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文章】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2017(04)作者:丁俊萍 2021-07-12 16:51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19世纪末至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借助中华传统文化传入中国;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马克思主义客观上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冲击;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5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开始有机结合;20世纪50年代末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左”倾错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严重破坏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结合。以史为鉴,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文化自信;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这里的中国实际,既包括现实中国国情,也包括中华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164。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并从中获得有益启示,对于讲清楚中华传统文化自近代以来的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19世纪末至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借助中华传统文化传入中国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585。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创造性运用离不开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离不开积淀了五千年之久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提供的土壤。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正是借助中华传统文化中“大同”“小康”“井田制”“均平富”等概念,通过展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共通之处,走进了中国人的视线。

  由英国人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于1899年在《万国公报》上刊登,该文章首次在中国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并将马克思的学说称为“安民新学”“养民新学”。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1904年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谈到,社会主义“吾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3]392。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宋教仁以及朱执信等在认识和介绍社会主义时,也常常将其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联系。孙中山于1912年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将社会主义的实现与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相联系,指出:“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4]173-174;宋教仁于1906年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中认为,社会主义是“民胞物与之主义”“太平大同主义”,“只以纯粹之人道与天理为要素”[5]52。朱执信在《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解释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豪右和细民。新文化运动时期,《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谈到当时还有人将王安石当作社会主义的发明者,认为社会主义“乃吾国所固有,传自先民,王安石特袭取其偏端而欲实行之耳”,西方若是实行社会主义,“则吾人怀抱数千年之目的,无手段以达之者,或将于此实现矣”[6]348。

  马克思主义虽然在19世纪末期就开始传入中国,但那时的传入是散乱和不系统的,中国儒家的社会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可能有相似之处,但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曾对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评价:“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7]290。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比较系统广泛的传播,则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开始抛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崇拜,转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8]46。总之,五四运动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引入者们虽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想信念在中国进行宣传,但他们使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了初步的认知和了解,拉近了中国民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为此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营造了有利的思想文化环境。

  二、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马克思主义客观上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冲击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8]43。艾思奇在1933年发表的《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谈到,五四运动爆发后,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无产阶级所倡导的唯物思潮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9]66。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从纷然杂陈的诸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在各个领域内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客观上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中封建守旧部分的冲击最为强烈,激起了二者间的对抗与碰撞。

  在思想界、文化界持续不断的论战中,部分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洋文明的破产,因而反对学习与借鉴包含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外来文化。1921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不是像新文化运动一样只是西洋化的兴起。只有以传统文化为根本,建立起一种人生态度,由内而外,才能够“解救中国人现在的痛苦,避免西洋的弊害”[10]538。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时说到:“抹杀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11]603,认为东洋文明最为健全,大力推崇传统文化。针对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瞿秋白于1923年3月发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提出所谓东西文化的区别,只是时间发展上的不同,认为“东方文化派”学者所说的东方文化是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以及中国沦为西方殖民地的产物,已成为“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12]23,只有掌握“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才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12]25。陈独秀于1924年2月在《前锋》上发表《精神生活东方文化》短文,批判梁漱溟的观点,并认为把东方文化当作特别优异的东西,保守着不思改进,实质上就是“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11]542。同年4月,陈独秀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进一步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指出:“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倘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在此外具体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11]604。

  在政界,国共两党的思想交锋日益激烈。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于1925年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小册子,极力发挥和夸大孙中山思想中的某些成分,提出孙中山的学说继承了尧舜至孔孟的仁义道德,是中国从古至今正统思想的延续,企图凭借传统文化来统一思想,反对国共合作。针对于此,共产党人恽代英发表《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驳斥了戴季陶所提出的只有完全遵照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才可以创造文化、进行革命的说法,提出中国文化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这与民族革命的自信力并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民族革命的自信力和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13]209。大革命失败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下令恢复旧道德,并于1934年2月发起了历时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规定“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要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行——‘礼义廉耻’为基准”,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巩固其反动统治。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复古逆流,中国共产党在1934年4月《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中,指出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文化统制”和“新生活运动”是为了打压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转移反帝斗争,使人们“在野蛮的‘礼义廉耻’与反动的孔孟学说束缚下,做亡国顺民与法西斯的牺牲品”[14]322。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强调“以礼义廉耻之提倡为复兴民族之武器”与“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散布失败主义,使广大群众离开民族战争的道路,企图“培养封建的复古的奴隶道德,替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准备顺从的殖民地奴隶”[14]325。

