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韩两国建交三十周年，加强儒学人文交流，日前，第九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采用线下线上结合的形式在中国济南与韩国安东两地同步成功举办。

　　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袁红英：“中韩儒学交流大会”是中韩人文交流重大项目之一，九年间大会围绕不同议题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研讨与广泛交流。这一平台业已成为中韩两国建交30年来人文交流不断走向深化的有力见证、经典注脚和生动缩影。回首过往，中韩两国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都曾长期以儒家文化为国家文化主干；瞻望未来，儒家文化作为两国共同拥有的思想资源宝藏，将是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独具特色的“东亚智慧”和“东亚方案”的重要基础。在中韩建交30周年的新的发展起点上，袁红英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进一步共享资源，拓展儒家文化研究开发范围。将传统典籍文化、思想文化之外的更多文化内容发掘整理出来。第二要进一步共育人才，增强儒家文化传承创新能力。中韩双方应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相关领域研究与教育合作，打造跨国跨地区的优质人才队伍。第三要进一步共享思路，提升儒家文化传承发展能级。双方应全方位深度合作，走向更加科学、现代的文化传承发展“集约模式”，寻得科技手段、传播工具、经济杠杆和产权意识等领域的新“赋能”。

　　本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以“中韩儒家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为主题，共进行了四场学术交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曲阜师范大学、曾子研究院、山东社会科学院、韩国国立安东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韩国西江大学、韩国庆尚大学、韩国高丽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中韩两国儒学研究专家围绕大会主题与个人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入而广泛的交流探讨，在以下三个方面发表了创新性的学术观点。

　　一、“儒家文化”问题的认识分析与理论建构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 涂可国：

　　当下许多研究经常将“儒学”混同为“儒家文化”。实际上儒家文化属于上位概念，它内在地包含儒学。根据文化的内在结构，儒家文化具有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层次分别。在当前学界研究基础上，儒家文化的未来研究有八大发展方向：

　　一、从整体性角度把儒学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考察儒家文化的历史流变，分析儒家文化在传统中华文化大格局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及其何以进行对外传播的历史过程与机制。

　　二、从类型学角度阐释儒家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形态的丰富的互动关系。

　　三、探讨儒家文化在近现代以来受到内外文化冲击下的遭遇、困局和转型。

　　四、关注新的文化背景下不同时期儒家人物建构的新型儒家文化命题。

　　五、站在当代文化发展的角度估价儒学的文化作用与意义。

　　六、关注儒学对当代价值观的融贯、整合功能。

　　七、对儒学文化遗存的阐发。

　　八、对儒家文化图像的关注与研讨。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王钧林 :

　　对于“儒家文化”从其定位、定义与功用角度进行了阐释。

　　儒家文化是基于儒学的发展、普及和教化而形成的社会成员的一般意识、观念以及风俗、礼教等文化现象的总和。儒学、儒家文化、儒家文明三大概念之间构成了上行兼容的关系。儒家文化包括了儒学，儒家文明包括了儒学和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不断扩张是量的扩充，而没有形式的改变。儒学是儒家文化居于基础和核心地位的一部分，在现实的社会功用中，儒家文化不仅没有取代“儒学”，而是环绕着儒学，在其自身范围内坚持以儒学为基石、为轴心、为旗帜发挥其人文化成天下之功用。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林宏星：

　　以“传统：继承还是打造”为题，将思考指向了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如何认识“传统”与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对待“传统”的重要基本问题。

　　我们丰厚的“传统”在本质上是打造出来的，而非继承出来的；是批判和超越出来的，而非保存和呵护出来的；是建构出来的，而非凝聚出来的。只有恰当的方法，才能使哲学能够针对现实问题发言，而能够针对现实问题发言，才能使得中国哲学传统真正丰茂起来，而新的哲学本身即是“传统”的一部分。

　　韩国西江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 郑仁在：

　　通过对于中国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儒学与儒家文化的特征进行了精炼而准确的概述，进一步提出，不同时代的儒学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吸收了许多原本并不属于儒学的东西。

