷文化自任，冯友兰则指出，《墨子》书中这一段故事还有下文，即墨子对公孟子的批评：“墨子曰：子法周而不法夏，非古也。”因此公孟子的古言服是被墨子作为“法周”的现象加以批评的，说明公益于的古言服乃是周言周服。冯友兰肯定儒冠章甫为法周，而从周的孔子与法周的公孟子是不能当做殷的文化遗民的。他还指出：
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儒家与儒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义。儒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的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之一派。儒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职业，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原儒墨》，《中国哲学史》下册）
冯友兰吸收了傅斯年的职业说，认为儒家出于儒，而儒在春秋以前是社会生活的一种职业。关于儒这一职业的内容，他综合了傅斯年的教书说和胡适的相礼说：
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关于这一点，胡先生的见解与我们完全相同。我从前与胡先生所不同者，即是胡先生以为这些专家乃殷商亡国之后“沦为奴虏，散在民间”，我们则以为这些专家乃因贵族政治崩坏之后，以前在官的专家，失其世职，散在民间，或有知识的贵族，因落魄而亦靠其知识生活。这是我们与胡先生主要不同之所在。（同上）
就是说，冯友兰似乎也同意儒来自沦落的祝宗卜史，但是来自西周末年的祝宗卜史，而不是来自殷末的祝宗卜史。冯友兰的说法可以说发展了《汉书·艺文志》和章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说，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不认为王官失守直接散化为诸子，而是认为这是一个“王官一职业一诸子”的过程。反过来说，诸子不是直接出于王官，而是直接出于职业，间接地出于王官。他还说：“后来在儒之中，有不止于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之礼乐制度以理论的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孔子不是儒之创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立者。”
1954年，在胡适写《说儒》的二十年后，钱穆复作《驳胡适之说儒》，开篇乃谓：
余旧撰国学概论，己著墨家得名乃由刑徒劳役取义，而于儒家尚无确估，及著先秦诸子系年，乃知许叔重《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指术艺，术士即娴习六艺之士，而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因知儒墨皆当时社会生活职业一流品，此乃自来论先秦学派者所未道。越数载，胡适之先生有说儒篇，亦以生活职业释儒家，持论与余说大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集》二，373页）
不过，此文与冯友兰文材料、论证虽互有详疏，而其中驳胡之论点，多为冯文中已提出。其较特出者，是指出殷之遗民自有其文化传统，如尚鬼神而长艺术，殷之遗民应以此为遗风，不当以柔逊为遗风。又指出孔子弟子分布以鲁为多，而籍来者特少。他还认为儒以六艺为本业，未闻以相丧为本业。（同上377-378页）
1937年郭沫若尚在日本时，亦曾作《驳说儒》（原题《借问胡适》），后收入《青铜时代》。1942年他又作《论儒家的发生》，后收入《史学论集》。《驳说儒》前面一大部分主要是显示他所具有而胡适所不具有的运用甲骨文资料的能力，但其中有意义的大概只有一条，即“殷代，就连王室都是没有行三年之丧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卷，439页），以反驳胡适以三年之丧为殷礼的说法。郭氏最后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认为称术士为儒，是秦汉以后对儒名的滥用，而古之术士并非素有儒之称，秦以前术士称儒的证据是没有的，巫医自古不称儒，儒本是邹鲁之土缙绅先生的专号，虽在孔子以前已有，但是春秋时代的产物。（见同上书，457页）郭氏的此说对章太炎的达名这儒的说法是一有力的反驳。不过，另一方面，郭氏虽然指出上古术士不称儒，他却承认儒的来源是祝宗卜史，认为春秋时代社会阶层分化，权力重心转移，官职改革，祝史等零落式微，于是产生了儒的职业，这个过程就是儒的职业化，但郭氏此文并未说明儒之职业为何，似乎食客、陪臣、教师都是儒这一职业的内容。这个看法显然吸收傅博斯年、冯友兰的观点，只是，冯友兰仅仅肯定儒之职业来自王官失守，却未肯定一定来自祝史之官。郭氏还认为，儒字之本义的柔，并非指习于服从的柔，而是文诌诌、酸溜溜的柔。他在几年后再写的《论儒家的发生》，实就前文改订而成，故多与前文雷同，惟在结尾处将儒的职业略说的明白，认为“在过去奴隶制时代，诗书礼乐为贵族阶级的专有品”；“过去的上层阶级，其生产能力没有，但却晓得礼乐，开始堕落后，新兴的上层阶级骂他们文诌诌的，没有生产能力，现在以新兴的上层阶级要学礼乐，堕落的上层阶级的人，又被重视了，这就是儒的所以产生”，“儒被重视之后，儒家便成了一种职业”。（同上书历史编三卷，396页）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认为东迁之后，西周文物成了形式的具文和教条，诗书礼乐变为单纯的仪式而无内容，这些教条、仪式需要有一批专门传授者，以备贵族顾问，或给贵族装点门面，于是邹鲁缙绅先生产生了，他们就是以诗书礼乐为职业的儒，早于孔子而存在。春秋末世，政权下移，私肥于公，政出多门，学下私人的运动促成了儒者蜕变为前期儒家思想。（138一140页）这种看法也是一种儒出于职业说，但侯氏并未像冯友兰那样吸取汉儒和清儒的王官失守说，并不主张儒之职业是由王宫失守后散在民间而形成，他认为儒之职业产生于春秋早期社会变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