  毛泽东在1940年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一时期的传统文化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这一时期国民党提倡的传统文化实质上是半封建的文化、反动的文化,并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15]695。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尚缺乏区分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理论阐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这也是造成脱离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

  三、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5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开始有机结合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于1937年完成《实践论》《矛盾论》,批判继承了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并树立了如何将西方文化加以中国化的典范。随后,毛泽东又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倡议:“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5]533,强调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以切断历史,否定传统,而应该继承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从而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和目标。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严肃批评“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学风,并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有的态度,“就是不要割断历史”[16]801。1944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西方记者斯坦因“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的疑问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并号召国人要用自己的头脑进行选择,决定哪种学说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音乐、绘画、饮食、中医、小说等为例,表达了既要学习国外的长处,也要重视民族的传统,“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7]83的思想。在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18]334的,“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18]335。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四、20世纪50年代末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左”倾错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严重破坏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党内“左”倾现象逐渐严重,对传统文化展开了过激批判与否定,造成了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政治批判取代学术研究,并一度走入了对待传统文化的理论误区。1958年3月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上作《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批判“言必称三代”、脱离实践的学风,提出学术界不要总是面对古代、背对现代和将来等内容。毛泽东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间接表扬了陈伯达的这篇讲话,认为其具有“破竹之势”。“厚今薄古”论的提出,是为了实现研究传统文化为现实政治服务,但由于该命题的模糊性,导致在传统文化领域出现了对历史文化遗产问题采取粗暴态度、“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黑漆一团”的现象。此外,从1966年6月起,破“四旧”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许多古书文籍、珍贵文物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特别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实行了全盘否定,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另一方面,缺乏用理性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从而导致传统文化中封建思想的复活,个人崇拜盛行。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个人迷信在中国有其滋生和蔓延的土壤,毛泽东在1965年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回答当时国外说中国存在个人迷信时指出:“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19]408,并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会倒台,大概就是因为其没有个人崇拜。再加上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法家的推崇,导致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被当作“封、资、修”打倒的一些封建帝王以法家面目出现,致使个人崇拜盛行,党内民主受到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重大挫折。在这一时期内,传统文化受到了过激的批判与否定,个人崇拜现象严重,这也是“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并持续10年的原因之一。

  五、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结合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当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复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0]358。邓小平在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明确表示,重新恢复百花齐放、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化政策。此外,邓小平还借用《礼记·礼运》中“小康”这一概念来表达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在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1]237。后来邓小平又先后使用“小康状态”“小康的国家”“小康社会”等表达,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新结合开辟了道路。

  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江泽民在1990年5月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中谈到,中国人要正确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分辨出其中的精华和糟粕,使我国几千年来传承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期重获新生。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几千年来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22]278。此外,他还将《易经》中“与时偕行”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命题,并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将传统的道德力量作为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

  随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了科学发展的理念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2006年4月耶鲁大学举行讲演时指出,科学发展观既是在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适应世界未来走向的条件下,又是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在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既塑造了古代的中国,也必将改变当今的中国。此外,胡锦涛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思,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是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根脉,从而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实践联系在了一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二者的结合树立了新的典范。2014年2月,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64。同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也谈到,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弘扬者。只有从历史中走向未来,与本国的文化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够干好现在的事业。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号召全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并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23]。此外,习近平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1]170,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君子喻于义”“与人为善”观念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在一起,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篇章。

  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验和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风雨历程。其中既有二者相互对抗、彼此冲击的低谷,亦有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高潮,可谓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以史为鉴,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条件。毛泽东曾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4]498。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目的,不是对中国旧传统的复归,而是要创造出符合本国情况,具有民族特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二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面旗子。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能够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前提下,创造并不断发展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以史为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发挥好优秀传统文化“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作用,决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前提和理论指导。

  其次,必须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环节。中华传统文化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既有丰富的思想精华,也有一些封建糟粕。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现实的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的“根”与“魂”;另一方面,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既要看到传统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的积极作用,也要注意到传统文化中受历史条件限制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一些陈旧过时的因素,需要予以摒弃或改造。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讲仁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资源的当代价值,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对其进行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创新性转换。

  再次,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品质特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每一个阶段中所取得的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革命实践和历史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取得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其中,这个“当代中国实际”内在地饱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构成的,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必须深入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与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相协调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当代价值。习近平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164。所谓创造性转化,即根据时代背景和特征,对流传至今依然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和过时的表达形式进行改造,将崭新的时代要求和现代化的表达形式注入其中,增添其活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即根据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补充与完善,使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因此,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之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才能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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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珞珈杰出学者

编辑: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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