　　当代的我们可以将儒学区分为本质与变质两大分支。通过批判变质儒学，以阳明学立场出发在当今的市民社会中还原儒学的本质价值，讨论儒学的现代意义。相对于《大学》原始的“八条目”，郑仁在教授更强调在“齐家”和“治国”之间，应当加入有创造和谐社会意义的“和社”，以更具针对性的姿态适应与解决工业时代以来产生的现代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韩星：

　　强调“仁”在儒家文化与当代世界和谐共处的重要价值。

　　避免文明冲突的基本途径是文明对话，可以通过阐发儒家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以“文明对话”代替“文明冲突”。“仁”作为儒家思想体系核心之核心，具有本元性、本始性、普遍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道理，也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和最高境界。实现仁道的基本途径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是求仁之道，是儒家一贯之道。“仁道”的基本含义是“仁爱”，可以成为不同文明对话的价值基础。“天下归仁”既是“仁”这一核心价值同心圆推衍的结果，也是儒家仁道逻辑演进的旨归，更是儒家仁爱之道的社会理想。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彭彦华：

　　山东作为中国人的“圣地”，其齐鲁文化对东北亚展现出强劲的文化辐射力。

　　历史上中国与朝、日交往，山东半岛实为主要的往来通道和大陆桥，以此为纽带的文化交流为儒学在东北亚的传播，特别是公元七世纪以后的朝鲜、日本兴起尊孔崇圣之风，形成东北亚儒家文化圈做出了特殊贡献。回顾齐鲁文化、儒家文明从中国传入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能够给予我们当下对于东北亚文化圈的文化交流、文明传承问题诸多启示。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 王曰美：

　　从礼俗文化的角度细致分析中韩两国传统文化上的亲密联结。

　　儒学起源于中国，而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便是韩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禁忌文化等渐趋融合，并在朝鲜半岛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礼俗文化，在韩国主要体现为尊孔重教、重视生活礼仪、重视家族伦理三大方面。

　　二、比较视域下的先秦诸子儒家文化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 路德斌：

　　抓住孟、荀“性善”“性恶”二分的经典学术史问题展开论述，其指出孟荀的人性论之争并非是“人性善恶”之争，实则是一场由“人之所以为人者”之命名而引发的名实、概念之争。

　　在命名过程中，孟子通过“性命之辨”而对传统的“性”概念进行了改造：传统“性”概念所涵括的内容如耳目口腹之欲等被其完全剥离而统归于“命”这一概念之下，而“性”则被其专用于指称“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但荀子的应对与此不同，一方面，他严格谨守“约定俗成”的原则，非常自觉地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性”这一概念；另一方面，对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因为传统中并无相应的“旧名”“善名”可用而“有作于新名”，命名为“伪”。因此孟荀之争，实则是一场同名异实、同实异名的论争。

　　韩国公州大学伦理教育系助理教授 李致亿：

　　针对孟子的礼学提出了富有创新性与时代性的现代继承方案。

　　孟子认为礼源于“不忍人之心”。所以除作为维持社会秩序所需的人为规范的特点外，礼还是出自人的本性的自然动作。而作为本性之“礼”具有四个特点：它的心理基础是“辞让之心”；礼的实践是自觉行为，而非他律的或是强迫的；虽然在细节上礼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性，但其根本精神上具备普遍性；实行基于本性之礼会带来心灵平静。为了消除对礼的消极观念，在全球化及多元文化时代确立正确的礼文化，李致亿强调超越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之用的传统礼的观念，应当建立礼是出自本性的“性善”观念。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研究员 魏衍华：

　　通过对于《孟子》的细致分疏总结了孟子思想中的国家生存之道。

　　通过与诸侯之间的问对、对不同实际施政问题的问诊把脉，孟子系统阐释了他的国家治理思想。“仁政”是其中的核心与灵魂。无论是战国时期的大国或是小国，孟子都希望他们能从此前尧、舜、禹、汤、文王等圣王的国家治理之道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思想智慧，做到与民同乐、保民而王。而《孟子》中的国家生存之道，是以解决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生存困惑为鹄的，重建“先王之道”运行下的理想社会秩序的思想，来源于战国社会、服务于战国社会，同时又引领着战国社会走向的底层逻辑。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曾振宇：

