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思想座谈会

从社会科学视野研究儒学，是儒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和结构的调整

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思想这一会议主题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认可。学者们认为，儒学研究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个热点。但受到西方学科划分的影响，儒学被划分到了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领域，主要是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在致力开拓历史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儒学研究。然而，从历史上看，儒学不是人文学科所能涵盖的。儒学不仅是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更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思想，不是从历史文化传承上来审视儒学，而是贴近经验生活现实变化来看儒学在当下发挥什么作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因而本次会议的选题，可以说是儒学研究范式的大转型，儒学研究结构的大调整。所谓范式的大转型就是从人文学转移到社会科学；所谓结构的大调整就是把它放在社会科学的角度里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突出社会问题与儒学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

程守田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

　　山东始终把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精心谋划，以最大决心、最大力度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努力用好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独特优势，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阐发。本次会议将儒学思想置于广阔的社会科学视域下进行探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极具时代性和创新性。

国承彦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党委书记、副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对高质量办好学术期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此次会议正是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探索如何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办好学术期刊，在更为宏大的格局视野下，践行“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一时代命题，积极探索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孔子研究》将勇担责任使命，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培育儒学研究高端人才，努力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社会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孔子研究》编委会主任

　　从上个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关联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的前50年，这一时期经济学与儒家思想的关联比较紧密，最具代表性的是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这部著作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从生产、分配等要素展开儒家思想的研究，在儒学研究上开创了新的视野。笫二阶段是上世纪40年代，注重儒家思想与法律的关系，最具代表性著作如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以法学为主导对儒家思想进行的研究。第三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后，社会学方法被引入儒学研究，典型的是对马克斯·韦伯理论的解读，重新思考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理论。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法学或社会学的视野研究儒家思想，都应该是儒学研究的重要方面。“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思想”这一命题，不仅体现了《孔子研究》新的办刊理念，也提出了引领儒学研究新的发展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次座谈会体现了当下儒学研究新动向，必将对此后的儒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王学典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孔子研究》主编

　　学术发展不仅仅是学者的推动，学术期刊同样在学术发展的进程当中起到一定积极、主动、活跃和引领的作用。《孔子研究》就是要活跃学术气氛，引领学术潮流。这个座谈会只是一个破题，将来还会连续办这个会议，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教育学等等不同的角度切入。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不仅仅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伦理学，我们以往把儒学当成一个伦理体系，在一段时间内这个理解是正确的，但是儒学的本来面目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而且儒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严格来讲，是完全可以和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并列齐驱的三大社会发展理论之一。儒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是同样带有典范性的完备的社会治理学说。这三大社会发展理论有它根本性的差异。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建立在法治信仰之上；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是建立在高度的政治认同基础之上；而儒学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以德性为中心，所以人们把德性理解为一种伦理学说不是偶然的。以往的儒家学说的这方面功能被遮蔽了，我们要通过会议和刊物等平台把儒家思想中被遮蔽的功能呈现出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儒学、全面的儒学。

政治学是儒学中的“外王”学，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治统”

以政治学的视野研究儒家思想，是本次会议学者集中讨论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政治、法治观、国家治理等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儒学研究者将主要精力完全聚焦到儒家思想中“心”“性”等形上学内容上，而遮蔽了儒家思想中的政治学内容。

贝淡宁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我研究儒家政治哲学，首先是从社群主义那里培养起兴趣的。西方的社群主义特点是反对过分的自由民主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这与儒家思想相通。所以，我就关注儒家思想。但我发现儒学与西方社群主义不一样。第一，儒家很重视家庭；第二，儒家主张“和”，社群主义认为“和”不是一个问题，也分不清楚“和”和“同”；第三，儒家重视怎么培养优秀的领导，把贤能政治与民主结合起来，与社群主义完全不一样。于是，我的研究兴趣就转到贤能政治上来了。我认为领导人的培养，能力很重要，美德也很重要。美德和能力的关系是什么？怎样衡量美德？怎样衡量能力？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儒家思想为领导人的能力和美德的培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君子之道，大同的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等等。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哲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儒家作为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理论，是可以为我们今天提供很好的学术和思想的资源。事实上，南宋之前儒家都是一种政治哲学，一种社会理论。南宋之后，儒家变成纯粹的形上学的理学与心学，儒学的政治理论被理学心学遮蔽了。我们今天要建立的新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恢复南宋以前的儒家政治哲学，回到儒家的人性论以及儒家所推崇的仁政上来。儒家的人性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人性，认为人性是多样、流变、可塑的，是有差异的。所以，从人性角度出发，儒家强调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在所有政治事务上具有同等的权利。儒家也有自由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尊重人的自我选择的。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儒学外王之学与现代政治学的学理接通不存在断裂。儒学本身对社会政治生活干预的能力是可以直贯当下的。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从来不存在断裂问题。所谓的断裂，只是知识分子从国家发展的悲情意识出发，推断出儒学与国家命运相关联的常态反应。晚清以来，中国对于意义世界、义理世界、精神世界甚至灵魂世界的需求远远弱于对坚船利炮的需求，解决国家富强的问题让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精神储备。这样，儒学发展也成为悲情促进下的悲情学术，所以特别强调花果飘零，零根自植。其实儒学从来没有断裂，一直有一个坚韧的发展。学理上的儒学虽然没有断裂，但国家的实践方案确实是冷落了儒学，造成一个对于现代政治儒家对接的实践方案的错位。这就是学理和实践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这就要我们在实践层面落实儒学的外王思想，即制度本身的正当关联何在，制度安排的基本精神应该是怎么样，以及日常生活秩序由谁安排。

孔新峰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儒家思想中讲求“德政”，说明“德”先天就具有政治性，不仅是一个伦理的道德概念，而且是一种圣德大业。《左传》讲人生三不朽，第一就是开山立德，但是这个立德不是道德楷模，按照孔颖达的解释，立德就是创制垂法，博施济众，这是一个政治家的行为。儒家思想中的独特政治文化基因，鲜明体现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天下理想和超越利益政治的义理政治，而“德”在这两个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德”完全可以作为构建中国本位政治理论的原点。儒家思想在构建中国本位政治理论过程中可以起到基石性作用，儒家思想中作为天下治理者的“大人”在“法天德以治天下”方面的表现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任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从社会科学视野观察儒家思想是承接现代性转型压力而衍生的一个应对性命题。钱穆曾对儒学社会科学资源进行深刻反省和提炼，从儒家传统中寻找不同于西方“政体论”范式的“治体论”。中国政治文明的本质是区别于西方法治文明的礼治主义，礼治适用于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内在精神可以用亲亲、尊尊来表达，故其特征表现为内部生发性大于外部组织性。这种“治体论”是中国国家治理传统的珍贵宝藏，大国礼治预示着通向更具生机活力的国家治理道路。

林存光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教授

　　孔子政治哲学根本上是为了解决人类如何共同生活和怎样理解人际关系的问题，儒家不像法家那样把政治单纯理解为统治，而是以人道为基色试图要求统治者把人民当作“人”来对待。孔子以私学教育培养具有道德人格的士人君子，以士人君子作为治国为政的理想主体，而士人君子在政治上的作为就是正己以正人，以仁、礼为价值引领达到化民成俗的成效。孔子继承周公以来的政治思想，提出政治与教育无本质区别，真正的政治是正己以正人，是治国为政者以道德礼教化民成俗的事业。

张广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近代以来在融入西学的过程中，荀子思想因为在广义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潜力而被广泛重视，而礼义是勾画荀子儒学的核心概念。“礼义”其实是“治治”的治理之学。王者之政制是礼义之治的典范，君子通过修治礼义，不仅要给群居的人类带来和平和安全，而且要通过礼义的荣礼体系，建构起人伦的差序，实现“圣者尽伦，王者尽制”的王道政治理想。礼义的核心要义在效法圣王，对既成礼义法度的执行与阐发，要依赖于君子的审慎裁量与推论。在“天下无道”的乱世，相对于道家的伦理虚无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礼义的政治哲学致思于贤贤之伦与尊尊之序有机联系的建构之道。

刘余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

　　《群书治要》一书贯穿着中国传统的“治道”思想，体现了儒家圣贤政治的逻辑规律。儒家政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圣贤政治，儒家圣贤政治的逻辑体系是以道为体，以仁政为用，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为径，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归，其效用自然是家齐、国治、天下平。儒家圣贤政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了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儒学的法治思想与基本理论，在中国当代法治论述中多有讨论，是中国法治传统与思想智慧的重要来源。最典型的当属钱穆对法治思想的论述，钱穆提出中国固有法治论，法治应以“人尽其才”为首要，以“官尽其职”为支撑，以“事尽其理”及“物尽其用”为展开，法律应当宽和并以教化引导为主旨。钱穆先生的法治论述在最激进的时代氛围中发出保守理性之声，对于当时和当代之法治思想和制度的反思和调校具有重要的理性批判意义，也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依法治国起到一定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路向的引导作用。