　　结合王阳明对于墨家没有建立道德形上学的批评分析了先秦墨家思想由“天本论”到“义本论”的转向。

　　《墨子》一书囊括了前期墨家和后期墨家的思想，墨子（前期墨家）建构了以上天信仰为核心的“天本论”，天是社会政权存在合法性的本源，也是“兼爱”、“尚贤”等主张存在正当性的最高依据。但是，这是一种原始宗教意义上的本体宇宙论，而不是哲学义的本体论。后期墨家另辟蹊径建构了哲学义的“义本论”。“仁义内在”“贵义”“义政”“利民”等主张的表述，表明后期墨家正逐步与儒家思想汇通，道德形上学已经建立。墨家从“天本论”到“义本论”的大转向，凸显了诸子百家经过数百年相互驳难之后文化融合与汇通的大趋势。

　　三、儒家文化的典型案例研究

　　韩国安东大学东洋哲学系教授 郑宗模：

　　通过明代心学代表人物湛若水与韩国大儒李退溪二者之间天理观及心物关系的对照，总结了中韩儒学尤其心学上的思想共通点。

　　通过展示天理观与存在论在同时要求“诚敬”之修养论上的相似之处，揭示了甘泉心学与退溪心学之间存在的极大的可比较空间。

　　韩国安东大学退溪学研究所所长 全圣健：

　　从“空间型内容”的视角出发对于李退溪所筑陶山书堂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重点关注了陶山书堂的历史发展直至当下的保护状态，以及在此李退溪如何将其教育哲学与客观空间相互融合。以此为案例，对于我们当今将历史儒教文化资源转化为活态教育内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 刘云超：

　　以宋代承上启下的理学大家罗从彦为研究对象指出罗从彦的思想中有三大核心命题：静处观心，躬行尽性与知其所止。

　　三个命题相互衔接，彰显了罗氏内圣外王之学的基本面貌。而这三方面的基本立足点同样对于当代人学习儒学、修养自身能够起到提纲挈领的功效。

　　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硏究所研究员 尹锡皓：

　　以其所研究调查的韩国全南康津郡明发堂为典型案例，极为翔实地对于明发堂及其周边相关空间载体、相关历史人物家族的发展脉络以及明发堂作为文化遗迹的价值进行了介绍。

　　历史文献与资料图片的互证对照、富于情感温度的讲述，共同使得与会者对于这样一系身体力行儒学、传承儒家学说的乡村儒教知识分子家族产生了精神的共鸣。

　　韩国国立庆尚大学庆南文化研究院传统文化资源中心主任 咸泳大：

　　通过《看羊录》一书的相关研究与翻译问题还原了一生颠沛的韩国儒者睡隐姜沆的精神历程与重要贡献。

　　《看羊录》作为姜沆的代表作，是其对于祖国的主要历史贡献，同时也是其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爱国爱族精神的结晶。通过对《看羊录》相关学术史的梳理，亦能够管窥韩国儒学研究史的相关重要侧面。

　　韩国高丽大学校哲学系讲师 金东镇：

　　以韩国国旗太极旗与易学的相关关系为研究对象，并对于太极旗在当代韩国面对的一些质疑做出了相关驳论。

　　通过分析指出，目前使用的太极旗并不存在“画错”的问题，其本身准确地反映了易学本身的义理与阴阳关系，同时是兼具了审美性、简洁性的理想太极旗图案。

　　第九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是山东省庆祝中韩建交三十周年活动月十大活动之一。本届大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中韩两国近邻友谊的实践见证、文化交流融通的成果结晶，其研究成果对于未来双方文化文明对话的进一步深入展开，对于由传统儒家文化中汲取面向未来时代的智慧有着重要的贡献与促进意义。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传召）