从“制民之产”到“义利之辨”，儒家思想需要经济学诠释

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儒家思想，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问题。

余治平

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读了《孟子》后，发现《孟子》的文本里边“制民之产”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尝试从法权哲学的角度来阐释恒产和恒心的关系。孟子最早在个体职业、财产与整体社会稳定之间建立逻辑关联。“制民之产”在君王是“发政施仁”的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在民众则是基本人权，包括产业权、财富权。民众只有在拥有产业和财富之后，才能行使自己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税赋的征收应当在生产财富与收取数额之间寻求合理的张力，以不超过民众所能够承受的程度为标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政府，财产权利都不可让渡，否则就意味着出卖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个体自由，随之而来的则是被控制、被支配。对财产权利的伸张，用制度形式保证个体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是“制民之产”的内在要求，也是个体法权概念的必然规定。

孔祥来

浙江科技学院经管学院讲师

　　孔门的“义利之辨”，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学问题。它首先讨论的是社会分工问题；其次，它是对求利行为的肯定而非否定，这种求利模式可以带来“正和”效应，促进经济效率的改进。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义利之辨”本质上是在社会分工的背景下，基于人的欲求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探讨个体如何可以更有效率地实现自身利益的一个议题，它为人们的经济关系提供了一种“合作”博弈的模式，从而大大节省了“非合作”博弈模式下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个体和社会的经济效率。

对儒家思想进行社会学解读，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提供方法

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儒家思想，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提供方法，也开拓了儒学创造性转化的新路径。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儒家核心的概念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关系性，这是一个社会学的提法。梁启超说中国专注人与人的关系，梁漱溟也讲中国社会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等等，都指出关系性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关系”既不是人际关系，也不是角色互动，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对偶生成理论”的人伦。关系性的关键在关系构成。儒家思想的关系构成是对偶性，所有由儒家构成的关系构造里面，一定是对偶的。差异性和匹配性是儒家对偶关系的特质，它们既相互依存又本质不同，基于对偶双方的差异进而找准各自的角色匹配，方能建立稳定有序的关系。从对偶匹配性去重新解释中国人社会行为，会有一个很好的启示。

彭国翔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儒家社会批判传统分为先秦、汉至清和民国以后三个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基础之下儒者以不同身份、通过不同方式表达政治和社会态度。先秦儒家社会批判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儒者以游士的身份通过“议”这种方式进行政治和社会批判；汉至清儒家社会批判的社会基础是帝制，儒者以士大夫的身份通过“谏”这种方式进行政治和社会批判；民国以后儒家社会批判的社会基础是民主共和，儒者以知识人的身份通过“批评”这种方式进行政治和社会批判。三个阶段的社会批判方式各有得失，儒家社会批判应采用恰当的社会批判方式。

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学发展，必须理解经典的真意义

儒家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宽泛的内容，这些为解读儒家思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也增加了把握儒家思想的难度，造成了误解。所以，必须从儒家经典中正本清源。

方朝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无论从什么样的视野探讨儒家思想，首要的问题必须厘清儒家经典所讲的内容。有的儒家经典长期被人们误读，造成曲解经典的情况。研究儒家，必须正本清源。古今学者特别是朱子以来，皆以“中庸”为《中庸》一书之宗旨，详加考察，《中庸》一书的主旨并非中庸，而是修身立德。《中庸》一书可根据内容划分成四部分，各部分内容不断递进，并呈现出以修身为本，以圣德、至德为归的思想线索。朱熹赋予“中”以无限崇高的地位，把《中庸》的主旨理解为“中庸”，错误地解读了经典的本义，误导了后世学人。

程奇立

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儒学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必须从儒家经典中寻找答案。儒家经典是“六经”。“六经皆礼”这一命题虽然并非古已有之，是现代学者根据“礼”在六经中的地位概括、提炼出来的，但这一命题渊源有自，许多学者从多方位、多视角对这一命题的相关内容进行过论证。古今许多学者实际上从多方位、多视角对这一命题的相关内容进行过论证。六经皆源于礼；六经以礼为旨归，六经的内容均有礼贯通其中。“礼”不是指“礼”之文或“礼”之仪，而是指“礼”之义，即具有“礼”之意义的礼法、制度等。这样，“礼”就具备了社会科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